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杭州:一座城市和它的图书馆精神(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5日 10:59 中国新闻周刊
天堂杭州:一座城市和它的图书馆精神(组图)
中国新闻周刊封面:开门!图书馆
天堂杭州:一座城市和它的图书馆精神(组图)
杭州图书馆阅览室。摄影/本报记者 甄宏戈
天堂杭州:一座城市和它的图书馆精神(组图)
杭州图书馆的儿童阅览室。摄影/本报记者 甄宏戈
天堂杭州:一座城市和它的图书馆精神(组图)
杭州图书馆的视频阅览室。摄影/本报记者 甄宏戈

  开门!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该如何为读者服务?

  杭州图书馆(以下简称“杭图”)的做法是:面向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包括流浪者和乞丐。有微博称,该馆馆长褚树青曾说:“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这一微博迅即被转发了1.6万次。

  但杭图馆长褚树青表示,杭图的全免费开放政策,不过是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中的图书馆使命而已。事实上,未必真有很多乞丐或流浪者去图书馆看报读书,但是否向他们开放,却检验着一个城市和国家的人文精神与气度。

  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公共资源,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平等地向公众开放。美国钢铁工业巨富安德鲁·卡内基,便是在图书馆自学成才的穷孩子。获得成功后,他一生捐建了2500多座图书馆。他的哲学是:只要给予公平的社会环境,再穷的人也能成功,图书馆就是成功的第一个台阶。

  从这个角度说,公共图书馆不只是借书读报的地方,更是一种教育制度,一种生活方式,是知识和信息的再分配。免费进入公共图书馆这小小的权利,却可以使社会底层通过免费获取知识、改变自己的人生。

  由杭图所掀起的波澜正在影响全国。

  我国文化部、财政部日前出台政策,要求:2011年底之前,国家级、省级美术馆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

  2月18日,文化部表示,备受关注的《公共图书馆法》正在起草中。尽管免费并不意味着“公共”,但不可否认,这是回归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可喜开端。

  天堂杭州:一座城市和它的图书馆精神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更应该成为一种制度”,因为平等地获得知识的机会,将推动一个城市走向民主和包容

  本刊记者/王婧  文/沈茜蓉(发自浙江杭州)

  “我无权拒绝他们(乞丐)入内,但读者有权选择离开。” 一夜之间,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的这句话在微博上被转发了1.6万次。褚树青因此成为100多家媒体关注的焦点,他甚至为此减少了出门的次数。

  他对这种“波澜”也很惊讶——48岁的他已经在杭图任职10年,一直在践行“公共图书馆零门槛开放”的理念。事实上,80%以上的国内大型城市图书馆,都正在向读者提供平等服务。在他看来,这种反差源于对“公共图书馆”制度的误解:“公众一般只知道图书馆能典藏阅览,但是忽略了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保障社会文化公平。”

  在图书馆学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系主任范并思教授看来,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更应该成为一种制度”,因为平等地获得知识的机会,将推动一个城市走向民主和包容。正如纽约公共图书馆在网页上的介绍:“幸运的是,在这个新兴而迅速发展的大都市中,有些市民预见到,如果纽约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文化中心,它还必须有一个伟大的图书馆。”

  搬运工眼中的图书馆

  2月15日,午饭后。

  穿着迷彩工作服的搬运工王书恒走进杭州图书馆报纸阅览室。他直接拿了《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的报夹,在入门处的软沙发上坐下。沙发前的液晶电视,正小声地播放凤凰卫视的新闻。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天中午他都会来——“主要是为了休息,偶尔才看看报纸。”

  言语间,他的目光转向一旁的大落地窗。窗外的大片建筑工地正是他工作的地方。两年前,他从江苏到杭州打工,一直在附近工地上干体力活。

  这里是杭州市的钱江新城,距市中心约有7公里。自从2006年杭州市政府提出从“西湖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的战略后,杭州行政中心的所在地——杭州市民中心就在这里生根发芽。

  市民中心由11座单体建筑组成,杭州市图书馆新馆就坐落在西南向的裙楼里,占地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90%都对读者免费开放。

  这是王书恒在附近能找到的唯一“不用花钱又可以放松自己”的地方。

  在王书恒眼中,图书借阅区的那一排排书架“就像直线构成的迷宫”,书脊上那些带着数字的标签儿“就像汽车的车牌”,当他在这个“迷宫”中穿行的时候,书架上的照明感应灯会自动亮起,走过之后又悄悄熄灭;文献借阅中心那些高达4.8米的积层书架、专题文献中心7.2米高的单面靠墙整体书架,巨人一般俯瞰着他;书柜、书桌、台灯浑然一体的书房式布置,更让他觉得“像天堂”。

