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的癫狂时代: 2000-2010(图)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1月19日 10:25 新周刊
城市发展的癫狂时代: 2000-2010(图)
2006年4月7日,北京丰台区花乡羊坊村工作人员带领大批联防队前往下一个拆迁点进行拆迁。甄宏戈摄影。

  欧宁

  2000年夏天,我决定离开住了十一年的深圳,搬到广州。作为一个短短二十年时间内建立起来的新城市,深圳似乎遭遇了它发展的瓶颈。经济特区的历史使命完成了,中央政府的政策开始向上海倾斜。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的城市开发和房地产的狂飙突进使它的土地储备很快见底,深圳不得不继续向北和向东特别是关外寻找更多城市空间。在个人生活的领域,它的单一经济城市的定位,历史纵深感的匮乏,生活风格和文化资源的有限性,都令我越来越觉得它在空间上的迫狭。而同年秋天,上海举办了它的第三届艺术双年展,大量以前未被官方接纳的当代艺术作品开始进入这个大型展览,使它成为一个隐含着许多风向信息的标志性事件。我的迁居行动是试探性的,只是保守地搬到了深圳近邻的广州。两年后,呙中校的《深圳,你被谁抛弃》在网上发表,引起轩然大波。

  2001年夏天,在广州的潮热天气中,我和几个助手正在为一个即将在柏林汉堡火车站美术馆开幕的中国当代艺术展“生活在此时”赶制画册。这是文化部首次出资在欧洲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展,策展人即是2000年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人之一的侯瀚如,还有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范迪安。7月13日,在我们为画册忙得头昏脑胀时,工作室的电视传来了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消息,我们看见天安门广场上狂欢的人群,脸上贴着国旗,手上也挥舞着国旗,口中大呼,“北京赢了!北京赢了!!”这个消息,不仅为北京,也为整个国家接下来十年的城市化运动安上了一个超级巨大的加速器。9月11日,在画册已经杀青,我们准备赶赴柏林时,纽约世贸大厦双子塔被两架飞机撞毁,那象征着资本的骄傲、城市的野心和人类与天比高的疯狂的摩天大楼轰然倒地,它间接影响了库哈斯为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做的设计,后者以一个扭曲的Z字型结构,完成了对曼哈顿式摩天大楼的批判。

  这一年的6月29日,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青海省格尔木市和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同时举行,意味着拉萨这座位处高原上的边远城市将要加入全国城市铁路网。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WTO的决定。一年后,中国经济跃上新台阶,GDP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年增长速度达8%左右,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分量突显。在接着而来的2002年12月3日,经过4轮投票,上海从5个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这一切,均彰显中国正国运亨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领域整装待发,要在通往一个簇新的超级大国的路上全速起跑。城市化作为工业化之后最重要的一项国策,将在这一轮加速快跑中迈入下一个高潮,它将大面积改写中国的城市史。

  奥运和世博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始自文革后,它的第一个十年以深圳为主角。在一个渔村的基础上用最快的速度创建一个新城市,在世界范围的当代城市史中都是罕见的。深圳初创时的经济模式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料装配和补偿贸易),利用它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改变土地性质,在原来的农地上兴建大量工厂,吸纳各地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承接香港和海外的加工订单。这一模式进一步辐射至珠三角地区,至今仍被一些内陆城市采用。第二个十年经历1989年后的短暂停顿,在1992年后再次从深圳发轫,进而波及沿海城市及大部分省会城市。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全面向消费社会转型,商业和服务业进一步流行,房地产业则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土地收入变成各地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大量农业用地被不断膨胀的发展商收购,城市扩张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02年,Richard Florida在美国发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很应景地总结了在美国和欧洲等地出现的新兴创意产业,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中国也开始追赶这一趟国际潮流,并根据“大国崛起”的需要,提出“发展软实力”的策略,各地城市开始加入创意产业的热潮,中国城市化运动自此开始步入第三个十年。

