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化日益明显: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告急”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7日 14:23 中国经营报

  编者按 号称“中华水塔”的青海三江源地区,为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河的发源地,一直是中国生态保护工程的重中之重,自2005年起,国家开始实施《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5年后的今天,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还存在哪些问题?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随“生态文明记者行”报道组赴黄河源头地区采访,发现当地生态虽有所恢复,但整体恶化的趋势却未得到根本遏制,尤其是影响深远的生态移民问题,因缺乏机制保障和必要产业支撑,已渐入困境。

  黄河源头的青海果洛州玛多县,素有“千湖之县”美誉,上世纪80年代时,县境内面积超过6公顷的湖泊多达4070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连年干旱,当地大量湖泊萎缩甚至干涸,2000年时数量锐减至2000个左右。以至于2002年完工的玛多县黄河水电站因蓄水量不足,直到2004年才正常发电。

  “如今玛多境内的湖泊又增加到3700多个,基本上恢复了原貌,扎陵湖和鄂陵湖的水域面积达到40年来的最大值。”玛多县三江源办公室主任韩尚军告诉来访的《中国经营报》记者。

  这一切,首先应该归功于实施了5年的《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 (以下简称《三江源保护总体规划》)。想方设法增加黄河源头的人工降雨,是该保护规划的重要工作之一。

  但在干旱得到缓解的同时,黄河源头地区的荒漠化依然日益明显,有学者指出,三江源生态的恢复至少需要30至50年时间。

  沙漠化治理仍处摸索阶段

  从玛多县黄河水电站前往黄河源头标志景点“牛头碑”的路上,当地向导告诉记者,原先的道路已为鄂陵湖水所淹没,现在走的是一条备用公路,比原来要远10公里。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与2004年相比,扎陵湖水面面积增加了31.76平方公里,鄂陵湖增加了49.07平方公里。

  得益于《三江源保护总体规划》,2005年至今,国家为防治当地沙漠化,总共投入了1847万元,治理总面积超过22.5万亩,治理手段包括人工补播、工程治沙、化学治沙及围栏封沙育草等。

  据记者实地了解,除人工补播和围栏封沙育草初见成效外,黄河源头的沙漠化治理仍大多处于摸索阶段。

  韩尚军介绍,人工补播地区主要是星星海附近10万亩沙漠的最边缘地带,这种从国外引进的治沙方式,每亩的平均费用为3300元,如果要治理整个星星海地区,至少需要3.3亿元。

  选择星星海作为治理实验地区,有成本方面的考虑,这种补播方式需要大量的石头,星星海周边可以就地取材,大大节省运输费用。

  离星星海西南约40公里处的黄河乡“娘娘滩”,为果洛州玛多县和玛沁县交界处,面积达200万亩的大沙漠沿着黄河东岸分布,一望无际。当地牧民称,近30年来,这个大沙漠逐年向黄河岸边蔓延。

  韩尚军告诉记者,对于规模更大的“娘娘滩”沙漠的治理,需要中央政府决策支持,按星星海的治理方案,至少需要投入66亿元,更困难的是这里根本没有石头,面积太庞大,让人望而生畏。

  以沙漠化、盐碱化和次生裸土化为主的土地荒漠化,是玛多县面临的最严重生态挑战之一。据初步统计,土地总面积约260万公顷(3900万亩,近九成为草场)的玛多县,沙漠化土地1176万亩,其中严重沙漠化土地134万亩,强烈发展中沙漠化土地127万亩,正在发展沙漠化土地306万亩,潜在沙漠化土地608万亩。

  生态移民遇困境

  在不断扩大的荒漠化阴影之外,生态移民难见实效,也让三江源保护工作举步维艰。

  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工程总监郜贵恩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三江源地区人口只有10万,现在增加到了50万,新增的人口要靠更多的牛羊来养活,对原有草场造成更大压力,如今保护生态要“退牧还草”,很多牧民必须搬到县城,必须寻找新的生计。

  “我们不停地呼吁,三江源的老百姓为了大家的利益放弃家园,搬进城镇,他们迫切需要生态补偿。”郜贵恩说。

  不过,县一级三江源办的工作人员普遍认为,由于没有固定的补偿机制,生态移民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

  按照三江源总体规划,保护区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三者的生态移民政策和强度有所不同。以海南州的兴海县为例,因黄河未流经县境内,被划为实验区,保护措施以休牧为主,每年4至10月进行休牧,政府每年给每户牧民3000元的饲料补助。同时,兴海县鼓励农牧民搬迁到县城集中居住,并为每户提供60平方米的住房、100平方米的牲畜棚。

  记者在兴海县城的唐乃亥村移民点看到,许多农牧民的家门前都有农用拖拉机,还有不少蔬菜大棚。兴海县宣传部一位官员称,政府希望搬迁出来的农牧民能最终脱离农牧业,这样有利于保护草场生态,这个移民点100户居民中,从事蔬菜种植的有76户,牛羊育肥的有18户,养马的4户,他们的收入要比过去高出数倍。