  但他更喜欢报纸阅览区——这里聚集着更多和他一样的打工者,“我们更喜欢看报纸,文章篇幅小,读起来不费劲儿。”

  从报刊阅览室再往里走,就是他最喜欢的音乐分馆。那里有着蓝色苍穹,他躺在软绵绵的沙发上戴着耳机睡觉,睡不着时就看着头顶上的电子星空随着音乐的节奏而闪烁。

  “主要是睡觉,耳机就是装样子。” 王书恒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过音乐还真是不错。”

  王书恒一般在下午2点离开。每当他经过借阅台时,工作人员张小丽都会冲他微微一笑。

  张小丽已在杭州图书馆工作了36年。她尽量对每位望向她的读者微笑致意,不论是乞丐、农民工还是残疾人。

  “进杭州图书馆不需要任何证件,借书也免费,只需要提供市民卡即可。”张小丽说,“所以附近的人们经常来,也许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看书,但他们在休息之余,哪怕就是随手翻翻报纸,也比他们在外面无所事事要好吧。”

  “零门槛”如何实现

  36年前,“文革”还未结束,19岁的张小丽来到杭州图书馆工作。那时候的杭州图书馆还是一座“藏书楼”,在那个身份决定权利的年代,来借书的人很少。

  “那时候读者很听话,跟他们说任何要求,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张小丽回忆。这样的时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国家开始削减对图书馆的补贴,图书馆逐渐向产业化方向发展。这恰与中国当时的市场经济风潮“不谋而合”,尽管当时身份枷锁正在被逐渐打破,但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靠出租场地、收年费等各种方式来创收,图书馆的“公共”底色刚被抹上,就开始变淡。

  “我们有了市场、私营的概念,但什么是公共,却更面目不清了。”褚树青说,“在我接手的时候,我就想:我赞成市场经济,但图书馆还是要做公益的事情。”

  2000年,褚树青出任杭州图书馆馆长,立即宣布军人、残疾人、老人、儿童免费借书;其他人则需交费,用以“捐助”图书馆。“说是捐助,也是对公民文化的一种培养。因为不好意思直截了当说‘免费’——全国都收费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说免费呢?”

  两年后,国内图书馆学理论界开始探讨公共图书馆究竟是否应该收费。支持收费者认为,图书馆产业化是全世界的趋势;反对者则认为,公共图书馆的最重要的职能是保障社会信息公平——收费则意味着门槛。

  “公共图书馆”概念在西方已有150多年历史,由英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馆长爱德华·爱德华兹提出。爱德华兹本人即出身贫民,靠在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读书自学。他后来成为这家图书馆的编目员,逐渐改进其服务,并推动议会为“公共图书馆”立法:由地方税收支持,对所有纳税人免费开放。

  杭州市图书馆是中国最早响应此理念者之一。

  2003年,杭州图书馆就向所有人敞开了阅览室大门。张小丽记得,还在老馆时,每天早上就能看到一些穷人把蛇皮袋放在门口,走进阅览室读书,一看就是一天。“有的蛇皮袋里装的就是铺盖和简单的家当。”张小丽说。有时她坐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还会看到这些读者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走。

  也是在图书馆的书里,张小丽知道了这个故事:美国经营钢铁工业巨富的安德鲁·卡内基,原本是一个穷孩子,通过在图书馆免费读书自学成才。获得成功后,他一生捐建了2500多座图书馆。他的哲学是:给予公平的社会环境,再穷的人也能成功,图书馆就是成功的第一个台阶。

  2006年,杭图将搬迁新址,召集专家论证制度改革,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是否可以取消借书的押金制度”。在很多专家看来,押金制度是图书馆“无法破除的一道门槛”——如果没有押金制度,如何保证外借的书能够如期归还?

  范并思也在受邀之列。他还清晰地记得,杭州市文化局局长在会上掷地有声地说:“我非要把这道门槛破除不可!”褚树青也表示,“如果一个人连最起码的信用和道德都不讲,一百块钱押金又能有什么用?”

