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改变昆明:当地官员称其风格更像董事长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10日 10:18 南风窗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昆明

  在长达半年时间里,一个名为“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的新地产项目,以“低碳生活”、“价廉物美的花园洋房”等噱头在各种媒体和活动中频繁亮相,并采取签订《职工集体委托代建协议书》、《项目建设投资协议》及《选房确认书》等方式,收取了2000多名购房者房款总价30%的“代建诚意金”高达3亿元。

  按照昆明警方在2010年10月12日通报的情况,“云南君信投资有限公司、昆明宁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了市委仇和书记对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昆明办事处请示函的批示件”,以其中“会处答复”四个字误导公众视线、混淆视听,最终达到了诈骗目的。

  “这个事件的出现及其被警方高调查处都非常蹊跷,众所周知昆明不止一个房地产项目是类似违规手段操作出来的。” 网友说,这个事件将给仇和今后的工作开展带来负面影响,后期处理不好会形成遗憾结局。

  昆明在改变

  “流经城区的36条河水开始变得清澈了。”这是许多昆明人近两年来最开心看到的转变之一,而且他们都把这样的变化与仇和的执政联系在一起。

  “由昆明市36名市级领导担任‘河长’,由各河道流经县区的主要领导担任‘段长’,对各条河道均做到分段监控、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分段问责”,这就是仇和推行的“河长责任制”,而他也曾经“身先士卒,卷起裤腿站在盘龙江里,踩着又脏又臭的黑泥挥舞铁锹劳动”。

  2007年12月末,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成为主政一方的“改革派官员”群体中,能不断升迁、不断获得新平台继续其改革事业的代表,也一度成为“东部官员到西部任职”的干部调动模式的鲜亮样板。

  “几乎所有昆明人早期都对仇和的到来倾注了美好的期望。”网络人士“边民”表示,仇和给昆明带来的变化有许多,无论是观念还是具体事务,而其本人也在争议中延续着他一贯的人生道路。

  城市建设、滇池治理、招商引资、城中村改造、地铁工程、改变机关工作作风,甚至计划将教育、医疗行业进行民营化改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仇和已经在昆明掀起了很多不可阻挡的“旋风”。对于种种诧异与不解,仇和的表态是:“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

  “收入微薄的昆明财政根本无法支撑仇和那么多的工作,由于自身条件所限,短期内昆明也很难在招商引资方面获得巨大突破。”昆明市的一名官员说,“不过这些正是仇和希望改善昆明基础设施,提升投资环境的动力和理由。在地方税收来源缺乏,无太多财政潜力再挖的情况下,他也走上了不少地方政府流行的老路,即从土地上做文章。”

  他表示,“整理土地”、“拆迁改造”等政策、宣传一时间让昆明“满城风雨”,“昆明主要是靠城中村改造来为房地产市场提供土地来源,随着拆迁成本越来越高,昆明的房价未来必将长期处在高位运行。”

  生活在昆明的退休老干部康佳说:“由于涉及的工作内容太深、太广,他把昆明本地的老百姓、公务员、权贵三方都骚扰了,或者说得罪了,这样的情况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水平。”他认为仇和的工作力度很大,给昆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昆明历史上难得的市委书记。

  “仇和早期惩治公务员的举动获得了老百姓的叫好,但他后来决定拆除居民阳台上的防盗笼时,老百姓的反对声就来了。”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民意也不一定靠得住,老百姓往往会因为个人的微小利益得失而发生变化。”

  的确,“拆防盗笼”使昆明老百姓对仇和的评价发生了变化。网民“饕餮”表示,一方面昆明老百姓突然发现仇和的举动也会涉及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仇和的这项政策设计还有一些纰漏。

  “比如开始要全部拆,后来又变成沿道路拆,后来又变成沿街拆,变化很多、很快。”他说,“另外还有开始是自费拆,后来因为反对声音大了,又变成政府出钱拆,而且这项工作到今天也没有完成。”

