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二代农民工样本调查:相对收入远不如父辈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07日 10:45 东方早报
杭州二代农民工样本调查:相对收入远不如父辈
今年春节后各地出现招工难问题,不少厂家的招工广告推出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务工者。 CFP 资料

  连日来,有关涨薪的话题持续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早报今起将刊发“薪调查”系列报道,聚焦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新生代工薪阶层的收入与生活,他们既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推动者,也将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基所在。

  早报记者 仇锋平 发自杭州  

  23岁的管星星准备打“退堂鼓”了,父母也同意他去学驾驶,好回老家陕西宝鸡开货车,这比在杭州当流水线工人“强”。

  2008年到杭州打工前,管星星在老家中专毕业,学的是“模具与钳工”。两年多来,他一直在洗衣机厂做工,工厂效益不错,收入也稳定,但1500元月薪仅够花销,基本没有盈余。从今年开始,“回老家”的想法不断地冒出来,“这个行业,工资不可能大幅增加,我总不能两手空空,到30岁后才考虑这个问题吧?”

  初夏的傍晚,太阳的余晖洒进位于下沙的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一路398号——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生活区。刚下班的工人走进园区大门,擦肩而过的是较早下班,已换好便装准备外出的工人,站在门口等着“拼的”。

  他们基本与同住该处的管星星一样,属“二代农民工”。与父辈相比,他们更向往城市的现代、繁华,但收入却高不过城市生活的门槛——正如他们目前所处的位置:有宽阔的道路直通市区,却处在城市的边缘。

  “并非企业不愿意增加工资,但以现有标准为基础,浙江很多微利企业给工人加100元月薪还能承受,要是加500元,很多就要倒闭。”昨天,浙江省劳动保障科研院院长陈诗达告诉早报记者,相比上一代农民工打工之初,二代农民工的绝对收入倍增,但相对收入却在减少。

  一对父子:汪树福、汪少林

  相对收入不如父辈当年

  工资“月光”是常有的事

  跟父辈不同,二代农民工属于发展、享受型,“父辈打工时要是没地方住,可能就在地上打铺盖,二代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48岁的江西上饶人汪树福感叹:8年了,儿子的工资已经是自己打工之初的几倍,可连养活自己都吃力。

  2002年,已是两个孩子父亲的汪树福走出老家的山村,到杭州为承包室内装修工程的妹夫做木工,希望通过几年辛苦赚钱回家,把造房子欠的1万元还了。

  汪家有5亩水田,每亩产稻谷约700斤,当年的谷价30元/担出头,全家务农年收入1000多元。汪树福19岁开始学木匠,农闲时给别人做家具、帮忙造房子,还能有1000多元。但凭3000元左右的年收入没法还债,何况还要负担子女每学期500多元的学费和其他生活费。

  最初,汪树福在杭州做木工的薪酬是25元/天。大半年后他不干了——活太少,前后只有近80天有活可干,只赚了近2000元,他那间约13平方米的小房子租金就要220元/月。为省钱,很多时候一餐只吃1元的拌面。

  2003年春节后,汪树福通过职介中心找到现在的工作,给一家主营展览的广告公司做木匠,35元/天,没有合同,没有社保,更没有保底工资。最初公司业务不多,汪树福便在家装公司兼职做木匠,但活也不多,两份工加起来月收入才500多元,根本不够开销,第一个月便向妹妹借了100元,“我年纪大了,生活已经很节俭,但城市生活还是容不得存钱,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钱花哪儿了。”之后,公司业务拓展,他成了技术骨干,工资加到现在的120元/天,还有1800元保底工资,家人也陆续来杭州打工、团聚。但他表示,2008年前的6年,一家人还是没存下钱,只是还了1万元欠款。

  2006年,儿子汪少林初中毕业后也来杭州打工,经过职校学习、车间学徒,2008年夏天在一家家用燃气表厂找到第一份工作。因为有电路等基础知识,很快由流水线上的焊接工转为质检员,月薪从800多元涨到1100元,每天还有7元餐贴,有合同、社保;第二年又被提拔为小组长,月薪涨到1500元;没多久又调整到2000元,餐贴提高到20元/天,“但至今也没存下钱。”

  汪少林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到杭州便跟父母住在郊区,每月660元房租、数百元伙食费由父母负担,家里还有电脑,不用去网吧花钱。但除了工资向父母上缴一部分,月月还是没有剩的。若不跟父母同住,就会像同厂其他小伙一样——这些一线操作工月薪1500元,13平方米的房间每月租金、水电费约400元,每餐7元,还不时到小馆子聚餐,每次100-200元。出租房里除了床和柜子,一般连电视都没有,就靠上网聊天、网游度日,而网游一般要付费。如此下来,很多人每月还要家里接济。“按这样的消费,在杭州月薪只有达到2000元才行。”汪少林说。

  “二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主流,他们工资‘月光’是常有的事情。”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人士说。这家公司是大型劳务派遣公司,有劳动力14万人,仅在其总部——位于下沙的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便有4万人,其中七成是二代农民工。

