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难以承受的历史与现实之重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23日 10:43 荆楚网-楚天都市报

  荆楚网消息 (楚天都市报) 

  本报记者张泉 见习记者高东起

  “是什么原因,让数千年孕育的湖泊资源,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遭到严重毁坏,近百湖泊甚至遭灭顶之灾?”面对武汉湖泊的今日现状,人们这样诘问。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及专家学者高度重视,不断探寻个中原因,并研究相应对策。

  连日来,记者采访了湖泊保护的相关部门负责人、民间护湖人士及多位专家学者。他们认为,江城湖泊被“蚕食”是个渐进的过程,有填湖造地等特殊历史原因,又有因城市发展“牺牲”水域的无奈之举,更有甚者则是因利益驱动而非法填湖。

  历史之殇:填湖造地和围湖养鱼

  众所周知,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是导致湖泊面积缩小和消亡的原因之一。但对武汉市消亡的近百湖泊而言,这一因素几可忽略。“武汉市近几十年来没有一个湖泊是因为自然原因消失的。”武汉市水务局湖泊保护处副处长周承甫称。

  客观地说,武汉湖泊的大面积缩小和消亡,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武汉市水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武汉市缩减的湖泊面积有六成是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填湖造地和围湖养鱼造成的,武汉市的各大湖泊几乎均受波及。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张毅副教授的研究结果显示,特别是面积较大的湖泊,在这一阶段面积剧减,有的甚至完全消失或转化为人工精养鱼池,如东西湖、杨汊湖等;有的则被切割成若干小湖泊,如沙湖、东湖等。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金伯欣教授是我国湖泊与水资源环境研究领域的权威,曾对湖泊垦殖作过专题研究,他介绍,武汉填湖造地、围湖养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至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人口增长,粮食问题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问题之一,而当时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单位亩产不高。为获得更多的粮食,全国掀起一股“以粮为纲”的运动,大面积的湖区和湿地被填占,变成了田地。应该说这一阶段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围湖造田。

  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至上世纪90年代,则是顺应改革开放,增加经济效益的需要,群众自发性的围湖养殖,发展水产。加之武汉人口激增,工业经济加速发展,水质污染与湖泊水体富营养化问题日益严重。武汉三镇当时几个大的郊区湖泊均大面积遭到垦殖,东湖在这一阶段亦有大面积的缩减。

  来自武汉市水务局的数据显示,上世纪50年代武汉湖泊的面积达1581平方公里,到上世纪80年代,湖泊面积已缩减为874平方公里,。仅1972年一次填占青菱湖,便使其面积减少240多亩。

  发展之殇:湖面不断长出的街市

  金伯欣教授说,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般意义上的围湖造田、围湖养殖逐步停止,但却掀起了市政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热潮,滨湖地区成为房地产开发的“热土”,加上发展旅游,滨湖地区水域一块一块地被蚕食、侵占。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卢新海教授和曾忠平博士通过研究分析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各类用地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因城市建设需要,一些城市湖泊水域经政府审批同意转化为了城市建设用地,其中主要包括城市道路、市政设施和公园配套设施等,如汉口青年大道占用后襄河、长江二桥占用四美塘的部分水面、西湖变电站占用西湖、“五湖”公园建设填用部分水面等。另一方面是因商业利益驱动,一些开发商钻相关政策法规的漏洞侵占城市湖泊水域进行开发,导致原来完整的城市水系、广阔的湖泊水面大量萎缩。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武汉市逐渐加快旧城改造和城市道路建设,汉口商业中心城市建设步伐加快,用地逐渐向北纵深腹地发展,西北湖、菱角湖附近的复兴村地区、后湖、新火车站等地区逐渐成为汉口开发建设的热点。旧城的改造和城市的兴建,使得汉口西湖、北湖、小南湖、鲩子湖等所在的地段不断增值,在经济利益等因素的驱动下出现了湖泊填占的趋势。图书大世界、建银大厦以及新世界水族公园的兴建分别占用了菱角湖、机器荡子、塔子湖部分水面,汉口青年大道等道路的修建与拓宽,也逐渐改变了后襄河周边的环境,使得道路沿线和附近的部分水面逐渐消失,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的填湖行为造成汉口地区湖泊面积迅速减小。