  但走进核心区的玛多县和玛沁县,生态移民的状况就差强人意了。与兴海县相比,这两个县海拔更高,生态更脆弱,生态移民的生活状况普遍不升反降。

  记者从玛多县城赶到黄河乡政府那天,正值果洛州领导要来视察,因当地不仅没有手机信号,连固定电话也没有安装,黄河乡党委书记更桑加只能带着人在路边守候上级领导的到来。

  更桑加告诉记者,黄河乡在玛多县算是比较富有的乡镇,但越来越严重的沙漠化开始影响牧民的生活了,政府一直在动员大家搬迁,但多数人不愿意走。

  黄河乡共有2700多人,迄今搬迁出去的有189户,据说2005年启动生态移民计划时,不论是10口人的大户还是只有3口人的小户,都是每户每年给8000元生活补助,一开始就出现了“贫富差距”。

  更大的问题是,玛多人烟稀少,牧民们常年以畜牧业为生,很难进入新的就业领域,随着移民户积蓄和补偿费耗尽,生计就成了大问题。

  更桑加说,搬出去的人很多想搬回来,但上级政府不允许,乡里短期内还能管得住,以后很难说了,现在这些村民除了吃老本,只能挖些冬虫夏草,或是打零工贴补家用。

  与海拔4000米以上的玛多相比,海拔低一些的玛沁县人口多出一倍,但生态环境却比玛多更恶劣。该县与四川和甘肃交界,一些草场严重退化地区的牧民,常年偷偷翻山越岭出省偷偷放牧,生活极其艰难。

  玛沁县三江源办公室秘书侯生库告诉记者,县里的生态移民以10年为期限,即自2005年起10年内是阶段性禁牧,至于10年之后怎么办,还没有明确的说法。

  据了解,实施生态移民之前的那几年,果洛州牧民家庭年收入在15000元左右,以每户4人计算,人均年收入在3700元左右。实施移民之后,每户不分人口多寡,每年补助8000元,人口多的家庭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前后反差很大。

  从原住地搬迁出来的藏族牧民不会改变原来的生活习惯,依然以牛羊肉为主食,极少吃蔬菜,购买牛羊肉成为移民户很大一部分生活开销。

  在玛沁县的云游乡移民点,记者注意到,许多住户家院子里的蔬菜长得郁郁葱葱,油菜花都结了籽,但住户们并不去采摘。玛沁县农牧局草原管理站站长才让太说,移民的生活完全要从头开始,他们很多人搬出来都5年了,大多数人还不会使用铁锹。

  对口补偿机制何在?

  许多负责组织实施生态移民行动的基层政府官员,可能都没想过10年之后,牧民是否还会重返草原。他们相信,政府免费盖房子,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如此优厚的条件,肯定会留住常年居无定所的牧民的心。但严峻的现实是,当地受气候、地理环境的制约,第二产业不发达,如玛多县属于纯粹的畜牧业县,工业比重不足10%,就业机会紧缺,留不住新移民的人,也很难留住他们的心。

  面对种种现实困难,一段时间以来生态移民的步伐明显放缓,因为谁也不知道过渡期之后会怎么样,政府工作人员很难放开手脚,只能听任牧民自愿了。当地官员迫切希望,中央能建立起一个对三江源地区的固定生态补偿机制,以消除移民的后顾之忧。

  果洛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为了保护环境,果洛州已经取消了每年的经济考核指标,各县全力以赴抓生态保护工作,但移民问题涉及到钱,而且是长时间持续的资金投入,除了指望中央拨款,地方政府别无他法。

  据悉,《三江源保护总体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总结报告,现已提交给青海省有关部门,报告中对过去5年的治理效果将有一个整体评估,预计10月上报国务院,一旦获得批复就向社会公布。

  8月9日,中科院地理环境研究所所长刘纪远在西宁做报告时称,三江源生态的恢复至少需要30至50年时间。常年奔走于三江源生态保护一线的郜贵恩也坦言,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官员对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想在5年、10年的短时间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想法不现实。

  “三江源地区百姓为长江、黄河上游的保护做出了重大的牺牲,长江、黄河上游又为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水资源,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财政转移支付作为补偿。”郜贵恩说。

  青海许多地方干部希望直接建立黄河中下游与青海黄河源头的对口补偿机制,因为青海对黄河水量的贡献达到49%,下游工业省份有义务保护源头的生态。

  据郜透露,去年青海省政府已正式向国务院上报了《青海三江源生态补偿综合试验总体方案》,目前正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进行修改,预计今年年底前会就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黄河源旅游开发望梅止渴?

