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兴:城中村以围墙隔绝外来人口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10日 14:37 南方都市报
北京大兴:城中村以围墙隔绝外来人口
4月26日,寿保庄,联防队员站在村口查证。韩萌 摄

  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自4月底北京大兴区高调宣布推广村庄“封闭式社区管理”之后,今年5月底,位于南五环以外的西红门镇,已有16个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村庄试行。被圈起来的村庄,究竟是一种简单化隔绝外来人口的管理格局,还是在特殊地带的治安创新管理模式?

  南都记者杨晓红 发自北京

  封闭管理

  5月25日,是寿保庄、老三余村实行封闭式管理“满月”的日子。

  随着485路公共汽车进站,乘客开始三三两两走进寿保庄。村口竖着一个醒目的蓝色标牌:检查出入证。门口半开的电动铁门一侧,站着两名村联防队员,不过,他们除了偶尔要求进村车辆停车查证之外,对行人很少过问。

  与寿保庄一路之隔的老三余村,村口大铁门牌后约10多米处,新建了一道自动格栅门,白天只开了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门,一位治安员站在门后,紧张地打量着每一个进村的人。

  这是北京近郊的两个典型城中村,同属大兴区西红门镇所辖。与南方零星落在城区中心不同,北京的城中村多散布于郊外:头顶四环天,脚踏六环边,五环为腰带,京开(高速)连内外。

  如今,一场“围墙新政”正在这些城中村里兴起。今年4月底以来,大兴区公安分局在镇政府配合支持下,率先在西红门镇16个村庄高调推进封闭式的“社区化管理”———“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10余天内,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倒挂”的寿保庄、老三余村、大生庄、大白楼村等村陆续施行,按照要求,各村庄一律早上6点开门,晚上11点关门。

  “白天查得很松,但晚上查得严,一般都得查出入证,尤其是背着大包小包往村外走的人。”老三余村长兼村联防队队长郭瑞丰介绍,镇上、村里共为封闭式管理投入20多万元,包括新建大门等13个街门、村综治中心、一批监控探头,扩招10多名治安联防队员……到了晚上,村里就只开两个门,且有专人站岗查证。

  事实上,这种封闭式管理,附近的大生庄早在几年前已经试水。在村人记忆里,2002年北京修中轴线时,大生庄就没有土地了,2003年闹非典时,村里头一次实行了封闭管理,及至2006年,村委会一致决定对这个占地不足0.8平方公里的村子,进行完全封闭式管理。

  “2003年后,北京每逢有大活动,如奥运、两会、60周年大庆等,村子就会封闭管理,比如奥运期间头三个月,外人根本进不来”,大生庄村民杜伯说,正是2006年村子封闭管理前后,村里开始不断涌入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200多名村民们也早都洗脚上田,专靠出租房屋为生。

  现在,如果不是高高矗立在村外的村名提醒,人们很容易将这些有着电动格栅门的村庄,与那些同样封闭起来的单位大院、学校甚至商品住宅小区混成一体。而这些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村庄,其实也早非传统意义的田园村庄了。

  治安压力

  “主要是外来人口太多,村里区里才搞封闭管理。”老三余村村长郭瑞丰列了一本账:全村户籍人口660人,加上外来人口接近7000人,相当于一个镇了。而寿保庄本地人与外地人比例接近1:7,大生庄也接近1:10.

  老三余村,原先只有一口300米的深水井,随人口增加,添了一台6寸大口径水泵;原来村里只1台便压器,现在增加到4台;卫生方面也一年投入几十万,新修或改建了村内8个公厕……

  大批涌入的外地流动人员,令村庄人口大幅膨胀,也改变了村人的生活方式。

  “现在又不用一起下田种地,邻居谁认得谁呀?”寿保庄南十条后巷,江姨一边侍弄花草,一边答应着记者。与邻居们一样,她早已告别农田,以出租房屋为生。但看到前巷两年前矗立起来的新楼,江姨心中还是不平,抱怨有钱人跑在政策前头,早早地搭建了占道违章建筑,坐地收银。

  给村民带来财富的违章建筑,众多来路不明的流动人员,近些年却让当地警方头痛。据警方调查,大兴区六环路以北城乡接合部的黄村、西红门、瀛海、旧宫和亦庄等五个镇,已形成了90多个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严重失衡的“人口倒挂村”,这些村庄警情高发,治安秩序混乱,各类安全隐患突出。

  一份来自大兴区公安分局近五年全区破案和打击处理人员的情况分析表明:全区80%的案件发生在城乡接合部的北五镇地区,抓获的违法犯罪人员80%是暂住在北五镇地区的流动人口,同时被侵害对象80%也是暂住在北五镇地区的流动人员。

  “正是当地村庄的治安状况,以及大生庄搞封闭管理后村内多年零发案率的经验,让全区决定大力推动对村庄封闭管理的。”大兴区公安部门相关人员介绍,全区共投入9000多万元,按封闭管理四步走模式,除第一步硬件围村社区化管理外,接下来就是将原社区警务站、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巡防工作站、民调所四站合一,以及上“人防”、“技防”等。其中,担负村防和辅警职责的村联防队,将按照村庄实有人口的2.5‰和流动人口5‰的比例配置。

  今年4月底,当寿保庄公开新招一批联防队员时,引来村民争相报名,一些长期租住在村内的流动人员也被纳入队伍。5月25日下午,巡街走累了的联防队员老余,坐在巷内一户人家台阶上歇息,他老家山东平阴,是村内的老住户。

  老三余村村长郭瑞丰说,他们村成立村综治中心之后,也找了一位德高望重、口才好、在村里住了五六年的外来人员查建华,担任村流管办主任———这是一份没有报酬的工作,只是协同村里一起管理外来人口。