  专家称,武昌地区四美塘湖和晒湖是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造成面积急剧萎缩的典型例证。如梅苑小区及周边的多个小区都是在填占晒湖基础上建成的,四美塘湖的萎缩主要与1995年前后长江二桥的修建占用部分湖泊水面有关。此外,1994年雄楚大道建设和珞喻路的向东拓展,占用了南湖、东湖部分水面。

  此外,随着城市人口激增,填湖一度成为武汉市处理垃圾甚至是治理污染湖泊的手段。“特别是一些小湖泊及连接湖泊的明渠,因为遭到严重污染,变成臭水塘、臭水沟,塘里老鼠横行、蚊蝇乱飞,周边居民反映强烈,干脆一填了之。”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所长杜群教授说。

  现实之殇:利益驱动下的蚕食

  “无论是哪一个年代的填湖行为,都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进行的。”金伯欣教授分析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围湖造田,其后的围湖养殖,是如此;目前的滨湖地区开发亦是如此。相比较而言,房地产开发利益的驱动就更大了,而且伴随着政府利益的驱动。“从人们的居住需求来说,滨水地区有着更令人宜居的环境,从开发商的角度来说,填湖成本远远低于旧城改造,而且滨水楼盘售价更高、更好卖,他们也能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一个滨水项目的开发,政府、开发商、购房者都能从中得到各自的利益,那么,牺牲湖泊资源也就在所难免了。”杜群教授说。

  武昌修建中北路、徐东路填掉了部分沙湖水面,内环线逐步畅通并形成环线经济带,沙湖周边土地利用程度逐渐提高,面积急剧减少。

  南湖亦是如此。随着雄楚大街的建成通车及周边路网的改善,吸引了更多的人在环南湖区域投资置业。1999年,丽岛花园在南湖岸边打出“告别汉口”的旗帜,开启了“南湖居住新城”建设的序幕。短短几年,南湖滨水区域就冒出数十个楼盘,造成南湖大面积缩减。“武汉城市湖泊萎缩的背后是城市建设水平、道路交通规划、政府调控与湖泊改造等因素的复杂交织。”卢新海教授和曾忠平博士在其共同著述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金伯欣则指出:“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初级阶段,往往会走资源开发型的道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经过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走过了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湖泊资源的保护和治理,亦应该进入新的阶段。”

  管理之殇:非法填湖处罚太低

  而提起武汉湖泊的保护工作,武汉市水务局湖泊保护处副处长周承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似有许多难言的苦衷。

  周承甫介绍,鉴于武汉市面临的湖泊保护的严峻形势,水务局2008年专门成立了湖泊保护处,专门负责督办和查处非法填湖行为,湖泊保护处刚成立时整个处室仅有3人。特别是这一年,武汉市政府将湖泊保护的权力下放到各级政府后,市水务局主要负责监督协调、宣传和服务。而各区水务局属于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市水务局对各区局只是业务上指导,这给市水务局的湖泊保护工作带来很大的困扰。

  周承甫介绍,现在发生的填湖事件,一般都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单位私底下进行的,往往与各区政府的态度有很大关系。“由于这些企业、单位与区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市水务局要求整改的督办函也下了,但区里就是不执行,我们也没办法。”周承甫说。

  另外,就是对填湖行为的处罚过低,一次填湖,不论面积大小,最高罚款限额为5万元,而填一亩湖的土地可卖到几十万元,巨大的利益驱动和低廉的填湖代价,让填湖行为屡禁不止。“如果发生填湖行为,我们一般会要求责任单位整改,填多少挖多少,如果责任单位拒不整改,我们也可按规定代挖,但代挖的成本远远高于填土的成本,市水务局也拿不出钱来代挖,所以很多时候湖泊被填了也无法还原。”周承甫说。

  按照《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重点工程建设尽量不占用少占用湖泊,确需占用的,应报水务部门审核。“武汉湖泊这么多,湖岸线这么长,违法填湖在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有可能发生。”周承甫说,今年,填湖仍然是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要挡住蚕食湖泊的这张贪婪大嘴,武汉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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