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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分析】昆明发改委“艳门照”
   本期重点评析了昆明市的一起突发性负面舆情事件——发改委“艳照门”舆情事件。监测数据显示,舆情事件给昆明市的城市置妥当。没达到化劣势为优势,化负面为正面的效果…… [详细]
  事件发展脉络与舆情态势演化>> 微博舆情特征分析>>
  政府应对舆情事件的效果分析>>
政府舆情应对三点策略性参考
  针对昆明市“艳照门”事件,本次报告就政府危机公关提出三点策略性建议:1、主动放低姿态,积极平等对话;2、相关部门协同,专职部门应对;3、 精确把握舆情,从容有效应对。[详细]
《舆情影响力报告》简介
  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舆情热点事件,而其中有些事件与城市形象密切相关。这些事件的发生,对城市形象产生着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新浪城市频道联合环球舆情调查中心推出《舆情影响力》,将筛选近期的热点事件,并监测分析这些事件在网络新闻、论坛、微博等媒介平台上的传播广度、深度和好评度,进行多维度测评,计算每个舆情事件对城市形象的正负面的贡献度,并排出座次。
  此报告内容仅供参考。
  监测分析:环球舆情调查中心

  负面事件引发的舆情对城市形象必然有伤害,但并非完全没有正功能,倘若政府应对得当,仍可以对城市形象具有某种正面贡献。通过环球舆情的评测发现,8月份的五起事件中,只有常州对出租房分色管理事件对城市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得分仅为2.1;其余均获得了极低的负面分值。
  指标说明:
(1)热点舆情事件对城市形象的贡献度主要考虑主流媒体新闻报道量和新闻舆论态度正负面差值,及新浪微博平台的相关发帖数量和微博舆论态度正负面的差值等因素,并赋以不同权重,计算出最终数值。舆情事件对城市形象的贡献度分值范围为-100%≤F≤100%,正值为舆情事件对城市形象的正面贡献,正值越大,正面贡献度越大,反之亦反。
(2)舆情持续时段为事件舆情发端至基本平息。连续四天以上,新闻报道量少于10篇,微博发布量低于30篇,即视为该事件舆情基本平息。
(3)数据采集日期为2011年9月4日。
   当地政府应对舆情事件的能力普遍较低,评测得分均在60分以下(满分100)。云南曲靖市采取了主动的应对措施,在响应速度、响应手段和舆情介入上都做得相对较好,取得了较高分值,但新闻立场与网民态度的分值较低,表明政府还没有得到很多舆论支持,舆情应对效果尚不显著。陕西榆林市在各个指标上的分值都相对最低,表明其舆情应对能力相当不足,或因尚欠缺舆情意识,应引起为戒。
  指标说明:
(1)响应速度:衡量指标为事件发生后到相关政府部门第一次主动向媒体发布信息或采取应对舆情事件行动的时间距离;
(2)响应手段:衡量指标有政府部门利用新媒体(如微博)发布信息、被动接受记者采访、主动接受记者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召开新闻发布会(不回答记者提问)次数等;
(3)舆情介入:衡量指标为政府部门针对舆情事件向外界传达的声音以及采取的行动在新闻和微博里出现的比重。
(4)新闻立场/微博态度:衡量指标为新闻支持度/微博支持度。政府针对舆情事件向外界传达的声音以及采取的行动是否得到新闻或微博的支持,表示支持态度的比重即新闻支持度/微博支持度。
(5)应对能力:60≤总分≤100为蓝色,50≤总分<60为黄色,40≤总分<50为橙色,0≤总分<40为红色。


   本期研究重点评析了昆明市的一起突发性负面舆情事件——发改委“艳照门”舆情事件。监测数据显示,舆情事件对城市形象的贡献分为-98.2分,意味着事件给昆明市的城市形象带来了恶劣影响;昆明市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得分仅38.5分,意味着昆明市政府在面对此次舆情事件时,未能处置妥当。事件发端时,昆明市政府匆忙应对,表态前后矛盾,显得手忙脚乱;舆情危机爆发后,昆明市政府虽做出了一些应对举措,但远没达到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化负面为正面的效果。
 
