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良:逼你直视北京垃圾围困之城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09日 11:02 《小康》杂志

  垃圾多了,无处安放。人们焚烧它、掩埋它,在垃圾堆上铺上草坪,盖上新房。无数现代景观在无边无际的垃圾之上崛起,它们美丽妖娆,以致让人们忘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垃圾山下,一座臭气熏天的泔水养猪场。养猪人从城里拉来变质的厨余垃圾喂猪,然后再把猪肉运回城里,如此循环。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200多只绵羊整个冬天都在垃圾中翻拣可吃的东西,不洁净的食物使绵羊极易发病,绵羊主人不得不经常给它们注射药物。

  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垃圾场建在一条小河边,附近的奶牛养殖场每天都在河里饮牛,喝足了水的奶牛还要扫荡一遍垃圾场,搜寻食物。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这里有一座垃圾转运站,垃圾渗滤液对地下水源造成不可逆转的污染,而其周边全是蔬菜生产区,浇菜用水取自地下。

  ……

  以上这些,是一位叫做王久良的自由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的场景。从2008年10月开始,王久良走访了北京周边400余座大型垃圾场,拍摄了4000多张照片。这些垃圾场往往有上万平米规模,密布在北京五环和六环附近,环绕着这座城市。王久良因此给自己这个项目命名为“垃圾围城”。

  2010年夏天,被精选出的部分项目照片在北京宋庄美术馆展出。

  “艺术对我一点都不重要了”

  作为展览策展人,摄影家鲍昆对王久良的印象是“有思想,没有沾染许多年轻艺术爱好者那些急功近利的坏毛病。”

  王久良拍摄“垃圾”何止不“急功近利”,简直带着股“拙”劲。

  2008年,为创作一部反映中国民俗文化的摄影作品《鬼神信仰》,王久良回到老家山东的田间地头。在王久良的记忆里,家乡处处可见小水塘,蛙鸣阵阵,鱼和蝌蚪不时出没。但回去之后,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无处不见的废弃农药包装塑料袋。“当有一个东西突然击中你内心时,你便会思索”,王久良回忆,正是家乡的“突变”震动了他,“我脑海里忽然闪现了曾见过的北京郊外的垃圾场。”于是,一个关于垃圾题材的拍摄计划开始酝酿。

  回到北京后,王久良开始了他的“垃圾探索”。每天早上6点,他骑着摩托车准时出发,一路尾随垃圾车,用这种笨办法,王久良到达了北京周边一个又一个垃圾场。

  之后,王久良把这些“发现”借助Google Earth上的地图弄清其形态,再把类似模样的图块都标注出来。没多久,他发现,地图上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圆点竟把北京团团实实包围起来。

  王久良根据Google Earth分析出的“垃圾所在点”制作了一个指示图,一个个进行实地考察,在北京五环到六环之间锁定了400多个具备相当规模的拍摄“备选地”。“规模小的,都没算在内。”王久良说。

  根据前期摸索,王久良有了一套辨别垃圾场位置的“窍门”:“一片空地冒着黑烟,很有可能是垃圾场焚烧垃圾;另外,还可靠气味判别。”王久良说,当距离垃圾场3公里的时候,一般就能闻到刺鼻的味道。在他拍摄时,就有垃圾场周围的居民向他抱怨,为了逃避令人作呕的气味,他们夏天根本不敢开窗,每次家里打药之后,就是一地苍蝇的尸体。“大型的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合建立在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的地方的,而北京现在大填埋场仅近郊、五六环中间的就有近10座。几十万人走出家门,就能闻到垃圾场吹来的恶臭。”

  然而,又何止是“恶臭”?从通州到朝阳、丰台、昌平、海淀、门头沟……,王久良在追踪、拍摄垃圾的过程中,也看到了“一幕幕超现实电影”:周末度假的人,在污水横流的河边烧烤;一对对新人在臭气冲天的温榆河边摆出各种造型拍摄婚纱照;一个漂浮着塑料袋和各种异物的臭水塘边,有人闲情自得地垂钓……

  王久良很欣赏电影《疯狂的石头》里的一句台词,“生活在里面,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处逃避。”“你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或许早就被垃圾污染。”在王久良看来,公众并不缺少发现真相的能力,只是缺少面对真相的勇气。“我也可以在麻木中充分享受生活的幸福。但我已经看到了,所以我感到无以诉说的痛苦。”

  化解这种“痛苦”的方式,就是用镜头把真相转述出来。“当我进入一个垃圾场时,开始是以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但这样不行。我会停下来,抽支烟,想很多事,镜头也会冷静很多。”

