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军:以社会的视角重新发现城市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7月23日 11:51 西咸新区管委会

  1. 中国的城市化要从社会建设入手

  《21世纪》:在我看来,我们的城市之所以已经显现和将要显现一系列问题和危机,其根本性原因在于,对城市发展有着决定性话语权的人还没有想清楚城市到底是谁的城市,也不知道我们要建设一座什么样的城市。所以,我对西咸新区提出的“理想城市,理想社会”很感兴趣,前者曾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一次城市发展思潮的主题,后者则意味着从社会学乃至政治学意义上对城市作出理解。

  王军:我们将西咸新区的实践概括为两个“理想”: 理想城市,理想社会,这两个理想是分不开的。过去我们讲城市化更多的是讲建设理想城市:城市怎么建、怎么规划,包括城市的交通、人口、产业等规划是否合理。现在我们提出一个观点:从社会建设的角度看,城市化实践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口迁徙,城市是人类社会变迁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城市是社会有机体,不能仅从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说当代中国人实现了一个伟大的奇迹就是中国完成了人类社会最伟大的人口迁徙。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化率由20%左右变成现在的50%左右,接下来的目标是达到70%左右,70%是什么概念?从改革开放开始算起,要完成十亿人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所以,在我看来,这么多年中国政府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领导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现在中央提出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在21世纪前五十年的重大的课题。城镇化道路要与社会发展统一,新型城市建设要与社会建设统一,中国的城市化要从社会建设入手。我们把“理想城市”放在前面,因为理想社会目标更高,理想城市相对而言更容易指标化一点。

  《21世纪》:如果从人口迁徙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化,应该很自然的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城市化首先是人的城市化,但我们之前的城市化,更多是在产业集聚和工业发展为目的的发展路径基础上实现的城市化。而且,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城市中所面临的问题,在来时的路上已经发生。

  王军:我将中国过去城市化方式主要分为二种:企业化方式、园区化方式。

  “一五”、“二五”期间的企业化方式,就是先生产、后生活,就是先把生产线建起来,围绕生产线建设小区,从而建设子弟学校、合作社,城市就这样发展起来了。西安就是“一五”、“二五”期间国家建设的重点城市之一,为什么前些年浐灞河这么脏?就是因为把纺织厂、军工厂沿着河建了起来,为什么放在浐灞河呢?因为可以多快好省的建设城市,污水直接排入河流,从而减少很多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中国人用15年左右时间把一大批城市的架子搭起来了,形成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但是,这带来了巨大问题,第一个就是污染的问题,同时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我将第二种方式概括为园区模式。如果说第一条道路是以企业发展为主导的模式,那第二条道路就是以产业发展主导的模式,以西安为例,市委市政府定的主导产业,南郊高新技术,东南郊旅游产业、浐灞金融区等等。从全国来看,都这样,长三角、珠三角城市都是依托大大小小的园区发展起来的。园区模式考虑了产业链的关系,集约生产,迅速地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最大的缺点“城市病”:城市无限扩展,摊大饼,交通拥堵带来效率低下。北京和西安的这种问题尤为突出——城市结构不合理,两三百米一个红绿灯,加上汽车无限制的发展,垃圾围城生态危机等等一系列的城市病。

  更重要的是社会病,城乡断裂、差距拉大,城市兴起的背景却是农村的衰败。本来我们是希望城市带乡,但是变成了城市吸乡,城市变成了黑洞,吸走了农村的劳动力、资金和资源,少得可怜的钱都被吸到了城市,农村老太太卖猪娃、鸡蛋的钱都放在信用社,但是这些钱都用来倒腾房地产了,这就造成了农业和农村的衰败,仅仅靠科技来解决粮食问题。

  2. 新的城市一定要有边界

  《21世纪》:应该说,您所谓“园区模式”的城市化道路,更多的发生在一些基于开发区所形成的新城,但我们看到的局面是,基于传统城区的发展而来的城市,也同样遭遇困境。其中让我们费解并深刻困扰我们的是,尽管大家都认为“摊大饼”不是好的城市发展方向,但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热衷于“摊大饼”,为什么会这样?

  王军:你注意到了吗,与“摊大饼”同时发生的是什么?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和回馈越来越少,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等等。要找原因,这就是三个透支:透支环境红利,透支人口红利,透支土地红利。

  一是环境红利的透支,就是说在园区模式下,都是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城市化,这种情况下以经济利益最大化,往往带来透支环境红利,在对环境的注意上面,包括治污排污的重视不够,比如沿城市边缘发展都是借用原来城市基本的基础设施。污水处理厂利用原来的,增量部分往往透支环境很多。

  二是人口红利的透支。我们的人口红利最大的时期就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年,50后、60后、70后这些刚好成为劳动力,支撑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50后、60后、70后这代人家里一般有两三个孩子,到城市去打工,这些人跟“一五”和“二五”时期的不一样:“一五”“二五”时期是招工,而这三十年是打工,过去叫参加工作,这是进城打工,含义是不一样的,那时是农民变成工人,是“永久牌”的城里人,这打工一族是临时城里人。

  现在80后主要是独生子女,人口红利吃完了。现在的80后的工作条件要好于他们的父辈,但是他们的想法与父辈们每年打工可以带回去几百元,盖几间房子,为自己的儿女遮风挡雨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现在信息化时代,农村孩子跟城市孩子接受的信息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感觉无望——自己创造出来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别人的,他们以观望的态度看待这个城市,虽然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前辈的要好,但是感觉自己对于城市是他者,没有希望。这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是透支人口红利的后果,而事实上,80后这代打工者不可能再去种地了,农村的生产比较效益太低了,他们也没有种地的技能和准备。

  还有一个透支就是土地红利。我们眼看着城市一圈圈往外扩张,国际上倡导的无非是组团城市、带状城市、花园城市,没有一个是摊大饼模式,难道我们的规划师和市长不懂吗?实际上这个结局不是规划师、也不是市长的问题,而是发展模式的问题,园区发展模式是一种一直在透支土地红利的发展模式。

  所有的城市都在城市的边缘发展,为什么呢?成本更低,效益更高,比如修到二环了,沿着城市的边缘画一个圈,就是开发区,起步区是5平方公里、3平方公里等,但是起步区的建设中央、地方财政并没有给钱,钱从哪来?就是土地的预期效益,提前透支土地的预期红利。然后做概念、讲故事,就这样以预期效益换开发资金。

  问题是,这5平方公里开发出来后,必须开发这20平方公里,要不钱从哪来,但要开发这20平方公里,怎么办?同理,得弄40平方公里的规划,这就叫扩区,所有的开发区都经过这个扩区的阶段,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个。所以我开发20平方公里就得以40平方公里的土地来预期,这种击鼓传花的方式就迫使我们必须往前做,做完这40平方公里就得做80平方公里,不如此就不会持续,所以城市只能是越摊越大,无论是小城市还是中等城市这几年都变大了几倍,所有的城市都为各种“城市病”所困扰。

  这三个透支已经使得我们的发展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必须叫停了——无序扩张总得有个头啊!这就是我们说的新的城市一定得有边界、并且用法律来固定下来。(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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