放下身段的广州亚运会:让运动会为城市服务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19日 18:22 中国新闻周刊

  豪华世博之后,如何把国人的目光转移到仅在亚洲范围的洲际运动会,广州市以1226亿元投资和一场盛大隆重的开幕式敲响了第一声锣。三年间经历了奥运会、世博会的中国或许对成功举办一场亚洲运动会已经信心十足,但是以地方之力,如何将一场如此大的活动办成真正有利于城市的发展、有利于市民,对于中国及它的主办方广州都依然是十分陌生的难题。

  显然,地处首都之外,加上广州的务实性格,让这场由地方首次举办的亚洲运动会,和20年前的北京亚运比,有了重新思考如何与城市建设结合的底气和时机。此次广州亚运会的许多决策,在政府主导之外,部分地容纳了公众的意见。这或许可看成是公民社会的影子,它尚不清晰,但这个亚运,城市和它的政府更加亲和。

  广州:让亚运为城市让步?

  这是国际综合性运动会第一次离开中国首都,而在中国内地一个省会城市举行。一贯务实为先的广州对亚运的打造标准是“希望亚运遗产能让全体市民享用”。

  本刊记者/唐磊 万佳欢(发自广州)

  筹备6年的广州亚运会赛程正酣,但组织工作依然状况不断:工作人员把记者拦在场外、同个地点的志愿者指路的方向完全不一样、工作人员不断混进赛场看台……

  第一次迎来“大考”的广州依然“混乱”,但是从筹备到亚运会开幕,亚组委确实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中进步。

  从筹办赛事、建场馆到制定各项配套政策,广州一直在用自己惯有的务实策略来应对第一次被“下放”到地方的国际综合性大型运动会。

  第一次由地方筹办洲际性大型运动会

  1000万元,广州亚组委上报2000多万元的帆船器材预算足足被砍掉一半。“预算要买的缆绳连起来足以绕地球好几圈了。”张清半开玩笑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而同时,亚组委预算中要买的6艘贵宾船也被他减了一半。

  先后参加过5届亚运会和6届奥运会的张清是广州亚组委竞赛部的特聘专家,他的主要任务是给亚运会的核心工作——竞赛部分提意见、出主意。

  在他看来,预算水分大的主要原因是没经验。此前,中国大陆已有多次举办大型赛事的经验,这种浪费或者不经意的铺张早该杜绝。

  1990年8月初,张清曾有北京亚运会组委会的工作经历。一开始,他的工作是“填补空白”——当时的亚组委对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及各路贵宾的接待考虑周详,但对各国代表团运动员、教练员的接待存在疏漏。

  开赛前半个月,张清带领38名联络官在内的577名联络人员进驻北京亚运村,负责对各国代表团“服务”,他们的服务对象包括来自38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余人。

  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一年的政治风波后,有国家开始抵制北京亚运,原定在北京举行的多个洲际赛事都改期举行,时任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甚至建议更换亚运会举办地点。虽然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断努力,北京亚运重新赢得信任,但在改革开放之初,北京举办亚运会的很多工作仍是被要求为“政治第一、政治挂帅”,一切都要提高到政治高度。

  领导要求张清的团队进入亚运村后,把各国代表团的某些敏感问题和政治问题及时收集上报,这也是当时团队最重要的任务。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很多国家希望亚奥理事会剥夺伊拉克参加北京亚运会的权力。当时伊拉克足球队正在中国访问,恰逢亚运村开村,伊拉克奥委会希望足球队进村入住。可是伊拉克进村后,亚奥理事会如果禁止伊参赛,该如何是好?这让亚组委非常为难。

  经过协商,亚组委说服伊拉克继续留住石家庄。一周后,亚奥理事会投票禁止伊拉克参加北京亚运会,伊拉克足球队也被送回国。

  这是张清当时印象最深的、与政治有关的亚运会工作。此后,他发现自己的工作和角色逐步向“服务员”转变了,“我们慢慢开始管理各国代表团的吃喝拉撒睡,照料他们看病、购物等日常生活,”张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至于之前“记录敏感问题”的任务早已无从执行,完全被服务工作取代。

