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10年体验:当地官员眼中的“异类”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3日 11:48 民主与法制时报

  大学毕业回家当“村官”

  杨云标的10年乡村试验

  □魏一平

  1998年,从西北政法学院(今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的杨云标回到了家乡。此后的13年间,从早年的维权协会到后来的老年文艺队,再到创办合作社,杨云标和他的乡亲们经历了三重身份。表面看,杨云标领导的安徽阜阳兴农合作社,既无心争取政治舞台,也没有多少经济实力,他的心思在人的建设上。如何让传统的乡村自治重新焕发活力,杨云标的试验是一面镜子。

  制度困境

  2001年4月,农民杨云标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机遇。南唐村换届选举,把上一届村干部们告倒的他当选文书,另一个维权骨干唐殿林当选村主任。

  登上了乡村政治舞台的杨云标很快发现,村干部在现有村民自治体系中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力。“工作安排、绩效考评、工资待遇全部由乡镇负责,村干部名义上是村民选出来的代言者,实际上只是一个乡政府的执行者。”

  以杨云标后来的观察,“能人治村”之所以普遍,“是因为这样的村干部对上有政府人脉,对下有威望和威权”。以“捣蛋队长”闻名的杨云标,显然不可能得到多少政治资源的支持,索性又把精力放回到了维权上。这个文书也成为杨云标迄今获得的唯一一个政治头衔。

  当年一起维权的唐殿林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直到现在,他还是村干部。跟记者回忆起这10年的村官路,他最大的感慨却是“村庄自治功能退化,想干事太难了”。

  与基本瘫痪的村民自治组织并行的合作社,反而成了更为活跃的平台,已经壮大到560多户,覆盖周围3个区县18个行政村,下设经营组、有机农业组、财务组、资金互助组等,分成11个社员互助社区。除了农忙时节,合作社的骨干们几乎每天都会聚到位于村口的办公室,这栋简陋的三层楼房还是大家自己建的。杨云标带领大家制定了合作社的章程,选出了理事会和监事会,每周召开一次例会,密密麻麻一大本回忆记录上可以看到,哪怕是再琐碎的议题,也曾有过充分的讨论甚至争论。一楼会议室里摆放着各式锣鼓,合作社的老年文艺队已经小有名气,墙上张贴着各种评选结果,理事们对过去一年的自评都被写成了大字报。在工作分配表上,除了“分工负责”和“光荣榜”两栏之外,还专门贴出了一个“加油站”,专门督促那些没有按时完成任务的人。

  虽然现在与政府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但很多时候,杨云标仍是当地官员眼里的“异类”。

  资本力量

  出身于维权的兴农合作社,在有意规避政治力量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资本的力量。虽然合作社从最初的每股股金100元提高到200元,但为了避免被资本所左右,合作社规定每个社员最多不超过5股,采取“一人一票制”而非“一股一票”。杨云标对于任何可能左右合作社的外来力量都保持着一份谨慎,他强调最多的是“要让农民掌握自己的尊严和幸福”。

  集体采购农资,直到现在还是兴农合作社最主要的经营内容和收入来源,只是规模有限,即便去年有了质的飞跃,所获利润也不过才4万元。2005年合作社第一次分红,每股分得14.5元,2006年每股15.2元,今年大家估计每股能够分到30元,“很不错了”。算上采购农资所节省下来的100多元,一年下来,能够为每个社员创造的直接获益达到150元,在大伙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

  致富的追求虽然渺茫,但对于现实主义至上的农民来说,当然不会放弃。杨云标评价过去一年的重要成绩是“合作社吸引了几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从2010年初开始筹办的小酒厂,终于在夏天酿出了第一坛高粱酒。虽然只是村里的一个小作坊式工厂,但这一办厂历程再次证明了,对农民来说追逐资本何其艰难。刚开始盘算着5000元的启动资金就够,到现在已经逐步追加到十几万元的成本,大大超乎了老人们的经验。现代市场经济的门槛把他们挡在了外面,酿出来的酒只卖出了1/4,市场销路迟迟没法打开,来买酒的还只是附近的乡亲。

  杨云标有些无奈地向记者发出感慨:合作社既不大可能获得政府资源,又很难得到社会投资,只好四处联络一些研究性机构的支持。他下一步的目标是发展资金互助。“仅仅一个三合镇,春节期间回乡农民工带来的银行存款就能达到1个亿,但一年下来放给当地老百姓的贷款不足1000万元,大部分钱都流向城市建设了。调动起这些资金为老百姓所用,农村才会有自己的发展。”他向我们分析说,但现在摆在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吸引年轻人入社。

  乡土成本

  杨云标在村民眼中的“另类”,也包括对这个“利益至上”想法的批判。一方面,他尝试着带领大家发展生产;另一方面,他又时刻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有钱不一定团结和谐,如何让农民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才是关键”。

  为了“更有尊严”,不管这个团队的名字如何变化,即便是在已经恢复平静的今天,杨云标仍然坚持“维权的本色不能变”。让杨云标感慨不已的是市场经济对传统乡村秩序的冲击。现在的农村,一般老人过世,葬礼变成了冷冰冰的交易,有钱人家请来唢呐队,甚至连哭都可以花钱雇人代替。合作社的老社员去世,杨云标带人去给逝者开追悼会,念完悼词的那一刻,儿女们泪流满面,“他们第一次意识到了老人一生的价值所在”。

  为了“更幸福”,杨云标组织起老年人文艺队,吹拉弹唱、划旱船、打快板……让那些消失已久的表演项目重新回到村头,甚至连党的农村政策也都编成了当地民谣。老年协会成立后,评选出了村里的“十佳婆婆”和“十佳媳妇”,奖品不过是一块毛巾或一个暖壶,但却能让那些不和睦的家庭心生惭愧。

  不同于严密的政治组织和逐利的经济组织,这个农民自治组织有着鲜明的乡土特色。虽然杨云标是土生土长的南唐人,但当他抱着书本知识来进行乡村试验的时候,还是发现差别万千。“政治力量强大,我们可以规避;资本力量危险,我们可以谨慎;但是,乡土的力量却是无处不在,这才是乡村自治组织的最大挑战。”杨云标感慨道。

  农民的小聪明、小圈子曾经让杨云标焦头烂额。仅仅是个开会的问题,跑题、一言堂、野蛮争论、老好人、明着一套暗地一套,乡土权谋淋漓尽致。为此,杨云标找到了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袁天鹏,专门到合作社推广英美议会流行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最后形成了乡土气浓厚的“南唐议事13条”。

  现在,这个被村民们戏称为“萝卜规则”的开会要求已经深入人心,也成为杨云标对抗乡土成本的一个利器。一伙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坐在一起开会,“动议”、“附议”、“表决”等时髦词已经成为口头禅。

  表面看来,杨云标带领的兴农合作社既没有权力舞台,也没有资本实力,它的价值何在?关注兴农合作社已久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提醒记者注意,中央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经济指标只是其一。“依靠单纯追求GDP来解决农村问题,是不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杨云标对乡村自治组织建设的探索,意义更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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