  果然,2007年,杭州市图书馆新馆全面免费开放,实现了真正意义的“零门槛”——不但所有人都可以进入阅览,而且都可凭借市民卡免费借书。

  这在当时引起轰动。刚开馆的几个星期里,门口总是围满了探头探脑的人群,纷纷问张小丽:“借书也免费啊?这么好的事也有的啊!”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问:“那管不管吃饭啊?”

  之后,就有人带着方便面到阅览室大嚼,还有读者为了抢一张报纸大打出手。这种乱哄哄的景象让张小丽很怀念庭院深锁的老馆,“但是回头想想,公共图书馆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把图书馆开到市民身边去

  2月13日下午,26岁的IT白领李珍珍第一次陪同学来杭州图书馆借书,兴奋地用手机拍照留念。“我来杭州工作两年,从没到过这里,要是这个图书馆在我家附近该多好!”她说。

  李珍珍是典型的网络一代,一天泡网十几个小时,出门也不忘手机上网。对他们而言,任何东西,只要网上没有,就不存在。书本是个负担,偶尔在街头买一张小报或时尚杂志,一般是为了心理需要,或者“可以当个坐垫”。

  事实上,网络的飞速发展正严重压缩图书馆的生存空间。人们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远比去图书馆查资料便捷。但褚树青认为,正因为是信息爆炸的时代,部分底层民众更无法跟上互联网步伐,图书馆的服务要“向他们倾斜”。

  2003年,褚树青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利用行业和社会力量,推动政府建立公共图书馆制度,并通过杭州图书馆的“一证通”体系,将各级公共图书馆连接起来,形成免费的图书流通服务网络——只需登陆杭州图书馆的系统,就可以借到这个城市任何一个纳入体系的图书馆的书。

  “大网”以市图书馆为核心,延伸至各个区县图书馆,再到各个社区图书室。只需点击“预约”,需要的书籍就会在三天之内完成“大网”中的旅行,来到距离读者最近的社区图书室。

  核心问题是经费。褚树青找来了7个区县的图书馆馆长、一些图书馆爱好者和企业家,商量成立“杭州图书馆事业基金会”。“我们这些图书馆长,既不掌握购书经费,也不受重视,于是自称为‘无产者联合起来’。”回忆往事,褚树青大笑起来。为了进一步调动政府和社会力量,2005年,褚树青还邀请时任政协副主席的曾东元担任基金会会长。

  此后,曾东元带领基金会,走遍了杭州市所有的社区和农村基层图书馆。他们看到,余杭南苑街道图书馆建起来后,三百多平方米的阅览室,每晚都被外来打工者挤满。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人,每天放了工,就成群结队来到图书室,看书、看报、看杂志。

  这深深触动了曾东元。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图书馆应该多到‘只要你想看书,就有图书馆’的地步。”

  这个让图书馆遍布城乡的梦想如今真的实现了。在杭州市拱墅区拱宸桥街道文化站,七八个书架上摆满了新书,以小说和畅销书为主。每本书上都贴上了小小的蓝色条码——杭州地区内任何一个持有“一证通”借书卡的市民,都有机会借到这些书。

  截至2008年8月,杭州62.1%的街道和94.1%的社区都配备了这样的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的基层服务点高达128个。

  这张“大网”激活了杭州市图书馆。据2009年《中国图书馆年鉴》,2008年,杭州图书馆藏书231万册,年流通人次309万,外借110万册次。而这一年,中国2820个公共图书馆的年平均流通人次只有约10万,外借8万册次。正如17世纪德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兼法学家莱布尼茨说,“图书馆的价值只在于其内容以及读者对内容的利用,而不在于藏书的数量和珍藏的稀有程度。”

  天堂,亦有困境

  尽管图书馆已深入社区,并不是所有市民都知晓。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距离杭州图书馆2.4公里的万象城商业区随机访问了10名路人,均知道杭州图书馆免费开放,但只有4人去过,且均为中老年人;只有1人知道杭州几乎每个社区都有图书馆。

  事实上,在房价全国排名第一的杭州,图书馆业也同样面临其他城市“被排挤“的命运——或者被挤压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或者干脆就取消了。这使基金会设想的公共图书馆体系打了折扣。

  拱宸桥街道文化站站长裘熙春介绍:2010年,图书室只新购300册书籍和一些报纸杂志,这是上级要求的“下限”。并非不舍得花钱。“只有2万块钱买书订报,要是钱多,我肯定买得多呀!”他摘下眼镜,重重敲了敲桌子。更让他心里不好受的是,“管图书室那个小姑娘现在还没编制”。