  对于外界一度寄予厚望的旅游业,果洛州当地官员也不以为然,他们说,玛多县直到2004年才通电,交通和医疗基础设施很落后,旅游景点开发更是滞后,许多人即使对黄河源头心驰向往,也因交通生活不便及担心高原反应等难题望而却步。这些基层官员们承认,现在还看不到靠发展旅游振兴本地经济的前景。

  海拔3600米的玛沁以及海拔4200米的玛多,都是人烟稀少、资源匮乏的荒凉之地,从青海省会西宁出发沿214 国道到玛多,全程近500公里,很少有外地人能开车一天跑完,中途的共和县或兴海县会成为歇脚处。

  由于海拔高、植被少、外来人高原反应强烈,当地俗语有云“玛多不住店”。据说每年到“牛头碑”参观的有几千人,但很少会在玛多逗留消费。

  即使青海省内居民,也很少有人西越日月山涉足果洛州,更别说玛多,记者一行进入黄河源头景区时,预想中游客云集的景象并没有出现,玛多县城内也极少看到与旅游业相关的商店。

  小资料

  《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确定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5.23万平方公里,行政区域涉及玉树、果洛、海南、黄南4州16县和格尔木市代管的唐古拉山镇,建设项目主要包括生态保护与建设、农牧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支撑三大类,22个子项目,总投资75.07亿元。

  观察:

  下游补偿 知易行难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所副所长李佐军

  黄河源头地区的生态移民计划因为补偿机制和后续产业的缺失变得前景不明,中央加大资金投放,乃至采取中下游地区对口补偿,似乎成为填补上述不足的必然选择。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黄河上下游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不具可操作性,还是应该由中央政府统筹安排更具效率。

  《中国经营报》:生态移民是很多地区生态保护的重要措施,黄河源头地区作为“中华水塔”,它的生态移民是否具有特殊性?

  李佐军:对于地理偏远的地区来说,生态移民移到哪里去是难题,既不能离他们原来生活地太远,也不能让他们生活无着,移民一定要得大于失,生活要有大的改观,否则就不足以让移民满意。

  只要有人的活动,不管是从事畜牧业还是农业,对自然环境都是有破坏力的,只是程度不一样。所以,要保护黄河源头,移民是一个根本性的出路。黄河源头地区的移民集中在县城,应该是适应了城市化的要求,尤其是民族地区,就近安排是合适的。这样既能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教育、医疗服务水平都可以提升。

  但在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比较落后,后续产业又成为移民后的大问题,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如果人口规模达不到,服务业的发展也会不足,靠城市化本身恐怕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确实是很重要的生态保护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就应该下决心拿出一部分钱来做好这件事情。

  《中国经营报》:黄河源头地区不仅地域偏远、生态脆弱,而且自古从事农牧业,进行生态移民后,如果无法满足新的就业需求,这类地区只能一直靠外部输血吗?

  李佐军:靠工业致富在三江源地区肯定是不现实的,出路只能从农牧业和服务业里找,后者因为现实原因没有做大的空间,只剩下传统的农牧业,虽然可选择的产业很有限,但产业发展的模式是可以努力探索的。

  实施生态移民之后,可以进行生产方式的改造,采取提高产业附加值,延伸产业链之类的方法,内蒙古搞过的养羊合作社模式也可以尝试,集中经营不仅可以提高产值,也能保护环境。同样是那些人,那些地,怎么发展更有成效,是当地政府应该认真考虑的。

  《中国经营报》:我们了解到青海试图谋求建立三江源的生态补偿机制,关于下游对上游进行生态补偿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你认为这种补偿机制是否具备可行性?

  李佐军:三江源的保护固然重要,但我个人认为,单独一个地方不太可能形成固定的机制,因为机制要有推广性,除非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让下游对上游做出的贡献进行补偿,进行区域之间的转移支付,道理上是能讲通的,但实际操作难度大。首先要确定是哪些省份真正获益,获益有多大,这就很难说了,每个省看问题的角度不完全一样,怎么协调让大家都认可,难度不小。

  黄河在青海之外还有支流,上游地区的甘肃、宁夏、内蒙古本身也是西部省份,也为全国的生态做了贡献,让他们再拿出钱来补给青海,并不现实。经济相对发达的河南、山东虽然工农业受惠于黄河,但同时他们还有防洪、治黄的压力,也就是说黄河不仅给他们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灾难,如大量的泥沙、“悬河”问题等等,所以说沿黄各省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很难形成一致共识。

  这方面中央政府可以出面协调,但要真正落到实处,我个人认为难度较大,要沿河各省区来谈判,则基本上没法谈。因此,在保护黄河源头生态问题上,最可行、最有效率的,还是中央政府从公共财政中直接拨款。实际上,在全国大生态保护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有的省份森林覆盖高,对全国的生态有好处,他们也可以提出说需要其他省份进行补偿。我相信未来这些事情都将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测算、补偿标准等也会陆续制定出来,但基础工作很庞大,需要时间,短期内恐怕还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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