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竞争“创意之都”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8月17日 14:41 财经国家周刊

  似乎一夜之间,中国的创意产业已经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发展起来。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创意城市北京和上海,展示给世界怎样的想象力?

  文/《财经国家周刊》特约撰稿 曹红蓓

  即将浮现于此的京沪两地创意人物、创意园区和创意企业,在未来的某天,或许会以不知几多D的活动影画形态,出现在属于我们时代的《清明上河图》上。那时候,所谓的“创意之都”想必已开花散叶,遍布国境。

  陆川VS郑大圣:创意人物相望国馆之巅

  上世纪60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中,有一个意象:乌泱乌泱的人群排除万难爬到一幢高耸入云的高楼的顶层去看戏。这预言性的一幕在2010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变成了现实:每天超过5万的人群乘坐电梯涌入国馆顶层凌空49米的放映厅,欣赏两部8分钟主题电影:陆川执导的《历程》和上海电影制片厂郑大圣执导的《和谐中国》。

  两部影片分单双日放映,这意味着,如果是参观中国馆的观众,你不可能在同一天欣赏到两部电影;同时,由于影片结尾都没有主创人员名单,你也不大可能分得清谁是谁拍的。任观众怎么纠结,在同一个穹顶下的三折巨幕上,它们就这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隔空相望。

  “历史上从来是北军战胜南军。”陆川笑称自己的团队是北军,上海的团队是南军,“我们宁可站着被人轰走,也不能躺着自杀。”有点错位的是,陆天明的公子陆川其实是上海人,而黄蜀芹家的少爷郑大圣则是天津人。

  直到2009年9月之前,陆川团队都是中国馆主题片的唯一指定拍摄方,陆川本人还是中国馆的影像顾问。在经过8个多月100多稿修改的挣扎后,这种排他性地位丧失了。

  去年9月11日,郑大圣清楚记得这个紧急征召日。那天他恰好回上影集团办事,办完事从制片人钱建平的办公室门前“飘过”的时候,钱刚撂下厂领导打来的电话,招呼他“进来聊会儿。”从集团总裁接到指示,到郑被叫去“聊会儿”,两三个电话的功夫,另一部中国馆主题片的指定导演就定下来了。这时,距离世博会开幕仅8个月。

  “所有的朋友都说,你的胆儿太肥了。”郑大圣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自始至终,我最大的噩梦就是怕来不及。”最后一个月,郑大圣就再没机会躺平了睡觉,“国家礼乐啊,要是搁古代,不成了,那就得斩首。”

  与此同时,北京陆川团队,在制作后期的4个机房里,桌子上、地上,全躺着睡气垫的人。

  在这一场和时间的战斗中,郑大圣部8个月组织投入了来自上影厂、美影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水晶石CG公司超过400人的团队,陆川1年零4个月时间里前后集结的人马有600人。

  陆川说,他是怀着“一腔无知的热情”投入其中的。陆川开始以为创作是比较私人化的问题,仿佛子宫里的胚胎,不希望拿出来示人。但这次是试管婴儿。创意被迫进行颠覆性更改的时候,陆川觉得痛苦。他认为核心原因是,他们的创意没有特别展现中国30年城市化的成就,“这个跟我的想法有所不同。”但他知道国家项目中每一层管理者的巨大压力。“国家项目里面,你要把自己看成一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我的合作者们在北京,一群自由艺术家,他们的教育背景让他们很难接受这个现实。”

  郑大圣的剧本4个月里修改不下百次,幅度很大,不乏“方向性的修改”。郑认为,这是“必须的,不能有脾气,没得有情绪”。必须要调整的时候,只能是不断地逼迫自己:“我还有办法!”精神面貌的调整贯穿始终,开始时10天一次,后来一星期一次,再后来两三天一次,“两天变一个新人。”到冲刺阶段,这种过于频繁的“焕然一新”,已近乎痉挛。5月1日凌晨,郑凝视眼前这个碎过无数次的作品,激动地发现“它竟然是完整的”。

  郑大圣的影片里用孔子的三句话命名三个篇章,他曾经想给影片取名《子曰》,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和谐中国》。在这部片子里,郑大圣本人最大的抱负无外乎两个字:正常。“我不愿它是虚张声势、剑拔弩张的。”他希望表现的中国人,对自己的现状是正常的有把握感,对未来是正常的希冀感。“对的,这是个宣传片。有相当多的内容是规定动作,包括表现手法,而我要承担的是分寸和度,这个责任我必须扛。”郑从不担心“天生一个主旋律”会抹杀导演个人的风格。“个人的蛛丝马迹一定会弥漫其中,装无所装。”在影片中,郑大圣放胆使用了绝迹20年的手绘水墨动画,4个月出活儿3分半,“画残了半个美影厂”。再见水墨动画,那曾是他的儿时梦想。

  《和谐中国》有纪录片的气质,而陆川的《历程》是故事片的底色。在还没想出拍什么的时候,陆川他们就明白知道不拍什么:就是不拍明信片,不拍各种群众集体踢毽子耍龙灯扭秧歌打太极拳努着大笑脸,“这些安全而没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就不拍!”

