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宁新政:从公布县领导电话到猛治“官场病”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08日 10:46 南方都市报

  在睢宁,打听县委书记王天琦的手机号是件颇容易的事。

  12月3日,面对南都记者的随机询问,一位的哥从他的手机里调出一串号码:从县委书记到县长,从县纪委书记到某某局长,一应俱全。

  130万睢宁人口,如今,用县纪委常委、监察室主任朱友强的话说,至少100万人知道书记、县长的手机号,即便没记在心里、存在手机里,至少也知道去哪里能很快弄到手。

  这种立体式“敞开”已经持续了两年多:睢宁电视台曾滚动播出县主要领导的手机号;全县影响最大的《今日睢宁》报每期靠近报头的中缝都会登出县委书记、县长的手机号;县委门前的“县委领导同志信息公开栏”里,县几套班子主要领导的手机号常年公示;登录“今日睢宁网”,书记、县长及其它便民电话也会跳入眼帘。

  而这只是两年多来,王天琦力推睢宁新政的一小部分。从2008年始,睢宁相继出台了100多项制度改革:开出县委书记、县委权力清单,直播县委常委会和全委会,严管干部猛治“官场病”,发动群众对公权进行广泛监督,不准官员讲官话、废话……睢宁经历了一场场前所未有的“地震”。

  同在苏北,10年前,仇和曾主政的宿迁所进行的一连串改革曾震动中国,10年后,距宿迁仅35公里的睢宁再次成为政坛、媒体聚集的焦点,而一度被媒体称作“后仇和时代的明星县委书记”王天琦,也似乎较前者得到了更多群众的掌声。

  “我们,落后了!”

  2008年4月23日的《今日睢宁》报,在曾任该报业务副总编的王庆眼中,俨然已经成为珍贵的收藏“文物”。如今,已是县委外宣办主任的她,在办公桌上展开这期两年前的报纸,“依然能令我们震撼!”

  这期报纸的一版,用整版篇幅登载了一张表格——— 当时刚出炉的,2007年“江苏省52个县(市)主要经济指标排名”,睢宁的工业总量、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主要指标均排到了江苏末位。

  而大标题就是几个醒目黑字:“我们,落后了!”

  这一年的4月,王天琦刚被“扶正”,由县委副书记、县长接任县委书记。而这期“自曝家底”、震慑人心的报纸也被视为王成为“一把手”后向所有干部吹响的号角。意在“知耻而后勇”。

  然而两年前的睢宁,不仅资源匮乏——无矿产、无交通、无区位优势,长期戴着“省重点帮扶县”、“省达小康特别困难县”的帽子,就是存量最为丰富的“资源”——人口,也积弊着历史遗留的复杂局面: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干群关系紧张,群众不满情绪焦灼。

  “睢人好讼”,历史上曾是睢宁对外形象的“标签”,也是令主政睢宁的地方官员最为头疼的问题。一度,睢宁干部不团结、好内讧、奉行潜规则;群众喜上访、好诉讼、又无视规则,使得睢宁县还头顶另外两个大帽:“省信访重点管理县”、“人民来信之乡”。

  2007年8月发生的一起上访事件让睢宁的大小官员至今不堪回首。上千群众围堵县委县政府,有媒体报道称,当时任县长的王天琦被指着鼻子骂:“今天不处理问题,你就别想走出这个院子。”而被封堵13个小时的县委县政府干部们,不得已只能用绳子从大楼后面偷运方便面上来充饥。

  这次群众上访反映的是水库移民款问题,事态平息后,县水利局局长因为水库工程受贿被捕。事后这场被总结为“浓缩了当时社会矛盾”的群体事件,也使王天琦下定决心,“睢宁必须改变,否则没有出路。”

  “王书记曾做了近两年县长,对睢宁的问题认识非常清楚,也知道症结在哪。但以前不是‘一把手’,没多大话语权,所以直到主持县委工作后,才得以施展他的报负。”睢宁县委一位副部长这样向南都记者介绍。

  “没有效果就有后果”

  2008年2月,县委书记的乌纱帽还没戴上,王天琦已实际主持县委工作。“这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限制县委书记的权力。”县委这位副部长介绍。