  “当年印象比较深的一点是安保人员,工作特别认真,却常常用怀疑的目光斜眼看人。”已退休的新华社高级编辑王俊璞这样回忆北京亚运会的印象。在这位经历多次大型运动会的新闻人看来,“安保人员应该先把与会者当朋友,像在家里迎接客人一样,把警惕、严肃交给无情的安检门和检测仪,而将微笑写在脸上。”

  “广州(亚运)应该比北京(亚运)更宽松自由、更人性化,”张清说。20年后,作为广州亚组委特聘专家,他曾建议广州的亚运氛围不要搞得太紧张,比如把外圈的安保做好,在亚运村内,一个武警都不应该出现,不要让大家感觉到压抑。

  在经历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一些大型国际赛事后,中国已是“过来人”,亚运会在社会和许多民众看来已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这也是国际综合性运动会第一次离开首都,在中国内地其他城市举行。

  而广州也把这次“地方主场”的元素发挥到了极致。“闭幕式的名称是‘把你的歌声留下’,艺术形式是以广场式的歌剧为表演元素的,我们安排了9首亚洲各国典型的、大家耳闻熟详的歌曲,用独唱、领唱、伴奏、舞蹈等形式展现出亚洲大家庭愉快的场面。”广州亚组委庆典和文化活动部副部长宁肖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闭幕式里面也会有岭南元素的体现,9首歌曲中,第一首歌就是广州童谣《月光光》。”

  “月光光,秀才郎”,这首有多个版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和开幕式演绎的《落雨大》同为珠三角地区传唱最广的两首童谣,前者讲的是广州农村生活,后者描述了老城区的雨景。

  从象征“羊城”的广州亚运会标志到开幕式的文艺演出,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届亚洲运动会姓广名州。

  不和北京奥运比

  “下面欢迎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教练陈一雄,队员陈一冰……”男子体操团体决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亚运城体育综合馆媒体运行经理陈晓萍向在场的记者介绍。

  中国体操队男队教练组组长陈雄听到这个错误的名字介绍后笑着摇了摇头,队员们一起看向陈晓萍。记者开始嘀咕名字报错,英文翻译看气氛不对,直接翻成“陈先生”。

  当陈晓萍再次报错陈雄名字时,有人开始大声纠正。陈雄双手交叉在胸前,靠到椅背上,也不愿将错就错,直截了当地说“对不起,我的名字叫陈雄。”场下报以一片掌声。

  主持人在比赛首日的低级失误显得极为引人注目。

  地方举办大型赛事,最缺乏的是有经验的人才。北京能够出色地举办奥运会,跟赛事各环节工作人员经过多年多次实战考验分不开。而广州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国际大型赛事的举办经验。

  广州亚组委曾派出工作人员入驻北京奥运会观摩学习,但据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大部分人被安排在具体的工作岗位,缺少统筹策划层面的学习,对宏观的筹办方案不熟悉,以至于回到广州后,无法较好组织支撑起某个环节的全面性工作。

  在奥运会的筹办中,每届组委会都有义务通过国际奥委会、向下一届奥运组委会提供他们的运行知识、经验和信息,即“知识转让”,确保每届赛事都能得到前人的指导。北京奥组委就曾向国际奥委会提供了两张光盘,里面涵盖了一整套赛事筹备、举办的理论指导和战略方案。

  而亚运会并没有这样的参照程序,仅有纲要性的赛事指南,“亚奥理事会的这套标准相比于国际奥委会,严谨严密的程度都弱一些。组委会要按照指南做,同时也需要一种摸索,根据城市特点探索创造。”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亚运会开幕头两天恰逢周末,而很多赛场的看台并没有多少观众,固然有赛事项目、水平及预赛阶段等诸多原因,但作为一届洲际综合性运动会,广州2010年10月8日(开赛前一个月)才最终定下赛程,售票自然受到影响。

  广州亚组委也得到了国家各部门的协助,但受重视程度远逊于北京奥运会。在亚运会的核心工作环节——竞赛组织中,国家体育总局下辖的各运动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都被任命到广州协助,但各中心都要同时准备各种单项比赛、冬训等工作,精力有限。

