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锡龄向广州政协递辞呈 “炮轰铁道部”不后悔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5日 10:35 南方都市报
郭锡龄向广州政协递辞呈 “炮轰铁道部”不后悔
前日,郭锡龄接受南都记者独家专访。 南都记者 张志韬 摄

  别人的预算做得很早,提前很多,重大问题甚至提前好几年,而我们现在的预算制度是只做当年。

  我们的重大项目很多都遇到这个问题。比如修地铁,我要国家批,我预留了钱,结果他不批,那你又批评我不懂做计划;预留的钱浪费了。如果没留,他批了,又该说我了。你说要人大批,但人大又不开会了。现在很多重大项目,都说要人大批,这本身是进步,但操作上确实有这个问题。

  政府部门之间,我还是认为尽可能要配合默契的。如果部门之间有芥蒂,领导人之间有心病,这种默契一定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希望(媒体报出来)。

  我在政府这么多年,也觉得很多架构不合理,实际上就是低效,管的事情太多,但由于当中牵涉集团、个人,既得利益太多,另外也跟思维定势有关,所以现在不但机构不能精简,多件事还要多个部门,不断地多这个办那个办。

  上世纪50年代,他在沙面打网球;

  80年代,他被送到北京接受世界银行培训;

  90年代,他是广州市计委一把手,在全国最早把GDP写入年度报告;

  新世纪,作为广州的“财爷”,他说财政报告要“卡通化”,但又抱怨“顺得哥情失嫂意”;

  2008年,他在广州两会上炮轰铁道部引起轩然大波,他说从未后悔过;

  而作为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他说最大的体会是“捉棋(下棋)的人头大,睇棋的人手痕(手痒)”。

  由于做事严谨,他被媒体称为“技术官僚”。

  日前,他向广州市政协递出辞呈,即将告别政坛。

  退休之前,他接受南方都市报的独家专访,谈做“财爷”的经历,谈“炮轰铁道部”……

  即将离去,他说,他该做的都做了,不感慨没遗憾,连书都不写了,他要玩去。

  计委主任

  人称“技术官僚”,连续16年两会作报告

  南都:你履历上写的是中山人,其实你是在广州土生土长的,是吧?

  郭锡龄:其实我几代人都在广州,中山只是原籍。除了作为老三届到海南岛下乡6年半,我长期在广州工作,对广州真是很有感情,很熟悉这个城市。我喜欢到处玩,我也很关注她的历史,加上我长期在市一级机关工作,从1978年到市计委(现“发改委”)工作,在这个城市已经工作了30多年,亲身参与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改变,应该说比较了解,比较熟悉。

  南都:你开始被市民所熟知,应该是做广州“财爷”那几年。不是太多人知道你之前在计委工作了23年。

  郭锡龄:我从1994年开始就在两会上作报告了,当时是计委主任。可能中国很少人连续在两会上作这么多年的报告:八年半的计委一把手,五年半的财政一把手,都是作报告。没想到到政协了,一分工,我管提案,又是作报告。我都不想作报告了,就是没办法。

  其实做得最多的还是作为计委主任。广州很多大事、重要的项目都跟我有直接关系。那时报纸上把我称为“技术官僚”。

  南都:你喜欢这个称号吗?

  郭锡龄:我不置可否,他们写的时候也没征求我意见。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说对专业很熟悉,不是行政上讲些大道理吧。媒体很早就给我扣了这顶帽子,我觉得这个也挺合理吧,因为我们确实是做什么事情都喜欢搞清楚了再做。做事、说话都是想过的,一般不会太不谨慎。

  南都:一般人印象中,计委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部门,你的开明风格确实比较少见。

  郭锡龄:在我领导下的计委一点都不保守。那时我在全国计划系统非常有名。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广州这边就有省市的一帮人,每月开理论研讨会,研究市场开放的问题,每次会议纪要都要报送中央。那时候,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按比例”,“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这条路很漫长,而且反反复复,有时为了提法上的一两个字都会引起很大争议。