   1. 事件突然发生,政府部门手忙脚乱
  7月31日,一条题为“捡到U盘,疑似昆明发改委官员艳照视频,请纪委收货”的帖子在彩龙论坛以及全国各大网站疯传。面对突发舆情事件,昆明市政府相关部门匆忙应对,显得手忙脚乱。(上图)为昆明市政府相关部门匆忙应对“艳照门”舆情事件流程图。
   8月1-5日是昆明市相关政府部门应对该舆情事件的“矛盾纠结期”,即各方说法和表态相互矛盾;8月6-8日是“暂时沉默期”,即这段时间内政府停止向外发布信息;8月9-13日是“事件结案期”,即这段时间内此案件得到侦破以及涉案官员受到处罚。此后舆情热度逐渐下降。
  2.舆情出现两度关注高峰,信息量呈“M”走势
  整体来看,随着事件的演变,舆情关注度存在两个明显波峰,呈现“M”形走势;负面舆情比例持续偏高,在第二个关注度高峰时,负面态度略有下降,表明政府的应对举措收获了微弱的效果,但后期负面态度又缓缓上扬。
   “M”形态即出现两个舆论传播高峰。新闻报道量和新浪微博(注:后文简称微博)发布量变化走势基本吻合。第一个是8月4日前后,昆明市政府相关部门对此事说法自相矛盾,助长了舆论气势。第二个是8月11日前后,此事最终定案,舆情关注度达新高。
  从新闻关注量看,第二个高峰高于第一个,而微博关注量恰好相反(如图4所示)。这说明经过10天的反复折腾,微博网友稍微失去关注该事件的耐心。
   3.负面态度占据舆情主导,态度变化呈现三个阶段
  定案前、中与后期新闻舆情态度稍有波动。就新闻舆情态度而言,定案前期(8月1-8日),由于该事件本身的丑陋,加上政府应对失当,负面舆情持续走高;定案中期(8月9-14日),由于案件被侦破,涉案官员被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并移交公安机关处置,此时负面舆情比重略有下降,中性舆情上升,但正面舆情无起色;定案后期(8月15-26日),针对该事件的讨论仍不绝于耳,负面舆情有上扬趋势。
  整体来看,舆情态度呈现明显的三阶段,负面态度比重回升意味着政府处置此次舆情事件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博负面舆情走势也出现上述三个阶段的轻微波动,走势状态近似新闻,但负面舆情比重高于新闻。如(图8)所示:
  4.当地政府被长时间的舆情压力所困扰
  舆情事件过程中,昆明市政府两度面临较长时间的舆情压力。舆情压力与舆情信息量、舆情负面态度两个因素密切相关。
   在8月4日前后,政府为应对舆情向媒体发出了一些声音也采取了一些行动。此时舆情量暴增,但舆情对政府言行持消极态度的比重居高不下,政府面临相当大的舆情压力。
   8月9-13日为定案时期,其间舆论关注量很大,负面态度略有降低但所占比重仍然较高,政府再度面临较大舆情压力。如(图9、图10)所示。

 
    1. 加V用户发表的言论占微博总量的1/4,态度则相对谨慎
  针对此次舆情事件,微博认证(加V)用户发布的言论占微博信息总量的24%。由于他们的粉丝数、微博评论量、转发量均远超于比例占76%的未认证用户,因此其身份构成、舆论态度等特征均不容忽视。
   微博认证用户发布舆情事件有关信息时,其态度比未认证用户谨慎,这表现在信息的中性态度占比明显较高,负面态度占比明显较低。如下图所示,认证用户负面态度比重为71%,而未认证用户高达94%;前者的中性态度达29%,而后者只有5%。 (如上图)
  2. 职业特征影响关注焦点,企业管理者痛恨“政府反腐不力”
  不同职业的微博网友对该事件的侧重关注点存在明显的差异。(如上图)
   实业企业经理人对“政府反腐不力”最反感,该观点占比达41%;
  政府部门及其人员、新闻单位及其工作者的观点较集中于质疑事件中存在的各种“谜团”,两者占比均为32%;
  法律工作者和文化从业者分别比较在意事件“当事人所受处罚过轻”(29%)和“官场某些官员的生活淫乱”(29%)。

