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玛·尤拉访谈:“幸福”应当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16日 11:24 21世纪经济报道

  Ross McDonald(新西兰奥克兰大学MBA项目教授)

  也许所有国家都可以应用三类核心指标:第一,经济类指标,包括消费、分配和自然资源转化率等多个方面;第二,幸福和健康类指标;第三,道德伦理指标,它能够把这些要素结合起来。我们需要根据伦理来确定消费和幸福的不同权重。

  如何理解幸福

  Ross McDonald(以下简称R.M。):作为一种哲学,国民幸福总值(GNH)从根本上挑战了当前局限于经济和物质观念的发展方式,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在西方人的理解中,幸福已被简化成为一种简单的情感,即一种良好的感觉。但是在不丹人的感觉中,特别是对于国民幸福总值而言,“幸福”这一概念包含的内容似乎更为深邃,也更为广泛。

  卡玛·尤拉(不丹研究院院长):我想,幸福既有非自我超越的特性,也有自我超越的特性。它更多反映的是满足社交及其他社会性需求而得到的良好感觉。而有形物质在满足物质和生理需求方面极其重要。在我们所在世界的每个社会中,都或多或少地为物质生活而奔波,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否认物质方面的追求。但关注物质生产的经济增长,也包含了无形的、非物质的内容。服务、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生产就是重要的非物质内容。

  就我们的粗浅了解,在任何社会中,幸福感并不是简单地随收入的增长而增加。我们必须向自己发问:我们能否更好地利用物质产品?我们能否设计出一套有本质差别的增长模式?这并不是固执地认为物质产品无法带来更多的幸福,而是我们确实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使经济运行得更好。

  从自然角度而言,我们面临全球气候变暖,在地球有限资源的约束下,我们不能继续原有的发展模式。如果我们尝试缩小全球经济规模,那么我们必须以一种剧烈的方式来改善物质产品的分配模式。因此,一种关于分享的激进想法显得十分必要。如果我们学会如何进行分享,我们将更少地为经济利益所驱使。因此,在更高层面重塑社会关系,将会替代大量的物质消费和追求高收入的欲望。

  “幸福”并不是唯一的终点

  R.M.:听到很多人希望尽快应用标准化的方法测度幸福,我感到十分有趣。在多大程度上,算术的、定量的测度方法可以取代现有的测量进步和发展的方法?

  卡玛·尤拉:我想我们会使指标与对当下的传统认识保持一致。这里有方法论的问题。

  第一,人们必须能够设想出他们理想中的社会形态。这是设计任何指标的前提条件。如果不这么做,会强化现有的困境,而最终走向消亡。国民幸福总值是要设想未来和合适的发展经验,而后将其应用于设想中的未来。因此,国民幸福总值并不是对各种指标的简单算术练习,而是开发出一类与社会成员需求相呼应的愿景。如果我们想要的未来与我们现行的发展路径不一致的话,那么我们需要一些手段为我们指明方向。但是,所有的指标都只是短期的导向性工具,我们需要说服人们,证明这些工具是恰当的,然后,他们才会帮助我们实现最终的目标。我想,这就是指标的作用。

  目前可用的指标要么是针对基本的人类发展,如收入、健康、寿命、教育、识字率等;要么针对经济发展,如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测度。但是,这是不完全的测度。我们需要一种从广义上对幸福感进行测度的方法。也许所有国家都可以应用三类核心指标:第一,经济类指标,包括消费、分配和自然资源转化率等多个方面;第二,幸福和健康类指标;第三,道德伦理指标,它能够把这些要素结合起来。我们需要根据伦理来确定消费和幸福的不同权重。

  而我们知道,幸福只是人类探寻的终点之一,而且是被大大忽略的方面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终点。还有其他终点,首要的诸如正义和道德伦理。所以,我们要通过平等的方式和平衡的消费来实现幸福,找到最佳的前进路径;我们还需要把这些努力纳入到一个伦理的框架中。当然,如果能有一个指标衡量全部这些内容,那最好不过。指标对社会进步的关注,最好不仅仅单一地局限于消费层面、幸福层面或道德伦理层面。如果你看到一个社会很快乐,但却是采用不讲究甚至违背道德伦理的方式追求个人的幸福,那就应该有某种向下的调整方式来降低它的幸福享乐数值。“幸福”应当成为公共政策的核心,政策制定者应当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其中。

  R.M.:一些杰出的人士可以把幸福与怜悯、慷慨同时结合起来,但对于大众而言,我想,需要一个支持性的文化,指导我们达到目标。你是否认为佛教文化是促进不丹实践国民幸福总值的关键因素?

  卡玛·尤拉:我们可以强调独立思考,但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特定社区中的一员,处于特定的宗教和经济体制中。但不丹与世界民众相比,更多的是相似性,而非差异性。我们不丹人信奉民主,也信奉市场和技术,所以我们生活在同质的文化中,受到各类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影响。这不同于过去与外界隔绝的状态,现今世界上已经很少有这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并不能单纯就文化与幸福强调国民幸福总值的作用。事实上,国民幸福总值具有文化中立性。我认为文化,比如宗教,应当在运用国民幸福总值方面扮演沟通的角色。如果国民幸福总值是甘露的话,它应当倒入很多杯子中,而非仅仅佛教这只杯子。(魏星译,王林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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