  80年代前期,我作为广州市计委的一个处长,被送到北京,由世界银行对我们进行了数月培训。世界银行每年都选择一个国家,对其中高级官员进行培训。那时他们就向我们推出市场经济的概念。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概念对中国人来说极其陌生。那几个月的学习对于我进入经济领域帮助很大。当时除了一些基础课由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老师授课,其他都由外国人来讲。他们会尽量找一些懂汉语的老师,比如韩国、日本等,实在不得已就要靠翻译。

  给我们讲课的都是很有身份的人,比如当时印度的计划部长,巴西的经济部长等,很系统地给我们推出西方经济那一套。现在我们到处可以买到的那本书,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当时只是印到第三版。那时我们看到觉得很精彩。其实萨缪尔森是在凯恩斯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那时候西方已经在研究整个经济系统,哪里“进水”,哪里“出水”,什么“神秘的四角”,已经不仅仅是“看不见的手”这么肤浅的东西了。几个月的课讲不了太多,但我拿回来的是一箱书。所以我在做计委的副主任、主任之前,就已经有这个积累了。

  南都:你真正成为计委一把手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

  郭锡龄:在那个时候,广州很可能就是全国最早开始在年度计划、五年计划中写入G D P、G N P概念的。以前的概念跟现在不一样,以前分为年度计划(短期计划)、五年计划(中期计划)、10年及以上规划(远期规划)。年度计划解决的是量的平衡,中期计划解决的是结构问题,远期计划解决总目标。比如后来我们研究产业政策,这就是中期计划,因为一年是起不了作用的。

  原来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学苏联用的是“社会总产值”的核心指标,这下面分了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运输业总产值、商业总产值,基本上就是物质生产。这套指标今天我不去推翻它,它有它的不合理和错谬之处,但也有很多有用的地方。而G N P、G D P这一套则计算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计入了服务业,就不仅仅是物质生产了。如果按以前的计算方法,我们广州现在超过60%是第三产业,都不用算进去了。

  当时我是把东方、西方的指标一起写入计划,每年还要向大家解释,为什么要用这个指标,这个指标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这个指标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搞不清楚。

  南都:你所说的向许多人解释,是指向领导解释?

  郭锡龄:那当然了。当时我编计划要向人大常委会汇报的。你一年才讨论一次,一年后他又不记得了。除了最早使用这些指标,当时我们的创新还包括很早就放权到区,主要是为了计划单列。(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那帮处长是最早写报告给中央、国务院,去争取广州市成为计划单列城市的。

  南都:放权到区,主要是指哪些权?

  郭锡龄:审批权。当时计委掌握的权力主要是立项权。其实立项里有两个概念,现在很多人仍然搞不清:第一就是你叫政府帮你搞一样东西,立项就是同意帮你去做;第二种是立项,是你有钱,你想做事,但都要我批准。现在是有些要,有些不要。当时是所有都要。你搞个厕所我都要批。就是说你有钱也不行,有钱是所谓“自筹”,但我还要看你需要多少钢材、水泥,这些都牵涉社会稀缺资源。如果你搞的是企业,就要牵涉到运输,有没有路桥,需要水电,还有大量的原材料,这些全都牵涉到当时所谓的“全社会的平衡”。所以这都不是你有钱就行的。

  广州财爷

  永远“顺得哥情失嫂意”,想做和事老都做不成

  南都:从计委到财局,你任“财爷”那几年,出现“广州人大现象”,当时人大代表对你围追堵截追问政府“钱袋子”,会不会觉得有压力?

  郭锡龄:我还是计委主任时,“广州人大现象”已经名声在外。我到财局后,有个思想,就是我们这些人不要光是口头上说说,我们是代表政府向人民代表说,第一句就是说“请予审议”。既然要给人家审议,我当时就提出报告要卡通化,要深入浅出。千万不要讲得深奥,搞到人家都不敢问,怕一问就显得没文化。最好是你讲完人家没什么问了,或者只需要问几句就清楚了。现在很多人大常委还记得当时我特地去跟他们讲解如何审议报告。第一是告诉他们我是怎么编的,第二是告诉他们各项是什么意思,第三是说我认为你们应该关注哪些项目。

  南都:你一方面比较开明,另一方面又经常交代记者“这个不要写”,能否解释一下这种平衡?