  基层图书管理员的状况大多如此。管理村、社区图书馆的多是退休老人、下岗职工或者残疾人,每个月象征性地发放一两百元工资,流动性也很大。

  这些事情被曾东元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他看来,只需要一笔不多的钱,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办得更好。

  按照基金会的计算,这一笔“不多的钱”,意味着在“十二五”期末,把杭州810万常住人口,乘以人均6.5元的购书经费,加上各级公共图书馆的运营费用,总共1亿元。这仅是杭州市2010年财政收入的1/1245,却可以让全市13个区县的基层图书馆买得起新书,请得起专职图书管理员。而目前,只有杭州市图书馆每年得到5000万元的运营经费,其他基层图书馆全部只获得1000万的财政拨款。

  基金会也在“四两拨千斤”地推动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投入。每年,基金会都拿出一部分利息,奖励优秀基层馆员,每人每年1000元。去年,由浙江图书馆原馆长带队,基金会在淳安、萧山、桐庐三个县展开图书馆员的义务培训,7天时间,三四百人参与,有70岁的老人,还有坐着轮椅的残疾人⋯⋯

  曾东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基金会的建议下,杭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可能会在近期下发文件,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对同层级公共图书馆在财政拨付、人员编制、场地安排上的“硬杠杠”。这是各级图书馆期盼已久的政策支持。

  我们可以一起读书

  对市民来说,免费阅读需要接纳的过程。

  拱墅区图书馆馆员陆菁说,图书馆刚刚全面免费开放时,很多大爷大妈拎着烧饼油条豆浆来阅览室摆龙门阵,还有给孩子在图书馆“就地解决”大小便的妈妈们。但这些行为现在都消失了。

  范并思认为,在阅读现场的读者之间,会发生微妙的互相影响作用。一个读者的专心姿态会影响其他读者,形成连锁的心理暗示,把大家都带入这种状态。

  退休工人孙毅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成了拱宸桥街道文化站的常客。他还给站长提建议:成立“业余书评小组”,让街道里的爱书人可以定期开沙龙、写书评、办刊物。

  这也正符合褚树青的理念:“图书馆的使用者是一个多元的群体,单单我们管理,不一定具有权威。我们宣布条条框框,不如让社会各界制定规则,管理监督,志愿服务。”

  在一封写给街道文化站的感谢信里,孙毅用莎士比亚的话描述图书对他的意义:“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这个小小的文化站不仅为社区的居民提供图书,还在每周二四六晚上放映电影,周四有免费唱歌课,周六下午为小区越剧队提供排练厅⋯⋯它已经俨然成了街道的公共交往中心。

  正如于1927年在英国发表的《肯尼恩报告》所说:“公共图书馆应该成为其所在地区的智性活动中心⋯⋯图书馆不仅要服务于知识的渴求者,而且要服务于那些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和追求休闲的人。”

  这份报告发表在“大萧条”前夕,意在重申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当时美国拜金主义膨胀,贫富差距悬殊等社会问题日益激化,看似歌舞升平的社会内部实已千疮百孔。果不其然,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随后袭来。但遍布城乡的公共图书馆网络成为“大萧条”中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图书馆为他们遮风挡雨,使他们更找到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范并思曾在《公共图书馆与城市文化》评价道:“公共图书馆是城市中最好的学习共存、推进社会包容的场所。”因为这里“与学校相比,门槛更低更加自由;与公园相比,更加拥挤更加稀缺”。

  更重要的是,在书籍面前,更容易实现人人平等。

  正如杭州市图书馆儿童阅览区里出现的这个场景:

  一个穿着考究的母亲带着8岁的女儿在这里读书。她们就住在图书馆附近,房屋均价3万/平方米。

  一个衣着破旧的爷爷领着8岁的孙女坐了19站公交车也到了这里。5个月前,他们从江苏淮安的农村来到杭州,一家人住在拱墅区的出租屋里,靠女孩儿的父母在工地上打工生活。

  两个女孩儿的手同时伸向了书架上的同一本书。

  “我先拿到的!”喊声惊动了书架那边的母亲。

  她走过来,看到两个女孩儿正在抢书,于是蹲下身子,温柔地说,“宝贝儿,你们可以一起看吗?”

  两个女孩儿想了想,点点头,坐到了桌边,开始一起翻那本带拼音的儿童书——《神秘的鸟类》。看完一页,一个女孩儿小声问另一个:“看完了吗?可以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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