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征地拆迁成网络上官民关系焦点(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05日 10:21 中国青年报
媒体称征地拆迁成网络上官民关系焦点(组图)
热点舆情中的网络载体
媒体称征地拆迁成网络上官民关系焦点(组图)
各地热点舆情应对策略
媒体称征地拆迁成网络上官民关系焦点(组图)
谁在发声,谁在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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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锡常镇舆情热度对比

  解读:沿沪宁线东进,从镇江至苏州,每前进一个城市,GDP就上一个台阶,但网民的分贝也梯次增强,批评性意见的比重也越高。

  《中国青年报》开设“一周舆情综述”专栏,已有一年。从2009年10月24日,到今年11月2日,每周一篇,共涉及互联网上的突发公共事件和热门话题221件。

  这个专栏不一定覆盖了所有引起网民关注的热点舆情,但集腋成裘,从中可以看出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改良,民众对社会正义的渴求,还有不断进步的传播技术下,政府回应社情民意的诚意和艰苦努力。

  综合这一年中的“一周舆情综述”,可以看到,互联网上的官民关系呈现出七大特点。

  一、互联网极大地拓宽了官民互动的通道

  1948年,刘少奇对解放区华北记者团发表讲话,郑重提出:人民想和中央通通气,想和毛主席通通气,有所反映,有所要求,有所呼吁,但许多人不会写字,邮路不通,电报不通,见毛主席很难见到。本来天天见面就好了,可是办不到。所以需要你们记者到各地去,把人民的呼声反映上来。

  在互联网时代,人民想和政府通通气,乃至天天见面也是轻而易举的事。2009年,在河南灵宝王帅案中,网友“八个佘祥林的亲属”在人民网舆情频道豪迈地留言:“个别地方官吏自以为天高皇帝远,老子天下第一,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欺压草民。特别要提醒这些地方官吏牢牢记住:中国老百姓只要鼠标轻点,就跟总书记在一起了。”今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高兴地接受了QQ靓号后,网民又兴奋跟帖:“登录QQ,你可能与总书记同时在线!”

  在各种网络舆论载体中,BBS仍是舆论主渠道。其中,天涯社区人气最为旺盛,很多热点事件都在天涯社区发酵并走向舆论高潮。

  但因论坛加强了内容管理,一大批欲言又止、意犹未尽的网络“意见领袖”从BBS流失,退守博客或者前进到微博(http://t.sina.com.cn)客。

  微博客在宜黄自焚案中异军突起。网友爆料、当事人维权、官方答复、公众围观,开始优先考虑微博客。

  新闻跟帖堪称最具草根性、“水淋淋”的网络舆论,其犀利程度可能超过 BBS。传统媒体在这一年里的表现,从总体上不如去年杭州“欺实马”、上海钓鱼执法和成都唐福珍自焚等事件中的大义凛然,但也不乏亮点。比如《人民日报》的“人民时评”,抨击杭州警察给发廊女家属写信而侵犯人权,让很多网民感到意外和感动。

  二、网络舆论的发达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成正比

  可能有的地方政府觉得,本地区在互联网上波澜不惊,是社会稳定的表现。其实,更大的可能,这是社会发展停滞和民意表达不畅的迹象。本地经济增长迅速,社会分工发达,利益群体分化,社会各阶层纷纷借助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因此出现各种杂音,爆出一些丑闻,其实只是传媒在“还原”社会真实的矛盾构成,不仅无碍观瞻,反而有利于各方利益博弈趋于透明化、规则化,特别是有利于政府决策与社情民意的顺畅互动,减少官民隔阂、误判和对峙,化解民怨、吸纳民智、凝聚民心。

  苏南的苏锡常镇舆情对比是一个有趣的案例。经济越发展,舆论就越强,批评的声音也越多。

  “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本是社会发展中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虽然很有些无奈。怀念“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结果只能是发展受阻,社会僵滞。

  广东的例子更有启迪。在过去一年中,互联网上涉粤舆情多达20件,居各省之首。

  其中负面的新闻也不少,比如东莞劳工刘汉黄杀人案、深圳“箱居”、广州“咆哮哥”,但谁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广东是全国经济增长最强劲和社会开放度最高的地区,也是“网络问政”做得最好的地区之一。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亲自给做批评报道的记者撑腰;广东警方开通微博客,“阿sir”上网与网民及时沟通;广州市政府网上晒账本;深圳率先制定限制“裸官”的干部政策;东莞放弃给记者发放“专用采访证”的企图,改口表示“不会制定实施有违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审稿制度”……

  自上而下的宽松氛围,使广东的民众有地方说话,政府在学习倾听,“公民社会”在发育成长。就是在互联网上的众声喧哗中,番禺业主抵制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集体散步”和缓收场,业主上了街但没有闹事,政府也没有抓人,“暂缓”该项目后将与居民“共同寻找相对合适的垃圾处理方式”。

  三、社会管理和执政理念滞后于经济进步,导致负面舆论激增

  经济发展带来社会开放,沿海地区成为网络舆论热土本不奇怪。

  近年来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部一些省份如湖北、河南、山西经常爆出吸引全国舆论关注的突发事件。

  中部地区的社会矛盾凸显,官民矛盾,警民矛盾,城管与商贩的矛盾,经常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

  湖北石首市一个普通厨师的坠楼,导致数万人上街要求公布真相;荆州英勇救人的大学生牺牲,却成为皮包打捞公司“挟尸要价”的筹码;河南栾川大桥垮塌死伤惨重,县委县政府却向上级市委、市政府发道歉信,偏偏忽视了几十具冰冷的尸体和几十个破碎的家庭;山西的高温疫苗、地震恐慌,乃至矿难救援,一再暴露出政府公信力的低迷……这些基层乱象,提示中部地区在经济大踏步前进的同时,政府公共治理的理念和技巧还严重滞后。

  经济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一些地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转型迟缓。有些地方政府习惯用排斥社会参与的权力机制,来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例如,把政府必须接受媒体和民众的监督,片面地视为领导干部的“雅量”;对于上访民众通过正常渠道的申诉,不惜出动“信访专班”打人;把围观的市民说成“精神病”而强行关进精神病院;把极度贫困人群列为管控对象,由专职民警负责“跟踪其思想动态”。

  媒体出身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微博)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官员和百姓台上台下的位置换了个儿,老百姓坐主席台讲述自己的苦与忧,官员需要在台下站起来解释政策、表态怎么解决。”

  遗憾的是,某些领导干部仍然习惯于高高在上,遇事就试图让台下的百姓噤声,不能容忍民众和媒体七嘴八舌议论公权力的得失,不能容忍社会力量尝试与政府一道参与社会管理。这种权力观的扭曲,导致种种让网民啼笑皆非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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