  多年研究浙江农民工现状的浙江省就业局办公室主任任建军表示,跟父辈不同,二代农民工属于发展、享受型,“父辈打工时要是没地方住,可能就在地上打铺盖,二代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几天,汪树福正在杭州市第二人力资源市场找兼职,想利用最近稍空的工期多赚点钱。他原计划买辆小三轮卖水果,因家里太挤、没地方停作罢。他感叹,在杭州打工最初几年没能存下钱,“不是不节省,城市生活开支实在太大。”他举例,自己现在日工资120元,是初到杭州时的4倍多,但生活成本也在涨:猪肉从3.5元/斤涨到8.5元/斤,最高时13元;蔬菜价格也涨了好几倍。10年前,一餐饭只要吃碗1元的拌面,现在每次买菜都要20-30元。

  “目前二代农民工的相对收入远不如父辈打工之初。”浙江省劳动保障科研院院长陈诗达表示,国民收入的主体由居民、企业、政府组成,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这三部分的比例约为56∶18∶24,目前则为37∶30∶33,居民相对收入降低了19%,而国际一般水平是政府、企业所得之和不超过一半。同时,中国制造企业一线操作工的收入增幅又普遍低于GDP增幅、资本利润率增幅,“即便是杭州这样操作工薪酬较高的地区,近年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增幅也低于GDP增速。”

  统计显示,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规模和效益逐年增加的情况下,一线工人的平均收入现在也只有1000元上下。“根本原因在于,一线员工没有分享到企业发展的成果,收入分配很不合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调节仲裁司司长宋绢说。

  一对朋友:黄春红、谭芳芳

  生活向城里人看齐

  月薪上涨反而入不敷出

  在杭州几年后,生活也开始向城里人看齐,每月花200-300元买衣服,200-300元买化妆品;还不时与工友K歌,算上晚饭钱,一天开销肯定超过100元。

  比起父辈,二代农民工更向往城市生活,希望融入城市。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现有近600家工厂,近200家的规模在千人以上,是当地制造企业聚集地。去年,光是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登记招聘的岗位数就有近17万个。2006年起,山东姑娘黄春红便在杭州一家工厂打工,从一线操作工被提拔为组长,但奇怪的是:4年间月薪从1400多元涨到2500元,但每月盈余却从最初的1000元趋向于零。

  她表示,刚到杭州打工时周围都是陌生人,休息天基本不出门,每餐都在食堂,住宿又是单位安排,每月开支仅400-500元。两三年后有了朋友圈子,休息时常结伴而出,物质要求也明显提高:同样是食堂饭,每餐标准已经从3-4元提高到7-8元;买牛仔裤,最初只选40-50元的,现在一般在100元左右,“在城市生活,大家都这个标准,你就不愿穿得太差。”

  23岁的谭芳芳也来自山东,也是2006年到下沙打工,至今已在几家不同企业的流水线间跳过槽,但说起存钱却有同样的感受。最初,她的月工资是1500-1600元,扣除房租、餐饮等开支能存600-700元,但去年月薪涨到2100元后反而存不下了。“关键是开销大了。”她说,在杭州几年后,生活也开始向往城里人看齐,每月花200-300元买衣服,200-300元买化妆品,还不时与工友K歌,AA制,算上晚饭钱,一天开销肯定超过100元。

  “锦阳人力”在下沙有个生活区,住着公司派遣的7000多名工人,生活配套设施齐全,有食堂、网吧、提款机、超市。据相关负责人周星驰介绍,每月发工资时,提款机前总是排着队,超市的生意也特别好,但大半个月后,就会出现工人在食堂只买份1.5元的蔬菜下饭甚至吃白米饭的现象,“二代农民工花钱缺少计划性”。

  据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负责人凌海介绍,以下沙的制造业工人为例,其收入一般由最低工资标准、加班工资、奖金构成,近几年的年增幅在10%左右,扣除社保等须缴费用后,到手的约1700-1800元。按下沙的普通消费标准,食宿便要占去一半,而对二代农民工而言,娱乐、物质享受性的消费是大头。

  现在,汪树福已打定主意:等儿女生了小孩就带着孙辈回老家。他坦承,自己在杭州8年多,至今没有1位当地朋友,“本地人看不起我们打工的。”他说,公司有位男业务员,是本地人,工资比他低,但除了交代工作,从不主动跟他和其他农民工说话。更重要的是,杭州的房价令他一辈子不敢奢想安家,“按我们全家的收入,无论如何买不起。”虽然他很清楚,只要买套100万元以上的房子就能在杭州入户,即便失业也能像杭州人那样享受救济。

  但是,他那能报出杭州市区每条马路路名的儿子汪少林根本没想过“回家”这个问题。上个月,因为不满工厂领导“看不起外地操作工”,也为了找收入更高的工作,他辞了职。虽然也会为下一份工作迷茫,但汪少林从未考虑过回老家,他甚至想过创业,“最高目标”是在杭州买房入户。

