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江苏10县如何划归上海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12日 11:00 解放日报

  1953年,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政策,上海的副食品供应出现紧缺现象,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当时的上海市领导想到向国务院要土地扩大菜田,保证食品供应,从而有了上海的十个县。

  裴先白,湖南澧县人,1916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建国后历任上海市第二商业局局长、上海市财贸办公室主任、上海市副市长等,长期分管商业和郊区副食品生产。《现代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裴先白的口述实录,回忆十县并入上海的幕后故事。

  ■向国务院要土地

  上海的副食品供应,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做“吃全国”。但从1953年计划经济开始以后就出了问题,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各个地方都按照自己的发展和需求作出副食品生产规划,就不会去计划上海需要的那部分。为此,当时我们就考虑扩大菜田,确定了13万亩蔬菜田。

  实际上,那时上海是小郊区,基本上全部也就只能规划那么一点地方了。但考虑到上海副食品生产要自己满足自己,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上海郊区太小了,13万亩达不到这个要求。我们想能不能拓展土地,争取把菜田从13万亩扩大到23万亩。

  那时柯庆施同志已经来上海了,我曾跟他讲过这个事情,说23万亩,我们郊区土地是不够的,因此扩大上海郊区是唯一的办法。是不是能上北京跟总理讲,向国务院争取划几个县的土地给上海。柯庆施同志也表示,上海要自己搞副食品的话,是要有自己的菜田。

  柯庆施叫我们去汇报,讲一讲蔬菜种植规划这个事情,争取把“上、嘉、川、宝”,就是上海、嘉定、川沙、宝山四个县先划归上海。结果总理讲,划给你土地,不划土地不行,不划土地你将来蔬菜都没吃的。

  实际上,当时上海要是不扩大郊区的话,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一个是副食品的种植养殖不能解决。我们管蔬菜管副食品的部门,感觉自己手里没点东西不行,那有东西就要有土地;第二个就是没有路走了。因为上海“一出门”,就是江苏的地方了。我们在这边修马路,一下就修到了路口上,跨过去那边就是江苏省的地方,而他就不给你接着修路,因为他不需要。所以,上海的城建部门也支持我们的意见。

  1958年1月17日,国务院批准把江苏省的上海县、嘉定县、宝山县划归上海市管辖,蔬菜和副食品用地相应得到了扩大。

  ■十县划归上海

  但不久,上海进入了“大跃进”时期。伴随“大跃进”,农村搞公社化,结果副食品供应又不行了。

  虽然是上海的郊区,但因为公社化也讲计划,讲基本核算,郊区各公社都是管自己的,没有人管上海市区的副食品供应。上海市区需要的副食品,没有人给了。同时,各省市供应商手里东西也越来越少。

  实际上倒不是完全没有副食品,而是被分割掉了。以上海郊区为例,其生产的副食品原先都是先提供给供应商,到后来,你要的很多副食品,当地要先满足自己。你吃肉,当地农民也吃肉。过去农民肉吃得少,你能先得;现在大家生活提高了、改善了,都要吃肉。所以,郊区生产的那点东西,种的蔬菜和养的猪啊,得先满足自己,之后能给你的东西不会很多,这很自然。外省市也一样。副食品生产的地方不多,产地本身不仅要消费一部分,而且消耗量比以前多了,所以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给上海了。于是,副食品供应紧张的矛盾就一天一天尖锐起来,出现了市场和计划的矛盾。

  这样,我们感觉上海郊区还是太小,必须再次扩大郊区。在划归“上嘉川宝”中的三个县后,我们又提出了划归整个松江专区。

  这时候柯庆施经常说我,说你只想要人家的地方。我跟他开玩笑说,你讲上海是哪个的地方?上海是中国的地方,松江不也是中国的地方嘛?他说,我是从江苏来的,我们老从江苏要土地,我也不好意思去说。我说不行,这事不好讲人情的,没东西你就是没东西啊,拿不出副食品,这不行。曹荻秋副市长对此有过表示,说裴先白讲的是有道理的,不然到最后没副食品,大家都拥着要怎么办呢?所以,曹荻秋听了划土地的事,还是慢慢地同意了,跟江苏省商量。1958年11月21日,国务院又批准江苏省苏州专区的川沙、青浦、南汇、松江、奉贤、金山六个县和南通专区的崇明县划归上海市管辖。

  ■公养还是私养

  江苏10个县划过来后,上海副食品生产就好布局了。上海郊区蔬菜种植面积从13万亩扩大到23万亩,第二次又扩大到36万亩,第三次再扩大到43万亩。 1959年,我们提出了两个政策:一个政策是“43万亩种蔬菜”,另一个政策就是“一亩田,一头猪”,解决猪肉的问题。

  “43万亩种蔬菜”的含义不但是指副食品,当时提了个口号叫“瓜菜代”。因为1959年开始,进入三年自然灾害,当时粮食不够吃,就用瓜、菜来代替粮食。我对柯庆施提出,蔬菜种植面积要扩大到43万亩。他说,你哪里要吃这么多蔬菜?我说不是要吃这么多蔬菜,是不吃蔬菜不行了。群众粮食不够,至少他能多吃些蔬菜,这是很自然的。扩大到43万亩,这样就可以解决上海的蔬菜问题,包括“瓜菜代”的问题。

  当时我们提出“一亩田,一头猪”,既养猪,又种菜。就是每一亩田我们安排养一头猪,政府给饲料,让老百姓养。在农村公社化的时候,我们要求公社里每个生产队养一百头猪。国家出钱,农民办养猪场。这样,全市养猪规模达到了60多万头,建了许多百头规模的养猪场。

  在落实养猪这个大政策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些争论,就是猪由谁养,公养还是私养?有的讲应该公养,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私养,不能发展资本主义;有的讲要私养,养猪过去是家家户户养的,不私养搞不起来。当时认为这个所有制很重要,公养还是私养,政策上有很大的区别。这个问题曾经提到柯庆施那里。我对柯庆施说,柯老,猪的养殖还是要搞点私养,没有私养不行的,老百姓不会有积极性。柯老原先赞成“公私并举,公养为主”的提法,最后他也让步了,他说就是公私并举吧,不要加后面那句话了。最后,一亩田养一头猪,43万亩蔬菜田,就把郊区副食品供应这个大头稳定下来,上海副食品供应慢慢就好一点了。

  ■就是应该“吃全国”

  郊区土地稳定下来、副食品生产目标确定以后,上海副食品供应就有了基础,猪肉和蔬菜的质量就好多了。同老百姓讲话,我就有点数了。市场供应什么时候能够做到,我有点底子了。

  不过,那时城市供应副食品,猪肉还要发肉票。起先开始发肉票,我没有把握,不敢干,我说发了肉票必须兑现。如果自己没猪肉兑现,人家又不调给怎么办?兑现不了是不行的。但最后还是发了肉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通规模扩大后,全市蔬菜种植亩数减少而蔬菜品种变多了。蔬菜基地从43万亩,慢慢退出来,现在还有二十几万亩。蔬菜来源现在也不像过去,外地菜占相当大的比重。蔬菜结构也不一样了,过去是大路菜多,现在是花式菜多。

  在解决上海副食品供应过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副食品供应靠自力更生的口号是错误的,根本行不通。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复杂的需求,你不自由流通,靠自己怎么养活自己呢?城市越是大,经济越是复杂,越应该“吃全国”的。我们曾经花了很多精力,靠上海自己供应为主,最后的结果还是全部开放了。开放了,全国的东西到你这里来,你副食品丰富了,人家也发财了。

  裴先白 口述 黄坚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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