  郭锡龄:(因为写出来)有时会影响到其他部门。比如前年财局公布114个部门预算,别人就有意见。现在财政部有了新规,就由各部门自己公布了。政府部门之间,我还是认为尽可能要配合默契的。如果部门之间有芥蒂,领导人之间有心病,这种默契一定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希望(媒体报出来)。有时,确实我们上下是有一种无声默契的,比如有一年我在市委说明不要说的公务员加津贴奖金的事情,但报纸就登出来了,第二天吃早餐时财政部长谢旭人就要求查(清楚这事)。

  南都:你好像多次举过这个例子。

  郭锡龄:是啊,有时是不能讲的。比如项目马上可以批了,我们有时做工作的时候会告诉你说肯定行了,相当于绿灯前那个倒数,你可以有预备动作。结果你一说,上面就追究,为什么你会知道,谁说出去的。这样就影响工作,没意思了。

  当时我告诉你,只是为了证实这件事情是可靠的,不是空穴来风,但我让你不要说出去就是这个原因。机关事实上是有保密要求的,这个我也很恼火,比如这个事情同意还是不同意,可能牵涉到好几个处室,大家还没有坐在一起谈,外面就已经知道了,人家就来做“工作”,会影响判断和处理问题的公正性。比如有人不同意,而且有时不同意是正确的,所以任何机关都不希望这种过程透露出去,就算这件事已经过去,也不希望公开过程。

  南都:你这种敢言的作风,会不会给你的工作带来压力?

  郭锡龄:肯定会有的。第一,你敢说话,你要俾人笃得起(即“经受得住别人的批评”)。你批评别人的时候自己要够硬,你要经得起别人用同样的办法来检验你。第二,我始终都处于矛盾的核心,计委和财政都是政府最核心的部门,永远“顺得哥情失嫂意”。蛋糕就这么大,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事情。很多部门可以从来不用得罪人,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我是拿着把刀切蛋糕的,大佬你话你要多的,你话俾我听边块可以少一点?我做和事老都做不成。

  政协副主席

  “炮轰铁道部”当晚至少6个领导话我好嘢

  南都:2008年,您在广州两会上“炮轰铁道部”,指其在雪灾中表现不力,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您后来后悔了?

  郭锡龄:从来没有后悔过。本人当时60岁,该退休了。我当初计划60岁就退休,哪里请我都不去,我要写书。由于工作原因,我以前去过很多国家,很想把所见所闻所悟写成一本《新西游记》,但现在越来越懒就不写了。现在我想玩,不想写了(笑)。所以我当时想的是无所谓,走就走了。只不过我不希望当时那个情况变成人身攻击。

  南都:“炮轰铁道部”是一时口快?

  郭锡龄:当时刚过完年,雪灾我还去看过,我好鬼有火气(好生气)。大家都在说。我去看的时候就已经很火(生气)了。当时大家都很有意见,不是一般有意见,是好鬼有意见(很有意见)。你知不知道我们看过的场面有多可怕?现在事后所有人都后怕,民工好像潮水一样,只要有一个人少少恶意,或者不小心跌倒,就会立即被踩死,而且马上就不止一个。

  我其实是借这个事情,来讲我们现在有些政府部门不负责任,可以去领功,但就是不做事。

  南都: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并非一时口快?

  郭锡龄:其实那段时间我这些话不止一次地讲过。我们坐在一起吃饭也说,平时也说,所以政协讨论的时候也就说起来呗。

  其实我在政府这么多年,我也觉得很多架构不合理,实际上就是低效,管的事情太多,但由于当中牵涉集团、个人,既得利益太多,另外也跟思维定势有关,所以现在不但机构不能精简,多件事还要多个部门,不断地多这个办那个办。很多人一讨论就是“加强政府管理”,其实社会问题也可以由社会解决,N G O可以管、企业可以管、家庭可以管,不一定都要政府来管。

  南都:“炮轰铁道部”时对方说你“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你当时怎么想?

