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宣传部长谈与记者打交道经验 称沟通很重要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4日 10:34 中国青年报

  40岁出头的老丁喜欢称自己是“准记者”。年轻时,老丁做过“记者梦”,也曾按照记者的套路,一板一眼地写过新闻,还当过报社的通讯员。可阴差阳错,最终他进入了宣传系统当公务员,从底层的新闻科员干起,摸爬滚打,一晃便是将近20年。如今,他已官至一东部大省某县的宣传部副部长。

  令老丁不那么遗憾的是,在将近20年的宣传工作生涯中,他接触过上千名记者。他们来自不同媒体、不同层级、不同国别,其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照老丁的估算,“大概每年都得见上百名,别人都说我是‘阅记者无数’”。对此,老丁嘿嘿一乐。

  偶然的一次采访之余,谈吐风趣的老丁无意中跟本报记者聊起了他的工作生涯,聊至兴起,便如数家珍般道出自己练就的一套“记者经”。他说,将来有机会要出本书,把这些跟记者打交道的经历,以及从事基层宣传工作的种种繁琐和无奈,都写进书里。

  假记者是这样被“考”出来的

  “现在都说‘防火、防盗、防记者’,我肯定也要防记者,但不是防范、防备的‘防’,是对外来因素的‘防’。比如有外来投资的,也得防,他说要来投资1000万元,是不是真的?是从这个概念上‘防’。”

  而假记者,则是老丁向来唯恐避之不及的“访客”。如何鉴别真假记者?老丁颇为得意地说:“我自有一套妙计。”

  “凭我的观察,中央级的记者一般都是主动联系官方,主动亮明证件,假记者也有拿工作证和介绍信的,我在全国几十家新闻单位都有不少朋友,周旋之余,完全可以打个电话验明对方身份。但要是我从没听过的媒体,我就借机‘考’他们。这些人哪经得住?我一忽悠,他们就原形毕露了。”

  老丁举例,和对方寒暄时,他会有意无意跟这些人聊国家最近的方针政策,“中央什么形势,基层什么形势,不要以为我们基层干部素质很低,不干事。我们是很忙,但我们又不是独立王国。”凭老丁的经验,假记者这时候一般只会打哈哈,只能回答“好好好”,“是是是”,素质如何,一看便知,而真记者则会和老丁有一个对等的交流。

  “我的经验百分之九十九正确。”老丁说。或许,除了这样不经意的“考试”,搜索方便的互联网也帮了老丁很大的忙。和老丁见面还不到几个小时,他的一位下属便主动和记者聊起记者此前写过的新闻作品,甚至连本报记者的毕业院校都一清二楚。

  很多人会好奇,验出假记者后,下一步该怎么办?老丁却独辟蹊径:“我从不揭穿他们。如果用另一种眼光来观察,他们也是挣饭吃,不容易,比较可怜。实在不行,就让宣传科长陪着吃顿饭,很多人也只是想蹭顿饭而已。”

  终归是假记者,在职业素质上,还是不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这些人动辄前来“舆论监督”的事情,常常令老丁哭笑不得:当地有好几家大企业,一个药厂,一个柠檬酸厂,烟囱里冒着大团白烟,他们会说污染多么厉害。“实际上,冒的都是纯白色的水蒸气,我都懒得解释。类似的新闻,有些小报记者要么发不了,要么,就发在一些没人看的网站上或个人博客上,打电话跟我说发了,我就说很好。其实我知道,他们的目的是‘榨油’,打电话来,就是想让我们去‘公关’,我们坚决不去。要是给他钱,其他的小网站就都会过来。”

  而仅仅在几年前,老丁的底气还没这么足:“那时媒体刚放开,小报不断地办,那时候你得重视他,毕竟我们是基层。我并不是怕小报曝光,而是担心,这种只印十份八份的小报,可能直接寄给市里的领导,或者省里的领导。领导可能对报纸不大了解,一看我们这里有这么大的污染事件,会过问。比如四五年前,有过一个小刊物,直接把类似的负面报道寄给市领导,领导签字转发到县里,县领导就会有压力。还好,我们县领导对这事很开明,有时候一块儿吃饭,我们主动检讨,说媒体报道的一些事让我们压力很大。书记说,有啥压力,这又不是你的事。”

  随着老丁对假记者的鉴别力与日俱增,他也更加应对自如:“几年前,一些小报给哪个单位曝光,我们会给个两三千元。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最近3年内,一分钱都没给过。”

