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全能型紊乱症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3日 10:08 中国经营报

  最近,北京的人口规模突破“十一五”规划末所要求的1625万常住人口的控制目标,引起了人们对北京人口膨胀的担忧。事实上,北京人口突破规划并非始自今日,改革以来,北京的人口增长一直快于规划所要求的速度。

  北京是一个资源高度短缺的都市,98%的能源依赖外界供应。别的不说,仅人们日常须臾不可离的水,对其发展就是一大制约。北京的人口总量接近或突破其所能承载的人口极限,而且还在不断膨胀,最后会不会导致人口爆炸,从而以另一种破坏性的方式强制实现人口和资源的再平衡,是一个谁也无法预料的问题。要避免这种灾难的出现,必须有前瞻性的对策。这就需要找出北京人口超常增长的真正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迄今为止,北京一共做过3个人口规划。但每次规划做完不久,人口就达到了规划的目标。这里的原因,有规划本身的不科学性因素在内。例如,对北京的城市定位和发展思路,一直不太清晰。北京是首都,首都应该有首都特有的功能,北京应该着重在这特有的功能上下工夫。但实际上,北京的功能定位和其他大城市没有多少差别,集政治、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科研、国际交流,旅游、甚至是现代工业等多重中心为一身。发展是需要人口支撑的。北京追求各方面的发展,哪方面都不想缺,怎能不吸引大量人口流入?

  城市功能的紊乱是造成北京人口超常规增长的一大因素,但还不是根源。因为它并没有解决北京企图成为一个全能城市的问题。北京之所以在城市定位和发展思路上四面出击,根本就在于首都的特殊地位和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任何国家的首都相对于其他城市都处于特殊地位,这没有什么奇怪,问题在于,北京不只一般的特,而是非常之特,表现在,北京可以借助国家赋予的特殊政策,使自己变成一块巨大的磁铁,将全国的人才、资源源源不断地吸引过来。这是任何其他城市都不可能办到的。换言之,北京的这种磁铁效应,并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国家干预的结果。

  有了国家特殊政策的保护,北京自然野心勃勃,哪个方面都想插上一手,而且只要北京想办的,也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例如,国家并没有赋予北京金融中心的城市定位,但是,几乎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总部都设在北京,这使得北京金融中心的光芒要盖过被国家定位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连上海都无法同北京竞争,遑论其他城市?所以,大学生宁愿“窝居”北京,做“蚁族”,也不愿去其他城市寻求发展。

  北京的这种优势,当然由其首都的地位所决定,但如从全国来说,它也是国家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结果。国家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中国那么大,贫困人口又多,各地发展水平不一,要想在改革初期把有限的财力撒芝麻一样全面铺开,谁也富裕不了,只能是大家都穷。因此,邓小平才会提出,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带动贫困地区,实现共同富裕。而北京作为首都,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先富都少不了它。

  虽然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其必然性,也契合中国初级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情,但这一发展战略也带来了不少弊端,区域发展差距扩大,贫富悬殊就是其中之一。例如,由于人才、资源不断向北京集中,北京周边地区发展相对缓慢,河北省内甚至还存在近300万贫困人口,形成一个“环京津贫困带”。即使如天津这样靠近北京的大城市,早年在北京看来,也不过是个大村庄而已。

  事实上,非均衡发展战略对北京自身带来的也并非都是正面收益。例如,当前北京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县、部门和不同人群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均衡。在城市功能定位的层面,核心区、拓展区、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及公共基础设施等资源和服务上,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一些地区人口素质提高的幅度与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有着明显的差距。

  所以,要控制北京的人口过快增长,不是像一些人曾建议的那样,政府采用行政的、经济的如提高生活成本或学历等措施来限制外来人口流入,这种控制人口的方式本质上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想,与市场经济要求人口更加自由地迁徙和流动的历史趋势是不相符的,而且实际上也办不到。必须另劈蹊径。从上述分析来看,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从北京作为首都来讲,必须准确定位其功能,不能什么都发展;二是从全国来说,必须调整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全面均衡发展战略转移。后者通过打破长期存在的区域“行政壁垒”,使各种资源流动获得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为经济发展向立足内需转型提供前提和保障。落实到北京,就是把首都非中枢管理功能分散给周边其他城市,真正形成京津冀大城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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