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主编董耀会评说《中国长城志》有古今并重、著述性、求同存异三大特色。出版《中国长城志》对长城研究领域，对文化领域，对方志领域都是有贡献的。
十年的风风雨雨，十年中我过了60岁了，我们中的朱筱新等先生相继离开了，非常怀念他们。《中国长城志》在这十年中确实经历了很多事情。
中国有修志的传统，但是长城这么一个伟大的工程恰恰从来没有修过完整的志书。河北省和北京市为北京市和河北省修过省志，但是那些省志仅仅是长城的文物遗存，我们修的志书不仅是为文物做的志，而是为中国的长城，为中国的文化做的一部志书。
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历史文明，长城起的作用是什么？站在今天文明的视角，我们如何看待长城文明对中华文明作的贡献，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这需要做研究，我们在做《中国长城志》时，做了很多这样的研究。在《中国长城志》里，我们全面阐述了长城的文化价值。
《中国长城志》有三大特色。第一点，古今并重。从修志的专业角度来说，大家都知道修志的传统都是重今略古，志书大都是要续修的，修志的重点是记述当下的情况。因为是长城的首次修志，所以我们不可能把古的那一部分略过，因此我们在《中国长城志》中要求古今并重。古，我们进行了认真的梳理，第一次对长城的历史和文化进行透彻地梳理。今，长城的建筑遗存，长城的建筑图纸等这些今天的情况，今人的解读，我们也非常重视。这是古今并重。
第二点，我们强调《中国长城志》的著述性。通常，大家对志书的理解都是记录性，重点在“志”，是资料的存续，以便让读者去查阅。这使得学界普遍认为方志的学术地位不够高。现在，方志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提高志书的著述性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共识。我们在十年前就强调提高志书的著述性，这在方志界中走到了前面。著述性不是把相关的资料堆在一起，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后，把我们的观点，我们对长城的解读，我们的研究成果，用著述形式表达出来。当然，我们仍然保留了非常高的史料价值，我们的《文献》卷完全是资的料性。因此，著述性是《中国长城志》很大一个特色，不但是《中国长城志》一个特色，这是在全国各级方志当中也是著述性最强的一套志书。北京的文史馆、方志馆的专家看到《中国长城志》后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称这正是他们在找的路径，增加地方志的著述性的路径，你们的这套书做得太好了，值得好好总结。这是第二大特色。
第三大特色，求同存异。求“同”，求什么同。我们开了多少次研讨会，仅仅是梳理长城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就开了很多次研讨会。在讨论中，不同的专家学者，都希望要把自己对长城的认识写出来。现在讲文化自信，自信从哪儿来，长城就是文化自信的基石。通过所有的作者团队、核心专家的研讨，深入挖掘，明辨了主旨，即长城与我们国家民族的价值认识，以此求“同”，形成高度统一。在大同的前提下存异。不同的历史研究成果，在没有新的考古结论出来之前，新的断代之前，我们把不同的认识都摆到这儿，只要说清楚那些认识的依据是什么，但我们不要求全书中的结论必须是定死的。我们希望，把不同的观点和不同观点的依据在《中国长城志》中都保存下来，给后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新的阶梯，再往前走。可能在若干年之后我们修订会有新的成果出现，修订时就会把新的成果再补进去。这是第三大特色，求同存异。
这三大特色，一个是古今并重，一个是著述性，第三个就是求同存异。我想我们认真地好好总结，把这样的做法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对长城研究领域，对文化领域，对方志领域都是有贡献的。
我想说说后面。在考虑出版《中国长城志》时，陈海燕总也好、黎雪总也好，策划设计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盘子。不仅仅是要做一套《中国长城志》，不仅仅是拍一部长城纪录片，实际上是要把长城的品牌持续做下去，要有很多的衍生的文化产品出来。当时是想做《中国长城志》时就想把这一步开展好，但是由于精力所限，也不敢太分心。尽管如此，但是也出了一些成果，包括在十几个国家做的展览，也出版了几部与长城相关的书。但是我们为长城学奠基，为长城文化奠基的理想，在《中国长城志》出来后，我特别希望凤凰传媒集团再按照当时既定思路，进一步挖掘相关产品，让长城品牌走得更远、走得更长。
《中国长城志》2200万字，十二卷书，是非常大的文献，放在图书馆里备查，但是它使用不方便。是不是出一套简志，200万字的简字，10本、12本32开的简志，更方便大家使用。整个长城404个县，现在有两个合并成区以后是502个县，每一个县出一本长城书，比如《抚宁长城》、《山海关长城》。假如这502个长城放在一起，图文并茂，是何等的规模。现在国家也有这些资料，国家组织的长城的调查质量非常高，而且大家都在想做文化，我们就应该延续既往的思路，把过去的东西拢起来，扛起长城这杆大旗，挖掘资源，更好地把长城文化弘扬开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中国长城志》的基础上，希望能走得更远、走得更高。《中国长城志》不是我们的结束，是我们往上走新的一步的开始。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
稿件来源： 长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