  对于建设昆明的思路,仇和的宣传口号也不少见,而且不断更新:2008年3月为“滇池流域城乡一体化”;2010年3月为“全域城乡一体化”;2010年10月为“全域城镇化”。同时昆明还获奖不断: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软实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联合国宜居生态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佳休闲宜居绿色生态城市……2010年10月21日,又收获了一项——中国国际形象最佳城市。

  “仇和的做法肯定会让一些人不满意,但各方要客观地看待这些问题。”石鹏飞说,“不过仇和在发展的同时还是要考虑本地老百姓的承受力,目前的建设的确过多过于密集了,老百姓叫叫苦、骂几句也是在情理之中。”

  仇和来到昆明后很少与外界媒体打交道,更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访问,但也有人举例《政道:仇和十年》一书一度摆满了云南省的各种书店、报摊,其“并非完全低调”,“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

  “一直处于非议之中”似乎已经成为仇和仕途、行为的特征。2010年4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交流中心设立了《“仇和新政”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影响与评价》课题组,以期将其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管理创新和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案例,并上报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供高层决策参考。

  不是完美的发展

  为保证城中村改造工程的顺利推进,昆明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以仇和为政委,市长张祖林为组长,市政协主席田云翔、副市长陈勇等为副组长的昆明市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一名昆明房地产商人透露,为了实现土地盘活,仇和想出了许多办法,“除了从以前已经获得土地的老板身上再收点差价,还千方百计让每一块土地的价格都往上升”。

  “仇和经常直接过问具体的土地项目。”他说,“他经常组织各种部门领导、房地产老板在一起开会,直接谈想法、下命令。”

  这名商人说,“我们也理解仇和是因为着急,他太希望昆明早点变个样,他的宏伟蓝图早点造就。于是,为了提高效率他就采取了这样的工作方式,却也留下了许多麻烦。”

  “在我看来,仇和的风格和能力更像一名商人,整个昆明在他眼中就是一家大公司,自己是董事长,其他人只是项目经理,这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说的‘经营城市’。”昆明市的一名官员说。

  不过,财政方面的数据也透出了昆明发展方式的一些隐忧。2009年,昆明政府性融资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近5倍,分别为962亿元和201亿元,另外有中央和省财政补助的53.71亿元。显然,仇和所采取的方法是让昆明“举债建设”。

  “政府性融资也被称作地方政府性债务,即凭政府信用以有偿借用的方式获得的要还本付息资金。”这名官员透露,“按照目前的举债速度和财政收入及开支情况,只有让昆明的财政收入尽快获得大幅度增长。”

  他认为,仇和现在对昆明的种种基础建设投入,就是期望提高昆明城市的含金量,以保证在未来获得更多收益,“这样的思路说穿了其实就是一种生意投资,只不过这个项目是座城市,里面还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人,不是一个纯粹企业那么简单。既然是一种投资行为,那么风险和利益的可能性都是同时存在的”。

  2010年第三季度,在中国城市地价监测系统的公布中,昆明综合地价环比涨幅超过5%,位列全国第三,同比涨幅超过20%,位列全国第二。一名昆明房地产商透露,仇和一方面希望控制好商品房的建设速度,寻找机遇继续提升其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则强令各区县必须限期完成经济适用房建设任务,以供应给本地普通老百姓,“他不可能不知道高房价背后的矛盾与危机,只是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过程”。

  在仇和所率领的如火如荼的城市拆迁、建设工作进展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和谐事件”。

  “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百姓的!”2010年8月14日,昆明市长张祖林在现场调研滇池草海北片区保护治理和开发建设情况时,这样表示。

  “打瞌睡”、“玩游戏”、“打麻将”……除了直接的监督、处罚,仇和最让昆明官员们担心的是人人必须完成的“招商引资任务”,反之就是降级、撤职、自动辞职。昆明市的一名官员说:“由于缺乏基础性、计划性和系统性,招商引资工作有些不切实际,也让人无法忍受。”

  的确,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昆明市一些“有门路”的官员,纷纷打起了“赶快调往省级单位,让仇和管不着”的主意。

  云南省一名国有建筑商人则说,“在市场竞争的名义下,目前昆明建设工程的80%以上都被外地企业包揽,这对于本地企业的发展非常不利,本来就相对落后的云南企业无论市场收益还是技术进步方面都会越来越被动。”