  郭锡龄:他说的是假话。我当时手头就一大堆信,现在还保留着,那件事发生后全国铁路系统都有人写信给我,包括铁道部机关、很多路局的人,我当时想如果打官司我就用这些材料。这些人都表示支持的。

  南都:你会责怪媒体把这件事报出来吗?

  郭锡龄:我最有意见是在我们开会期间报出来。我本来是说开完会我接受采访。他们非不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晚我起码接到6个领导的电话,包括市委常委和副市长,他们当时就话我好嘢(赞我做得好)。

  南都:你在政协这五年,感觉最得意(满意)的事情是什么?

  郭锡龄:我都未得意过(笑)。我觉得在政协最大的感受是,尝试离开事件的漩涡,离开一点距离,去思考、观察、评价,提建议。就似当初捉棋,宜家睇棋。整天捉棋的人头大,成日睇棋的人手痕。

  本来我是很不想管提案的。提案是朱振中分给我的,我其实不想,最好不要让我管什么事情,让我做神仙。既然要我管,由于我在政府工作多年,处于最综合的部门,对政府整个运作比较了解,所以我在管提案的过程中,可以运用自己的经验,掌握的资源,有助于提案工作的提升,尤其是提高质量。

  我很理解政府对无用提案的那种厌烦心态,所以一开始就要求不要数量要质量,首先提高提案质量。其次,我也知道政府有些部门对提案办理会敷衍,所以我又抓了一个叫“回头看”督办,一定要抓落实。

  南都:今年人大代表质疑亚运费用太高,你如何看待?

  郭锡龄:这个我可能很难回答你。首先,钱用得是否合理,还要审计。其次,有关程序,这连北京奥运也是一样的,现在人大代表追的是“审议”和“通过”的程序,但我们需要提醒的是,我们现在整个预算制度是有问题的。从解放到现在,我们都是按历法年来做预算,每年从1月1日算起,美国是从10月1日算起,各国都不同。他们会考虑有个缓冲的时间。再次,别人的预算做得很早,提前很多,重大问题甚至提前好几年,而我们现在的预算制度是只做当年。比如我做预算的时候不知道能否成功申亚,争回来了,人大又不开会。人大会议一年才开一次。有很多实际的操作问题。

  大家有这种意识去追问,是一个进步。但另一方面要容许我们的制度有完善的过程,今天他真的很难回答你。我们的重大项目很多都遇到这个问题。比如修地铁,我要国家批,我预留了钱,结果他不批,那你又批评我不懂做计划;预留的钱浪费了。如果没留,他批了,又该说我了。有一年就是这样,通知说下半年要工资改革,预留了钱,结果后来说推迟到明年,结果今年的钱就花不出去了。你说要人大批,但人大又不开会了。现在很多重大项目,都说要人大批,这本身是进步,但操作上确实有这个问题。

  我当财局局长时,从国家领了一个题研究财政预算改革,可是我现在到政协都已经五年了,这个改革还没有动。改一个法,是很难的。

  退休生活

  该做的都做了,不感慨没遗憾

  南都:现在要退休了,会不会觉得感慨?

  郭锡龄:不会啊,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做事的时候已经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又做了很久,该讲的、该做的都讲过做过了。我需要休息。

  南都:退休后有什么打算?还写书吗?

  郭锡龄:不写咯。打球听音乐……我兴趣多,社交圈子多,总有地方消遣的,我还没想好。

  南都:有没有什么遗憾?

  郭锡龄:没有吧,我已经比同时代的人多了很多机会,做了很多事情了。

  南都:你看重媒体和市民对你的看法吗?

  郭锡龄:一般。我不会翻转头去睇电视。这次两会完全没看。我重视的不是媒体对我的看法,是媒体如何表达我的说法。我倒是曾经很在意。我在意的原因是,希望采取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由于我的位置,我说的话会很到位,很权威,如果报道走样,实际上绝大部分会走样,区别只是走样程度,以及我是否能接受。走样了,别人就会说,郭某人这样说,人家又知道郭某人对什么事情很了解,这样人家就误会了。第二也会招致别人对我有意见,话我乱嗡嘢(讲话)。

  南都记者 孙莹 实习生 叶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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