  自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全球化的序幕拉开,跨国资本的流动要求打通所有国界,扫除一切政治上的障碍,民族国家的观念开始受到冲击。而现代交通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人们日渐频繁的国际旅行和网上交流也进一步淡化了各自的国族意识。于是,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城市便日渐成为人们界定身份属性的重要标识,而国与国之间的武力竞争,也开始让位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双年展这样以城市为主办单位的艺术盛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风行全世界的原因,而奥运会和世博会这样的顶级人类盛会更是被各城市激烈争夺。以大型活动为契机,各主办城市可以吸纳国际流动资本,带动城市建设,刺激本地生产和消费,发展旅游观光业和服务业,这已经成为推动城市复兴,把城市品牌推向国际化的不二法门。自中国加入WTO后,整个国家热烈拥抱全球化,奥运会和世博会两大盛会的主办权分别落入两个最大的城市北京和上海手中,中国由此步入城市发展的颠狂时代。

  2005年1月27日,北京市政府提交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获得国务院批复开始执行,它的近期规划主要针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远期规划针对后奥运时代直至2020年。它提出北京总体空间结构为“两轴-两带-多中心”:“两轴”指沿长安街的东西轴和根据传统7.8公里的中轴线(从永定门至钟鼓楼)向北延伸而成的25公里的新南北轴;“两带”指“东部发展带”和“西部发展带”;“多中心”包括八大城市职能中心。其中的一个职能中心奥林匹克中心区便设在传统中轴线以北的区域,包括多个奥运场馆和设施,如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馆(水立方)、国家体育馆、国家会议中心、奥运村等。这些奥运场馆和设施早在2002年就开始采用国际竞赛的方式,邀请世界各地的著名建筑机构参与设计。作为北京奥运会主会场和开幕式所在地,国家体育场最后由瑞士的赫尔左格和德梅隆建筑事务所夺得设计权,他们的“鸟巢”方案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和谐社会”的国家意志,并创造了既富中国特色又具当代精神的夺目形式美感。

  奥运会被视为一次千载难逢的展示中国实力的机会,因此,众多大型标志性公共建筑要赶在它之前完工,奥运建筑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除了实体展示,中央政府还抓住奥运这一事件在其它方面进行布局运筹,其中一个重大举措是在2006年11月4-5日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一直把投资非洲当成一个重要的经济和外交策略,利用过去援助非洲所积聚的感情基础,中国大量介入当地的基础建设,甚至要把深圳的经验引入非洲,在那里设立多个经济特区,通过激活当地的经济来换取各种资源,并在外交上与非洲各国结盟来抗衡美国。事实上,来自中国的热钱和中国政府的灵活手腕早已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的势力迫出非洲。在奥运前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可以说是中国“反向全球化”策略的一次盛大宣示,与此同时,北京也正好藉此来演练对多年来令人头痛的城市交通问题的解决方案,为即将到来的奥运作准备。在论坛期间,北京封存50%以上的公车以削减车流量,私车不提倡上路,动员使用公共交通,限制外地车进入市区,结果收效显著,连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也开玩笑说,希望非洲朋友迟些离开,这样北京的道路可以继续保持畅通。

  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进一步采取了这些经验,推出私车单双号轮换出行的措施。它虽可解一时之困,却并非治堵的根本。兴建超级大马路,对道路进行分级,摊大饼式的环路设计,都跟不上日渐增多的私车的需要,反而令城市交通陷入死局。而举办世博会的上海,却因路网密集,道路小但单行线多,轨道交通建设良好,得以避免出现死堵的尴尬局面。如果说北京举办奥运是出于政治和国家认同的需要,上海的世博会则更多关注民生层面,它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以一个肯定句式的口吻,把城市化推上了一个未来的美好愿景,并让它落在生活的支点上。城市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角,它反映出世博会对人类社会从工业化过渡到城市化的历史趋势的观察,但在展览形式上,仍采用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分类和组织方法,以国家馆作为展示单位,收集世界各国对于城市化问题的最新思想观念和技术成果。由于展览内容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加上中国民众对它所展示的未来新世界的疯狂热情,上海世博会的参观人数累计达7304.88万,刷新了世博会的历史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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