  墙内变化

  正午的太阳很毒,原本聚齐了数千人的寿保庄,突然变得很安静。在这个初夏里,打工者一早就上班去了,偶尔在街巷闪现的,要么是穿制服的联防队员,要么是穿戴整齐、无所事事的村人。

  一个月前刚来寿保庄打工的河北邢台民工王成,中饭后急匆匆走出村门,并没有被联防队员拦下查证。“即使平时查了,只要报上属村里人的老板名字,也能过去,”王成一脸憨厚,“再说村里人也基本没怎么办证呢。”

  “封村管理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回好像阵仗搞大了些”,土生土长的村联防队员张文天(化名)说,“办不办证,村里村外,都是熟人,也没管那么严。”他当联防队员多年,今年村里一下新增了10多号人,但干的活还是那些:巡街走巷、查证、提醒煤炭中毒等。

  住在南十条巷的刘玉娥,来自东北,这已是她到北京打工的第8个年头。老公一早去了附近纸巾厂上班,她留在家中照看不到两岁的女儿。门对面的江苏阿姨带了儿子来串门,刘玉娥一边打招呼,一边说,“(封村)没多大影响,平时出入也没人问,相反倒觉得住得更安心了。”目前,一家三口挤住在一间约10平方米的小房里,丈夫月收入1000多元,她计划打几年工就回老家买房子。“北京的房哪里买得起呀?”

  不过,封村管理之后,一些住在村里做小本生意的外地人还是明显受了影响。老三余村一路边卖陕西凉皮的老板娘说,“生意起码少了1/3,以前一天最多可以卖到200块。”原先在大生庄里边卖烤火腿肠的一位安徽大嫂,把摊子搬到了铁门外———因为封村后不少村外人不敢随便进村买东西了。

  一部分村里以前常见的上访户,也突然悄悄搬走了。从北京城区到寿保庄,是北京至今仍保留上访户免票的少数几条公交路线之一,几年来因交通便利、物价低廉,不少上访人员被吸引到寿保庄、老三余村等村内,使之成为远近闻名的上访村。“上访户肯定办不了出入证,因为在镇派出所办暂住证时,已经提前把了一道关,而办不了暂住证,更别提办村出入证了。”寿保庄一联防队员估计,原先居住在村内的上访户,已搬走大半。

  虽然老三余村可以为上访户免费办理出入证,但不少人担心填报资料时会被当地驻京人员知晓,所以也不敢再住村里。“他们通常三五个人挤住一间房,每天分摊的住房成本才三五元,现在村里房价已涨了近一半,他们哪里住得起呀?”老三余村一范姓村民说,最近租金的上涨也是原因之一,离开的上访户多住到了丰台路,“那里不查证”。

  封村管理实行一段时间后,寿保庄陆续多了一些房源,但很快又被新增的外来者消化掉了。张文天带记者去村内南十条巷看一间10平米的单间,月租350元,可敲开房东大门后才知道,前一天晚上已经提前租出去了。住在大生庄对面志远庄的外来人员徐师傅,发现房租突然涨了一倍,“上月150元,这月变成了300元,没办法,这里还是房源紧。”

  实验争议

  建起铁门围墙的村庄,似乎真的安静了不少。“镇、村投入那么多,肯定有效果”,寿保庄联防队员老张不怀疑治理的成效。

  老三余村村长郭瑞丰统计:封村一个月来,社区治安案件下降了50%。“以前村内打架的、偷东西的,110一天要接两三个报警电话,现在一天不到一个,有时甚至几天一个报警电话”。他说,真正受影响的也只是少数不法分子或潜在违法分子,对他们有威慑力,他们自然就会搬走。“封闭管理,对老实本分的外来人员底数清、证儿明,不是好事吗?”

  按照大兴区公安分局计划,在完成西红门镇16个村的封闭式社区管理试点后,接下来还将在大兴区北部城乡接合部地区的102个村庄推行。目前,首批16个试点村的硬件设施,以及12名社区警察、202名村庄专职巡防队员、200名流动人员管理员都已经配齐上岗。

  封村管理高调出台后,曾一度引发各种议论。一些学者认为封闭式管理不符合北京开放大都市定位,不够人性化,属简单粗暴式管理。

  “我们与外来人口和谐相处,哪里有铁丝网、有高墙?”5月26日下午,最先试点封村管理的大生庄书记对外界的误解有点生气。老三余村村长郭瑞丰则抱怨:“你们城里人可以搞社区封闭管理,我们农村为什么就不行?”他说,“封村”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外来人口进村,给村民带来了财富。这些年,平均每户村民收入达到3万多元,高的达到年收入10万元,我们能不欢迎外来人口吗?”

  “村庄跟社区还是有些不一样,比如村庄具有生产、生活等其它相关功能,带一定开放性,与单纯居住功能的城市社区不能完全等同”,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学者于建嵘认为,尽管对于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小社会———城中村而言,这种封闭式管理的效果还需继续观察,“但如果能切实不增加外来人口负担,我们还是要尊重农民实验或选择的权利,从法律上讲,他们有权利要求与城里人一样进行社区封闭管理”。

  5月26日正午,老家陕西安康的汪国明,在寿保庄一家小餐馆里用3块钱一碗的面条解决了午餐,他高中没毕业就在外打工,一个月前刚到北京。虽然目前没办证也基本不影响出入,但汪国明不太敢相信村里办出入证会不要钱。

  据记者了解,目前在大生庄,办出入证对外地人一视同仁不收费,但要收10块钱押金,搬出村时核销退钱;在老三余村,办证要收5元钱的相片费;而至今还未实施封闭式管理的志远庄、金星庄,村里办出入证各收费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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