  “老家比起下沙来就落后10年,更不用说杭州市区了。”谭芳芳称,2008年初,她曾在父母催促下短暂辞职回家3个月,经介绍进了一家肉联厂工作,只干了1天就辞职,“车间都是难闻的鸡肉味,工作环境没法和杭州比。”她也为回家恐惧——在老家,像她24岁的年龄,只能嫁人,然后带小孩,“可我根本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不过,由于原先LED芯片厂的工作太累,1天12个小时还要倒班,她也辞了职,正在下沙人力市场找工作。谭芳芳已经有了也在当地打工的男友,梦想是能和男友在杭州买房、安家。       

  “如果进来的是年轻人,我说的第一句话会是‘8小时工作制’;年纪大的,就说‘薪酬可观’。”在杭州下沙人力资源市场,“腾飞职介”的小张告诉早报记者,这是她的“技巧”。目前虽是制造企业招工的小旺季,但人更难招,所以要注重方法。而根据经验,年轻人注重工作时限,不太愿从事太累的工作;年纪大的看重收入,只要收入高,再累也愿意。

  新华社晒富士康员工工资单

  加班136小时月薪2149.5元  请看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时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 

  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小时!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5044名富士康员工的抽查显示,72.5%的员工超时加班,人均月超时加班28.01小时。 

  据新华社电  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年销售额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在深圳地区的年出口额占深圳出口总额的20%,中国大陆员工总人数80多万…… 

  富士康无疑是一家现代化的企业。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这一切为何没能给员工带来他们所期盼的幸福和快乐。 

  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下,深圳富士康集团员工坠楼事件所引发的震动,已远远超越了事件本身。 

  过低的员工成本 Vs 超时加班的劳动 

  从流水线上取电脑主板——扫描商标——装进静电袋——贴上标签——最后重新放入流水线,忙的时候,一分钟至少要装7个——这是21岁的富士康员工鄢远江8小时工作的全部内容。 

  不加班挣钱没有资本,超时加班没时间放松——微薄的薪酬常常使员工陷入两难。记者在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采访发现,超时加班并不罕见。 

  “不到1000元的底薪想维持生活都难,我必须加班!”在苏州华硕电子厂工作了一年的朱洪英说,“持续加班,我有时嘴里含着饭就睡着了。” 

  富士康飞速发展始于1996年。

  ——8亿元,40亿元,400亿元,4000亿元……他们创造的销售纪录不断刷新; 

  富士康员工的工资水平却一直“低飞”在当地最低工资线的边缘。

  ——310元!600元!900元!他们的工资增长“步履艰难”。 

  “以前8小时加工6000个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资,现在要做到9000个才行。”在深圳一家日资电子企业打工的李燕说。 

  拼命加班直接造成员工的高流动性。深圳市工会副主席王同信介绍,深圳富士康45万员工中,工作5年的员工只有2万左右,而工作不到半年的员工高达22万,每年员工流失率达35%以上,这意味着富士康几乎每3年就要完全换一批人。 

  “如果企业的业绩始终建立在员工超负荷且丧失尊严的劳动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将贬损殆尽,发展将不可持续。”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     

  融入城市的渴求 Vs 被疏离的窘困 

  在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化,劳动力已经基本完成了一次代际替换,“80后”员工成为主体,“90后”员工大规模涌入。新生代农民工构成了富士康财富创造的主体。 

  和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心怀梦想,希望通过劳动获得更多报酬,希望尽快在城市立足,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同。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富士康事件”中的自杀者,全部是这一群体中的成员。 

  悲剧,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不是因为“生存理由”而进城,而是将进城看作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

  精神特点上,第一代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而第二代农民工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追求平等,崇尚个性。 

  产业分布上,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强度较高的产业;第二代农民工则分布在制造业、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 

  就业结构上,第一代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亦工亦农,进城能打工,回乡能种地;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城市。 

  然而,当他们怀揣梦想投身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又使他们的心中升起重重矛盾与困惑。 

  ——他们发现,除了每天在机器旁边劳动外,城市,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位置。“我们不停地加班、再加班。”在东莞一家日资企业打工的19岁农民工这样陈述她的感受,“城市想要的只是我们的劳动,并不是我们这个人。” 

  从乡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一下子投入半军事化的企业中,随着原有人际关系被割裂,孤独、无助和焦虑成为他们的生存常态。 

  ——他们发现,低微的工资只能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与城市人相比,自己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 

  “涨潮般来到工厂,又退潮般地离开。除了很快卖出去的产品,这个企业,连同这座城市,没有留下他们的多少痕迹。”社会学家沈原对新生代农民工这样描述。 

  ——他们发现,为脱离“农门”跳入“城门”,几乎什么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户口、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看似距我们一步之遥,但不知被什么力量操控着,我们怎么努力也难以达到。”农民工如是说。 

  ——他们发现,一遇到合同、扣薪、伤残等问题,公平维权难之又难。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变得有些模糊。既不愿重新返回农村,又无法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这个缺乏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一个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我们正处在发展转型的关键点上,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多元化等矛盾更为剧烈,更加频繁,管理和协调难度更大。”孙立平指出,但这是一道绕不过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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