  另外,仇和对昆明基层民主的建设与创新突破不大。在2010年夏天的“西南大旱”期间农村地区损失惨重,成为了仇和工作中的缺憾。

  一种合理的担忧是,没有农村的富裕、稳定,没有基层民主的建设、发展,昆明市即使再盖起更多的高楼,修出更多的道路,仍然解决不了贫富、城乡差距引发的麻烦。

  “诈骗案”的隐忧

  伴随着昆明市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陆续开工,为避免“项目上马、干部倒下”,昆明市委、市政府39名市级官员在2008年12月签名承诺廉洁从政,仇和名列第一。该承诺书表示:决不采取暗示、授意、打招呼、递条子、指定、强令等方式,干预和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决不允许配偶、子女、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私利,以实际行动营造昆明市建筑领域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边民”认为,“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诈骗案件的出现让不少官员难辞其咎。一块还没有被政府批准开发的土地项目,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却能将“价廉物美的花园洋房”的广告做得铺天盖地满城皆知,发布广告的媒体固然拿人手软吃人嘴短,不验看开发商必备的合法手续,更奇怪的是一些市场监管部门无所作为。

  按照昆明警方的公布,该案已抓获云南君信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庆荣等16名犯罪嫌疑人,冻结涉案资金1.84亿余元,追回并扣押涉案款项1537万余元及高档车辆18辆,冻结涉案房产4套。

  一名支付了20余万元的昆明律师说:“首先是因为这个项目的房子价格的确便宜,其次是看见那么多人都在买,尤其一些政府部门的人都在购买、宣传,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它最后会变成一个诈骗案。”

  他表示,由于国家的调控政策导致开发商资金链中断,加上昆明市对各种审批节奏一直有意加以控制,让那些还没开工建设或正在建设的房子不能提前向市场预售,于是低价的“委托代建”、“单位团购”等应对措施应运而生,这种方式一度帮助开发商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房子盖起来后也是皆大欢喜。

  “可以说云南省房地产界的公司都或多或少地操作过这种项目,而且不少政府部门都参与了类似的集资行动。”这名律师强调,“对于这个案件的性质,目前昆明本地各种人士的说法很多,并不完全认同警方宣称的‘诈骗’。”

  “我当时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第一感觉就认为‘不可能是诈骗案’,谁会傻到诈骗了3亿还要等着警察来抓,居然还在银行账户上放着1.84亿,而是早就逃之夭夭了。”昆明市一名房地产商说,“做这一行的都清楚,这家地产公司是在违规操作先吸纳资金,但最终的目的肯定不是诈骗,而是要把此项目做成,因为后者一旦成功也意味着巨大的利润,其没有必要冒诈骗的风险。”

  目前,对于“华西”案件被查处的原因,昆明本地至少有着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为了保证昆明房地产获得更高收益,已经结合国家的有关政策三令五申,项目手续不全不准以任何名义提前集资,但是这样的情况在昆明地区屡禁不止。此前昆明市曾经对20家有类似问题的地产项目发出过警告,这个“华西”项目也在其中。由于这家公司的表现也过于高调,加之并没有多少实力背景,所以不幸被拿来“杀鸡给猴看”,也在情理之中。

  二是由于该案件涉及江苏企业,势必有人想当然地以为“与仇和有关”。在一种可以想象的利益斗争玄机里,由警察力量出面成功打击,势必会让仇和难堪,甚至达到更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比如2009年末昆明市二环路内新建商品房成本每平方米已经达到5800元,而一些项目却以5000元在提前集资,这样的合约最后怎么可能成功履行,不闹出乱子才怪。”他说,“其实有些房地产商人也很有阴谋,他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提前参与,最后对政府形成压力,后者要顾及社会稳定则不得不被迫办理各种手续,但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目前形势。”

  意外的情况还有:2010年10月15日,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区分局国保大队两名警察找到曾经报道“华西”案件的某报驻云南记者,要求后者“为了维护昆明稳定,今后不再对该案做追踪报道”。随后昆明市委、政府出面道歉,称不是政府安排警察找记者,并表示将对涉案警察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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