  和媒体沟通真的很重要

  “很多人不理解,说我们搞宣传工作是‘灭火’的。”谈及“灭火”二字,老丁颇为无奈。在他看来,这是很不恰当的提法,“我在这个地方工作,我得负责这个地方的舆论导向,怎么才能更有利于促进这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任何部门都有问题,上级发现也是一把火,不能仅仅因为记者来报道,就说是他们在‘点火’。”

  让老丁有压力的,是“现在记者监督的内容百分之九十都是县以下”。老丁认为,这客观上是因为县行政实体的特殊性。“中国历史上是皇权不下县,县以下不再设行政机构。很多政策都是落实到县一级,矛盾也就集中到了县一级。”

  “这种情形下,和媒体的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老丁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今年,某中央媒体接到当地一个村子老百姓反映情况,说当地蒜薹只有两块多一斤,相比于北京最贵的七八块一斤,太低了。老百姓觉得吃亏了,想找媒体反映。

  该中央媒体的记者调查了一天后,认为是当地市场管理不善,有欺行霸市的情况,或者是农民负担重,成本高导致收益低。乡镇干部告诉老丁后,老丁马上赶到村里。一见面,这位记者毫不客气地问:“你来干吗?”老丁说:“是来给你们搞服务的,生活工作上有啥不方便的,就跟我说。”

  接着,老丁不断地跟他交流,从国内外形势讲到农产品行情。老丁讲,农产品价格不要一高就打压,毕竟,农民三五年才碰到一次高价。价格一高,农民都去种,第二年自然降下来了,这是市场规律。农民很不容易,蒜薹两块多已经很高了,最便宜的时候,才几毛钱一斤。之所以两块多农民还挣不着,一是人工问题,原来采蒜薹一天30元,现在一天100元;再一个原因,就是农业生产资料一直不断地涨,像柴油补贴等,却微不足道。

  老丁当即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据他所知,外地蔬菜运到北京,不仅要经过路上设卡收费,到了北京批发地,再到各大超市,流通环节如此之多,自然会抬高价格。“我不断地跟他交流,最终这位记者转变了看法,给我们作了一个正面报道:如何培植大蒜产业,给农民增收。”

  最担心不客观的负面报道

  “知道我最担心什么吗?我还是最担心不客观的负面报道。”说到这里,老丁皱了皱眉。

  负面报道怕不怕?老丁这样解释:“胳膊拧不过大腿,你们是上面,我们是下面,我们没有必要去找你们算账,我们把问题解决就是了。你们的目的是监督工作,也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乡镇书记遇到记者都会跟我说,至于有没有问题,我都是让他们坦然面对。我跟他们说,如果隐瞒了,老百姓自己说出来,记者拿到证据,你的负面形象就出来了。”

  对老丁来说,正常的监督报道他们是欢迎的。“真正做舆论监督的,都是先来掌握第一手资料,最后找我们核实。我们也会去核实,同时做工作,看对方能不能不报道。要是必须报,我们能找到熟人的话,就去解释一下。我们坚持的口径是:你们来监督我们,是促进工作的。我们把问题解决好了,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媒体就不报了。”

  令老丁印象深刻的是,某次省台来当地采访,发现有人将死鸡加工后卖给饭店,加工点非常隐蔽。老丁得知后,马上通知工商部门,把那个非法加工点查封了。

  在老丁看来,“如果监督报道是客观公正的,说句私心话,我就没什么责任了。工作没干好,媒体给报道了,领导不会埋怨我。但如果报道得不客观,不是那么回事,毕竟我是负责宣传的,领导就会觉得,是不是我没处理好关系,没有尽到责任。”

  这么多年来,性格直率又谙熟新闻规律的老丁交了很多记者朋友,以老丁挑剔的眼光,基层欢迎的好记者“是能够坦诚交流的人”。“曝光不要紧,要实事求是,不要盛气凌人、唯我独尊,别老觉得‘我就是包青天,我下来就是给老百姓伸冤的’。”老丁说。

  老丁还真碰到过这样的记者,来自某中央媒体,到当地调查母猪补贴不到位的问题。按照中央政策,一头猪补贴100元。当地一村民没有拿到补贴,随即向该中央媒体打电话反映。记者来了后,直接到他家里,给了100元,说:“政府没给你,我替政府把补贴给你。”这让老丁觉得很别扭。

  不久前,老丁的一个记者朋友又一次第一时间出现在矿难报道现场。让老丁印象深刻的是,电视画面里的这位朋友神态疲惫,嗓音沙哑,他连忙在手机屏幕上按下一行字,给对方发了过去:“王记者,每次矿难报道都有您的身影,我钦佩您的勇气。”他回了两个字:“谢谢!”老丁觉得,能交到这样的记者朋友,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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