  王久良有几本厚厚的创作笔记,记录着他的拍摄计划、心得与反思。他说,在拍摄进行到半个月时,他把自己全盘否定。“开始时,那种单纯地反映脏乱差,是没有意义的。我更多要考量的是垃圾场和周边环境的关系。比如,我拍大兴区的两个垃圾场,周边全是菜田。大兴是北京的‘菜篮子’,所有大卖场的蔬菜都来自这里。当这么一个垃圾场对地下水造成影响,浇水都取自地下的时候,这个垃圾场就跟我们有关系了。”

  当逐渐把自己的这种创作思路贯彻下去后,拍到第三个月时,王久良找到鲍昆,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开始觉得,艺术一点都不重要了。”这句话让鲍昆大受震动,或许他觉得,在摄影越来越走向精英化的今天,能像王久良这样,以朴实到不能再朴实的方式,用手中相机积极参与社会的人太少了。“如今摄影的社会责任不被看重。大家为了获取利益,为了追求更加流行的影像风格、影像形式,而故意屏蔽和忽略这个事情。”鲍昆说。

  在鲍昆看来,“王久良把严酷的现实披露出来。我们在北京看光鲜的高楼大厦,实际上可能在两座楼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厂;我们乘坐京津高铁飞速驶过田野的时候,却不知道,这条铁路遗留下来了巨大的垃圾堆。这些建筑垃圾是无法分解的。一条非常雄伟的现代化铁路和它产生的垃圾永远同在。”至于王久良,则把自己的工作定义为“搜集证据”,而非创作一件艺术品。采访时,他对记者说,宋庄美术馆《垃圾围城》展览开展不久,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等一行70余人参观了展览,并希望他提供全部资料,印成画册下发各区委、镇委以及相关责任组织。

  另外,随着多家媒体的报道,从上至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垃圾问题。项目拍摄完成后,王久良几乎会回到每个拍摄地进行“回访”,“有些已得到了整治”,这让王久良觉得,历时一年半的努力终于见到了实际效果。即便些微,但终是好的。

  拾荒者,还是“垃圾人”?

  在王久良拍摄的照片中,有一系列名为《城边》。它记录的,是垃圾场内数以十万计的拾荒者。仅在那座位于卢沟桥以北永定河西岸的垃圾场上,高峰时就聚集了2000多名来自四川、安徽、河南等地的拾荒者。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了垃圾分类与回收的主力。

  王久良说:“若没有这些拾荒者们的辛苦,北京恐怕早已被垃圾淹没。” 因而,他所拍摄的《城边》系列并没有刻意表现拾荒者的穷苦与哀愁,相反,他所表达的是对他们由衷的敬意。

  在与拾荒者接触时,最触动王久良的,是那些从小生活在垃圾场上的孩子。“他们满身尘土,但眼神永远坚定。”孩子的眼神,让王久良一次次按下快门。“恰恰因为那种恶劣环境,他们反倒生长得更茁壮,更有韧性。”作为成年人,王久良从孩子身上看到的是勇气。

  孩子,也是王久良让拾荒者接纳自己的“那扇窗”。在王久良之前,曾有摄影记者试图接近并曝光这些拾荒者。“那些成年人对手持相机的人,有天生的敌意,认为镜头只会让他们陷入更难堪的境地。”王久良说。

  为消解敌意,一开始王久良只为孩子拍照。“1,2,3,茄子!”镜头记下孩子纯真的笑。之后,王久良把相片洗出。孩子们举着相片飞奔回家,“爸爸妈妈快看,王叔叔照的。”不久,这个手持相机的人就成了拾荒者口中的“久良”。“久良”为他们拍夫妻合影,拍全家福。“1,2,3,茄子!”之后,他们对着相片说,“拍得真好!”“如此平常的称赞,特别温暖。”那时,王久良就想,所有的摄影艺术,都抵不上你的工作能给别人带来些实实在在的快乐。

  正是出自对“久良”的信任,有天,一个母亲拉着王久良说,能不能为自己患有心脏病的6岁儿子,找到“国际红十字组织”。孩子急需手术。可王久良发现,这条路未必可行。“当时,排队等待救助的就有四五千人,何时轮到他?”