  和郑大圣不同的是,陆川不曾把自己的片子和“国家礼乐”联系在一起,抱负也远远不止“正常”。他觉得中国的这个大舞台终于交给了一代年轻人,而他获得了向世界表达中国的机会,于是他试图让全世界静下心来阅读一个民族。

  影片开头,是一群穿棉猴的中国人在荒原上奔跑。在提报测试拍摄的时候,底下的一些专家和领导沉默了,问这么多人跑是什么意思?陆川的解释是,这象征着30年我们中国在不断地奔跑。它与片中汶川地震、雨中抬铁轨的画面一样,都是陆川心爱的镜头。他要拍自己真心相信的东西。“至于片子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不认为它是多么的完美,只有在中国宣传片这个系统中,它勉强可以称得上有特色。”陆川说。

  惠通时代广场VS 8号桥:创意园区唇膏比娇艳

  围绕本届世博主题,中国馆序厅记载了中国城市化的记忆:1949年,新中国提出“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随后大工厂进了大城市。1990年代末,国有工业企业开始了关停并转的历程。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得是低碳的,2004年后,北京、上海等地开始确定不移地退“生产”还“消费”,这些城市有了一个新名字——“创意之都”。工业城市魂魄不再,它留下的残躯,那些老厂房老仓库,尚能变废为宝,成为“创意之都”嘴上的唇膏。

  上海拥有全国最多的变废为宝的创意产业园区,目前挂牌的是80个。2010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了其中一家——位于卢湾区建国路的8号桥园区。建筑外墙青砖铺面,建筑之间连廊纵横,在8号桥,时常可以遇到时尚业中各色型男索女借景拍照。“跟艺术家打交道久了,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环境。”时尚生活中心集团总裁、香港人黄瀚泓说。他在1998年的时候开始主持新天地的改造开发,2003年离开新天地后,从第一承租人手里租下这片老厂房,把它改造成现在的样子,起名8号桥。

  8号桥的租户,100%都是创意企业,汇集了时尚休闲、品牌服装、建筑、家具设计、广告、动漫、影视后期等创意企业近200家,其中,超过70%是港澳台及外资企业,租用场地50~3000平米不等。咖啡馆、活动大厅、公用会议室,这些公共服务平台在8号桥随处可得。世博期间香港在沪的一系列创意活动都在这里举行,6月19日是以林奕华为主席的两岸三地设计师交流,热气腾腾的自由讨论到黄昏时不散。

  因为园区里40%的企业注册是在卢湾区,有这部分落地税收作保障,黄瀚泓和区政府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海外租户的注册手续,或是园区企业要在马路上挂个道旗之类,他们都可以替租户轻松落实。园区要在跨街的两栋楼之间修一座桥,本来涉及市容更改,经与规划局协商,这座桥已成地标。

  从国家领导人到地方大员,有很多重要人物曾到8号桥视察,这令它看起来“很样板”。黄瀚泓强调自己只是“这样一个小小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与普通住宅开发商不同的,只是擅长整合统筹而已。他认为做开发经营之前,手里一定要有剧本,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很清楚,而自己要当导演。

  8号桥一期的总投入在7000万元人民币,5年后收回,二三期用的是融资。3万平米的总面积,200家创意企业去年的年产出在10亿元上下。

  黄瀚泓的这个数字在创意产业园区的非典型案例——北京惠通时代广场面前,显得黯然。这个园区的面积和8号桥差不多,位置在北京朝阳区,街名也叫建国路。园区内现有28家创意企业,连续几年的年产出,都在25亿元上下。2003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魏明康担任董事长的能通投资公司,出资1亿元主持改造了这片老厂房,2006年即收回投资。

  与喧闹的“798”相比,惠通时代广场非常安静,除了充斥植物和水、有点园林化的办公环境,从外表上,看不出有何特别之处。不过你也许会在这儿碰到李宇春这样的娱乐明星,或者IT大佬周鸿祎。租户主要是创意企业,包括酷6网、奇虎网、法制晚报、太合麦田、第一企划等,但也有一些传统企业,如中石油燃料油、富士胶卷等。算上它们,园区的产出要再加上200亿元。

  魏明康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能通公司从1995年起开始做厂库房改造。2001年,他们正在西三环北京电视台附近有一个项目,这时传来中央电视台东迁的消息,魏预计会有大批的传媒企业过去,于是开始在东边的朝阳区寻觅,找到了这片闲置3年的老厂房。

  魏明康把园区高产出的必然性归结为两点:一是北京以及朝阳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二是园区在选择租户上的定位:吸纳高端大公司。魏认为,如果门槛放低,园区会乱,反而不好租。现在园区内最小的企业是胡海泉工作室,大概二三百平米。考虑到名人的影响力,也属适宜。对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出租的单价不一定高,对魏明康来说,图的是稳定。

  惠通时代里的公共活动场地较少,相比8号桥开发商活跃而丰富的联动作用,魏明康坦言他们做的不多。开始时只是懵懂的状态,不以为自己做的是一个创意产业园区,2006年后开始有政策下来:区政府、市委宣传部、发改委、经信委,都对园区陆续显露支持态度。但对魏而言,最实在的支持是“他们对哪儿有闲置工业资源知道得更清楚”。

  魏明康现在正在朝阳区另外一处,规划一个十五六万平米的新园区。

  百度VS盛大、歌华VS文广……:创意企业谁执最深钱袋

  创意企业的真正豪门,不是在园区,而是在普通写字楼里。

  CCTV当仁不让是全国最闪亮的创意企业;中国移动仅数字音乐下载一项,一年就是180亿元的收入。就算“中”字头的企业都让到一边,无论是北京的歌华有线、上海的文广传媒这些地方财政的家生子,还是北京的百度搜索、上海的盛大网络这些纳斯达克的“凶猛动物”,当人们意识到它们都是实实在在的创意企业的时候,总会被吓上一跳。

  2009年北京创意产业的产出年增加值是1497亿元,占全市GDP比重的12.6%;上海1148亿元,占GDP比重7.7%。这一组官方数字说明不了太多,因为什么样的企业是创意企业,各地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上海是明确把金融服务、美容美发都算进去了的,北京的数字则不确定是否涵盖了所有的IT及高科技企业。倒是来自京沪两地学者颇具共识的描述性话语,可以给人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上海创意产业的总的体量,大概是北京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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