  “在他之前,县委书记的权力很大。”这位副部长说,“比如当时问题最多的,土地开发这一块,书记说把土地给谁就给谁,说是有什么土地论证委员会、规划论证委员会,都是假的,(书记)一看不符合我的意思,找个借口,说我看哪个实力比较好,书记说了其他人敢说不吗?或者书记就直接告诉哪个部门拿方案给谁了。”

  2008年5月,王天琦就任书记后次月,睢宁出台《对重要项目、重点工程、重大资金使用实行议决权和否决权分离的意见》,建立议决权和否决权分离制衡的制度。

  制度规定,重大事项由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方案,政府常务会议决。经政府常务会议决通过后,交由县委常委会审议。县委常委会行使否决权。如果审议不通过,打回相关职能部门重新制定方案,县委常委会只保留否决权,而不参与方案的修订。这样,政府常务会议决,县委常委会否决,相互限制又相互协调,有效地限制了不当用权。

  “王书记从县委书记‘开刀’,自我限权,让我们看到他变革的勇气和决心。”睢宁干部们这样评议。而与之双辙并行,一场“严管干部”的风暴也已悄然拉开序幕。

  2008年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睢宁的大小官员接到这样一纸“禁酒令”:所有机关工作人员在工作日中午不论什么理由,不论官职大小,不论本地外地,一律不准饮酒。

  这并非睢宁第一次禁酒。“以前也禁过,但特殊情况很多,领导来了陪喝,客商来了陪喝。”一位睢宁官员告诉南都记者,“但这次不同,是无例外禁酒,区别就在‘无例外’。”

  岚山镇镇长吕某是撞上枪口的官员之一。因招待一位客商,在睢宁不能饮酒,吕就把客人带到附近的安徽灵璧县接待,当天就被群众举报,仅因中午喝了一瓶啤酒而丢掉了乌纱帽。

  “禁酒令”在睢宁实行两年多来,共18名干部因违禁被免职,其中除这名镇长外,还有一名局长和两名副局长。2009年“禁酒令”又延伸到村级,共11名村干部因此受到处理。

  “没有效果就有后果”,这很快成为睢宁严管干部的口头禅。“被罢免的干部,在家待岗三个月,只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放生活费,三个月后作为一般工作人员重新安排到别的岗位帮助工作,一年后考察,视工作成绩而定能否被重新使用。一般来说很难再恢复到以前的职位。”睢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艾丹向南都记者介绍。

  “干部不好过,群众才好过”

  以“无例外禁酒”为切入口,睢宁县随即打出一套组合拳:勤政问责、民意问责、廉政问责。

  “干部不好过,群众才好过”———这句出自王天琦一篇报告的演讲标题,如今已成睢宁的“干部哲学”。而据艾丹透露,广泛流传的这篇报告原标题,其实后面还有两句:“群众都好过了,干部才好过。”

  2008年初,睢宁县公开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重点科股室负责人的手机号码和职责分工,在网站建立“一把手信息港”,并附照片,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求责任部门3天内办结。

  随后各镇、各部门的工作目标又通过报纸、电视、网络向社会公开,让群众“看任务、看进度、看结果”。并在全县聘选3000多名评议员“每月一测评、每季一巡评、半年一评议、年终一总评”,对完不成任务的启动问责,对排名靠后的公开预警。

  县委的权力,也受到了“一述双评三监督”的制约———“一述”指领导干部公开述职;“双评”包括党内评议和党外评议;“三监督”包括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其中,仅对县委用权进行监督的群众评议员就多达1500人。

  2008年10月11日,睢宁公开直播县委常委会,开创国内“直播政治”的先河。而正是这样的直播,让许多在场干部如坐针毡。

  这次以“倾听你的声音”为主题的县委常委扩大会,列席人员扩大到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行政执法部门股级以上干部、人大代表、群众代表以及重点规模企业负责人,通过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全媒体全程实况直播。

  场内代表、场外群众均可向县委书记或常委会直接发问,被质者须当场作答并表态。没能当场回答的326个热线电话、3200多条手机短信、573条网情信息,也分别在明确责任部门后,在《今日睢宁》报和睢宁电视台上公布,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这次直播,还对“‘一述双评’软环境硬治理专项评议”收回并封存的7040张评议票现场计票,当场公布结果。经县委常委会现场票决,“最不受睢宁人民欢迎的单位”和“最不满意站所(科室)”——— 县交通局党委书记、县公安局睢城派出所所长被当场免职。