   3.“宣传部长”成为“意见领袖”,但影响力逊于媒体
  说明:关注此事件的意见领袖选取需满足该两个条件之一:1、粉丝量达100万以上;2、有转发或评论1000次以上的帖子。
   监测发现,9个意见领袖均为认证用户,其中8个为媒体单位官方微博,1个为政府官员(云南红河州州委常委、宣传部长)。
  作为此次舆情事件的“意见领袖”中唯一一个人用户,也是云南当地政府宣传部门官员用户的微博“伍皓红河微语”,其粉丝量虽高居第三位,但发帖数量、评论总量、转发总量却相对较低,意味着其传播与影响力度逊于媒体。

  4.大城市、男性的关注度更高,云南负面态度更强烈
  针对此次舆情事件,监测显示,来自京、粤、沪、滇、苏五地的微博量最多,量的占比依次为14%、12%、10%、9%和7%。
  舆情态度分析显示,云南当地微博网友更厌恶“艳照门”。他们的负面态度高于其他地区的网友,前者为89%,后者为80%。

  5. 结案后网民继续追究政府撒谎与欺骗民意
  事件“尘埃落定”是指13日前后,案件被公安机关侦破,涉案官员成某得到法律、党内以及行政处置。
  在此之后,微博网民对该事件的观点聚焦于以下几类:政府撒谎,欺骗民意(34%),袒护当事人,处罚过轻(23%),官场某些官员生活淫乱(16%),质疑各种“谜团”(15%),政府反腐不力(9%)。网友责怪“政府撒谎,欺骗民意”的观点的比重最高,说明网友最在意这一点。
 
   1.被动处置舆情,使政府陷入疲于应付局面
  政府应对舆情事件的方式,主动优于被动,有提问的记者招待会优于一言堂的新闻发布会,新媒体(如微博)的应对方式不可忽视,而言更胜于行。
  在该事件中,昆明市政府应对舆情方式,得是警方与纪委、监察局较快地采取了实际行动,使案件侦破、涉案官员得到处置;失是应对舆情的方式被动多于主动,且说法前后不一、自相矛盾。
   应对舆情的昆明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有发改委、公安局、市委宣传部、市纪委和监察局等部门,其中发改委和公安局是应对该事件舆情的主要部门。
  可圈可点的是昆明市公安局利用官网和官方微博共5次向公众发布有关事件的信息,这些信息成为媒体重要的新闻来源,而发改委更多地是被动接受新闻记者的“询问”。
   市委宣传部仅“露脸”1次,被动接受采访时曰“不知道、不了解此事。”(8月4日《法制晚报》)市纪委、监察局没有向媒体发声,只是采取了立案调查和处罚涉案官员的行动。

  2.缺少沟通与协调,说法矛盾助长舆情质疑
  在应对舆情事件时,昆明市政府前后矛盾,导致舆论哗然。自相矛盾的问题主要是艳照中男主角是不是发改委某官员、甚至该委有没有此人,以及艳照是不是人工合成、前期警方是不是对艳照进行过技术鉴定、事发时警方是不是接到发改委的报案、警方是不是说过该照系人工合成等等。
   在8月1-4日之间,新闻量持续上涨;在8月1日,微博量较大,但2日出现回落,紧接着,3日出现较大回升,4日达到整个事件过程中日关注量最高峰。从此过程看,政府对舆情事件前后矛盾的表态助长舆情气焰。

  3. 方式欠妥,致舆情介入度越高,效果越差
  政府言行新闻舆情介入度为88%,但获得新闻舆情的积极响应度仅12%,而消极和中立态度分别占53%和35%。这说明,从总体看,政府应对舆情的言行并没有获得新闻报道的积极回应。
   政府言行微博舆情介入度为77%,低于新闻舆情介入度,而获得微博舆情的积极响应度仅2%,消极和中立态度分别占73%和25%(如上图所示)。这说明,微博网友对政府言行的态度比新闻更苛刻,政府言行几乎没有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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