  王久良再去拍片时,告知了男孩母亲这个不顺利的消息。那天,同行的还有鲍昆。“鲍老师和他们说,会尝试找摄影圈中的朋友帮忙。但他婉转地表达,只能尽力而为。”但一出门,鲍昆便对王久良讲:“一定得帮!”之后,鲍昆在博客上发出号召《大家伸把手》。结果仅三天摄影圈内,捐款近5万元。同时,鲍昆还在联系医院。最后,他找到了武警总医院。院方决定为男孩减免一半费用。“手术很顺利,刚刚做完,孩子指甲盖就变红了,嘴唇也有血色。现在上学了,特别圆满。”谈这些时,王久良始终挂着笑。

  尽管小男孩这件事对王久良是一丝安慰,但他知道,对拾荒者来说,他毕竟是一个旁观者,“可以坐着聊天、抽烟,但是隔阂永远存在,不可能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王久良说,拾荒者几乎不会把他让到家里去。“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多么窘困。我也刻意的、主动的,去尊重他们的自我保护。”因此,王久良的照片中没有拾荒者家里的室内场景。“非要拍到所有的一切?非要看他们到底没什么东西、到底喝什么水、吃什么饭菜?我不想满足这种窥探欲。我更反感出入别人的苦难。”

  更何况,在王久良看来,“苦难”只是外人对拾荒者们的预设立场。“我问过一个老大爷,有天没有垃圾了,不捡废品了,怎么生活?他说,人总是要活下去的。不捡废品,咱干别的。”大爷说得稀疏平常,带着乐观。“我们对他们该少一些傲慢与偏见,多一些理解与宽容。”王久良说。

  在拍摄《城边》系列时,王久良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他独自一人住在高高的垃圾山上。他用碎石垒起院落,客厅卧房,分得妥妥当当。当王久良第三次推开老人家的房门时,小院空无一人。他跑到高处,看到老人躺在垃圾坑中,睡着一样。他走近他,发现老人身体已冰凉。没有人知道老人是谁,亲人在哪儿。“阳光下,有人就这样孤独地死去。究竟谁该反思这个问题?”王久良最后拍下了几张老人安详躺在垃圾坑中的照片,借由展览,无数人在照片前驻足观看。在王久良看来,这,是对生命的一次公开祭奠。

  作家格非在评价王久良这组《城边》作品时说,自己曾经问过一所大学环境系的一个老师:“全世界都在进行垃圾分类的时候,北京为什么不分?”这位老师告诉格非,中国不需要分类,因为有那么多垃圾工。“王久良的照片再一次提醒我们,在一部分人眼里,人也是垃圾,他们可以被处理掉。”格非无不悲哀地说。

  在国外很多国家同样存在拾荒者,但他们被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每个人都有社保和医疗保险,属正规军。至于国内,按照王久良的说法,“他们与这个城市唯一的联系就是垃圾,他们在垃圾上构建生活梦想。”人们热衷于讨论他们给社会带来了哪些问题。但是他们怎样从昨天走来,又将怎样走向明天,却鲜有人关心。

  在王久良的摄影作品公之于众后,一座非政府管理的“野垃圾场”迅速被取缔。所有拾荒者要么被迫迁走,要么卷铺盖回了老家。而在那座取缔了的巨大垃圾场的上面,是2013年世界园林博览会的举办地。

  欲望,多少算够?

  王久良用相机逼迫着人们直视一个被垃圾围困的城市。然而,如何解决这种困境?

  北京市目前垃圾日处理能力约1.04万吨。这意味着,这个城市每天都有8000吨的垃圾无法处理。焚烧,似乎是让如山的垃圾从眼前消失的最快捷方式。然而人们担心的是,焚烧会排放大量的二恶英类污染物。这种可导致胎儿畸形的一级致癌物难以降解,据说一旦进入人体,10年都难排出。

  目前,或许还没有更好的技术取代垃圾焚烧,除非你不产生垃圾。因此,王久良把矛头指向消费主义,“那只有尽可能少产生垃圾!”王久良下一个摄影项目《超级市场》,便是让人们反思过剩的消费欲。

  《中国摄影》主编闻丹青曾收到王久良送的一本小书——艾伦·杜宁的《多少算够》。书里谈到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炫耀性消费,以及由其导致的恶性循环。“书里没有提中国,但所讲的欧美国家曾经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困境。我们应当以此为鉴,节制自己的消费欲望。”闻丹青说。

  在王久良看来,节制欲望首先在于改变内心。结结实实地在垃圾场坚守了18个月后,如今的王久良住宾馆,再不使用一次性用具,宁可打赤脚也不穿一次性拖鞋。逻辑很简单,“打个比方,一包薯片,你可以选择吃或不吃;一杯奶茶,也可以选择喝或不喝。不吃薯片,不喝奶茶,你又不会死。”王久良说。

  但在消费主义泛滥的时代,王久良朴素的想法实现起来何其不易。只是,在我们看到他拍摄的那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后,触动总该有些。

  于是,请记住这个事实:我们身边的垃圾筒并非魔法装置,它不像韦小宝的化尸粉,一个尸体可给消灭无形。正因如此,电影《机器人总动员》里的场景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一个地球废品分装员,每日循环往复地处理着堆积如摩天大楼般的人类垃圾。而人类自己,早已被挤压出那个曾经赖以生存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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