  高标准的北京奥运会成功之后,无形中成为很多赛事举办的标杆,就连全国运动会也难以幸免。

  “广州亚运会的运行方案、场馆管理及组委会的整体框架等方面都参照北京奥运的经验进行,但在学习北京的过程中,亚组委发现有很多不容易学的地方。其实北京的标准太高,任何国家、任何城市都很难复制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组委会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坦承。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之下,广州还是拉到了49家赞助,赞助金额是多哈亚运会的5倍,创下历届亚运之最,但要与北京奥运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北京奥运建立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亚组委在进行各项服务、策划时,都会参照这个标杆来鼓励自己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但许瑞生很清楚两者并不是一回事,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的特点是按照自己的特色去做,无论场馆的建设、开闭幕式还是组委会的组织,都在寻找自己的特色。广州亚组委一直按照我们的承诺在做,不需要盲目去拔高我们的承诺。”

  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也曾在一次亚运各单位召开的电话会议上强调:要根据广州的实际情况,把问题解决了为主,这是根本的根本。

  “只要把比赛办成,这就是实际。”广州亚组委竞赛部特聘专家张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给各个场馆发出的指令是:降低标准。只要不影响办赛就行;不要攀比,达不到北京那个规范就不要去达到。”

  例如,北京在奥运会开赛前一年就建成了所有场馆,而根据实际情况,广州允许场馆在开赛前完工即可。

  亚运会开幕前4天,由于公交系统不堪重负,广州市政府停止了“免费公交”的政策,社会反映褒贬不一。从亚运筹备到举办,广州市政府、亚组委的每一个举动都会面对民众、媒体的公开评价,这也是北京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时没有过的情况。

  “组委会在用一种创新的精神做出自己的亮点,市政府也一直用坦诚、宽容、负责的态度面对所有的问题。”许瑞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让“亚运”为城市服务

  广州根据亚运会惯例,没让火炬进行全亚洲传递,而是通过旅行社组织境外游的市民担任亚运志愿信使,向旅行目的地民众宣传亚运。这让广州节省了不少财力、精力。

  此外,广州的务实更多地体现在场馆及亚运城的选址建设上。许多综合性运动会的比赛场馆、运动员村、媒体村都相对集中,而广州亚运会广州赛区的53个比赛场馆却有些“夸张”地分散在12个区市之中。

  距离广州市中心约30多公里的广州番禺亚运城是一个全新开发的住宅群,分布着运动员村、媒体村、主新闻中心、技术官员村,几乎所有的运动员、媒体人员都住在这里,而在它附近只有体育综合馆和沙滩排球场两个场馆。

  不论运动员还是记者,每天都要乘坐亚组委提供的班车往返于各个赛场,其中最近的场馆离亚运城半个多小时,更多时候班车要开50分钟到一个多小时。不同运动场之前的车程也多在半小时以上。

  亚运城的选址原来有两套方案,一是靠近原有的广州奥林匹克中心区域,这是一个被广泛认为最容易实施的方案,因为这里有一批第九届全国运动会的场馆群,地处城市中心,离总共拥有15个亚运场馆的天河体育中心和奥体中心也不远。

  但最终广州市仍选择了第二套方案——番禺的莲花山下。“这是希望亚运遗产能让全体市民享用。”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广州要通过亚运场馆的规划布局,改善城市的空间,根据广州“南拓”的发展战略,亚运城将成为南部很重要的社区。”

  “不停地奔波,永远都在路上”是住在亚运城的运动员和记者给人的最深印象。随着亚运赛事展开,赛程越来越密集,几乎每次遇见代表团成员或是记者,许瑞生都会听到大家疲于奔命的“抱怨”。许瑞生只能不断跟大家解释:这样做都是为了广州以后好。

  在53个亚运会比赛场馆中,广州只新建了12个场馆,这些新馆都依照解决广州体育设施均衡问题而选址建设。其他场馆则是九运会、六运会和全国大运会留下的,虽然小,但足以应付亚运所需。

  马术、射击赛场被分别建在路途更远的从化市和增城市。政府的盘算是,“可能会为两地新形态的旅游业或是新型的产业形式带来一些质的变化。”许瑞生说。

  为了更便捷地到达分散的各亚运场馆,广州市着重完善轨道交通,现有80%的场馆与轨道交通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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