  自此,睢宁县委常委会和全委会公开直播,民意问责、廉政问责渐成常态。

  今年5月2日县委召开的 “一述双评三监督”一季度巡评会,对群众评选出的“最不满意站所”县规划局规划执法监察大队、“最不满意部门”县规划局、“最不受睢宁人民欢迎的单位”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三家单位或部门分别作出处理。

  在今年7月29日的一次县委全体会上,又对半年考核总分排名后三位的凌城、梁集、庆安三个镇,和排名后两位的桃岚化工园、金属机电园两个园区进行了公开预警,其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公开表态发言。

  “干部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干部干不干,按照群众意见办。”2009年,严管干部也向村一级延伸,一批违法乱纪的村干部被问责处理。仅姚集镇就有120名村干部被罢免、劝退,22名村干部被问责。

  “发短信给王天琦”

  与10年前仇和在相邻宿迁触发的反弹不同的是,王天琦在睢宁的新政几乎“上下叫好”,没有遇到太多反对的声音,更未激起“负面”的社会震荡。睢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艾丹对此认为,仇和改革靠得更多的是个人强势风格,而王天琦依仗的则是群众和民意。“制度在那里,不是我要处分你,是民意要处分你。”

  群众的监督甚至延伸到了8小时之外,睢宁的干部不敢随便进出娱乐场所,不敢公车私用。而这得益于无处不在的群众评议员和纠察队员。

  睢宁县3000多“一述双评”评议员和两风(官风、民风)纠察员几乎遍布全县的各个角落,73岁的退休校长夏荣桂是其中一个,由于有一定文化,又敢于直言,他还被推选为纠察队队长。从2008年4月以来,几乎每个月纠察队都会组织到机关,到部门,到车站,到街头“明察暗访”,收集各类问题,并及时向县纪检委下设的两风建设办公室汇报。

  两件小事能看出纠察队员的受重视程度。一次是今年5月,夏荣桂途经过城西派出所,见一群老人排队办证,由于天热等候时间过长,许多老人多有怨言。当天恰值夏参加县里一个会议,当场就向台上的县委书记王天琦、县长王军提出问题。很快县长王军就赶到派出所,为老人们添设饮水机,又在排队大厅安装了电扇。

  另一次他发现一所小学附近的窨井盖被损坏,担心路过孩子的安全,当时就向城管部门反映了,很快就接到城建局局长打来的电话,问窨井在什么位置。第二天早锻炼再路过时,他发现窨井盖已经重新换了一个。

  “平时只要发现身边干部有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我们都会及时监督。可以说3000个评议员就是睢宁的3000双眼睛。”

  发动群众进行监督的另一有效平台,就是“书记短信”。

  2008年8月18日,当天的《今日睢宁》曾经一报难求。这天,《今日睢宁》以4个整版的篇幅,公布睢宁县几乎所有领导干部的职务分工和联系电话,广泛接受群众反映问题“第二天又加印了3万份,加上18日的2 .67万份,加起来近6万份,但后来还是不断有人找我要报纸。”曾任《今日睢宁》报副总编的王庆回忆。

  但更被群众熟记的还是县委书记王天琦的手机号“刚公布书记、县长手机号码时,很多人很好奇,就直接打电话说:‘我就看看是不是真是王书记的电话。’”原县纪委常委、监察室主任彭燕,负责处理每天的书记、县长短信,她回忆起初部分群众的狐疑。

  很快,发给书记的短信像雪片一样飞来。“最开始每天都能收到100多条短信,什么内容都有,一开始也有虚假的,但是极少数,后来就越来越真实了。因为群众后来知道,书记公开手机号并非作秀,而是每条短信都限定在5个工作日内必须回复或办结。”

  “给王书记打电话管用吗?”这也是原李集小学老师王更霞曾迟疑的问题。她所住居所的一扇窗户,紧挨一处厕所,住了几年都不能开窗,成为困扰多年的“头疼”问题。她试着拨通了王天琦的手机,结果3天后厕所被拆除,了却了她的一块心病。

  在睢宁群众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天天快运事件”,也缘于县委书记王天琦收到的一条短信。这天,王天琦收到短信反映,县城威尼斯商城内有个名叫“天天快运”的物流公司,深夜扰民长达6年之久,群众投诉无门。

  王天琦当即把短信转发给环保局长。两天后,环保局以书面形式汇报说,此事自己无权管辖,建议县委、县政府协调城管、公安、工商等部门处理。

  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震动了睢宁:县委免去了环保局局长的职务,环保局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直接责任人被免职或撤职处理;城管局、公安局、工商局相关单位责任人待岗3个月。原因是相关部门推诿扯皮,敷衍了事,其中环保局应负主要责任。

  据负责处理短信的县监察室统计,至今年10月30日,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共收到群众短信30078条,回复率98%,办结率达90%。

  “官风”之后管“民风”

  睢宁的“网络问政”也走在全国前列。2008年5月,睢宁在全国率先建立网络评论员和网络发言人制度。

  2008年12月30日,睢宁县网络发言人正式亮相,在西祠胡同上注册。2009年12月12日,全县114个部门和单位均明确一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兼任网络发言人,并采用实名注册登录,同时设有一名网络联络员,及时掌握网络信息,并在48小时之内回复网民们提出的问题。对没有及时回复或敷衍塞责的,公开问责。

  两年来,县政府部门共梳理汇总求助类网帖2100余个,为群众排忧解难2000余件。

  2009年3月,睢宁被中纪委、中组部确定为全国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仅一个月后,由王天琦力主推行的另一场改革也广受注目———行政语言与行政行为改革。

  王天琦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周围的行政语言:“生硬僵化、四平八稳、套话连篇、枯燥冗长、八股味浓、充斥‘正确的废话和空话’……讲的人‘没诚意’,听的人‘没兴趣’。”睢宁先后出台了十多个红头文件,给说话、开会立规矩。这些规矩包括给领导讲话限时、评优;给文件“减肥”、“计生”等。

  而这一年,在严管“官风”显出成效之后,睢宁开始严管“民风”。2009年5月,睢宁以“不闯红灯”为切入口拉开了民风管理的序幕。

  近两年随着睢宁城市建设的推进,城区的河道上矗起了一座座新桥。而这些新桥起什么名,由谁来题写桥名,睢宁也打起了“群众牌”———桥名向群众征集,而题写桥名的人也从群众中推选。

  的哥沈统超被推举为其中的一座桥题名。2009年8月25日下午,沈统超开出租车将一位来睢宁考察的外地客商带到县行政审批中心,客商执意付费被沈拒绝,成为未留名的“好的哥”。后来经媒体百般寻找终于找到,他也因此被评为“2009年度睢宁热点人物”。其获奖点评为:“一个人的善举不能构成民风,但诸多‘一个人’的类似行动便凝结成一个地方的民风。”作为睢宁民风建设的典型代表,沈统超被推举为新建的“新村桥”题写桥名。

  “虽然他不是书法家,题字简单质朴,但这就是一种非常鲜明的导向,彰显县领导发动群众,尊重民意,能给老百姓带来一种非常积极的影响,也是社会价值的一种导向。”睢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艾丹如是评价。

  对艾丹来讲,两年多的睢宁新政,一切变化近在眼前。

  两年来,睢宁由全省信访重点管理县变成信访工作先进县,由社会治安重点管理县转身为法制创建先进县;由金融高风险区域转身为金融生态示范县,过去围堵政府机关及其他恶性群体性事件已消失不见。

  而经济是变化的晴雨表。2009年,睢宁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51亿元,在全省县级排名中前进3个位次;全口径财政收入17.4亿元,增长66.9%,增幅全省第一;一般预算收入增长57.5%,增幅全省第二。经济指标综合排名由徐州7县区末位跃至第四位。2010年1到10月份,在徐州市统计局列统的17项主要经济指标中,睢宁有12项经济指标增幅位居全市第一。

  2010年12月,在最近一次接待外省考察团介绍经验时,王天琦在最新一篇题为《睢宁逻辑》的报告中说,短短两年间的变化,源自于我们抓住了“人”这个核心;源自于县委书记、县长带头执行;源自于我们用制度推进改革;源自于我们的无例外执行。

  南都记者 占才强 发自江苏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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