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香港80后群体:不满现状向上晋升空间狭小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03日 13:37 世界博览杂志

  去年深受欢迎的香港节目《穷富翁大作战》,今年大年初六又开始播出续集《穷富翁大作战II》。一干出身豪门的参与者继续进行贫民生活的真实体验。在这些体验者中,既有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也有年轻的“富二代”。

  25岁的香港“富二代”周国丰在节目中担任快递员和卖珍珠奶茶的店员,时薪只有24港币(1港币约合0.85元人民币),还不到今年即将实施的28元最低时薪标准。“上岗”的第一天,他连续工作9小时,但是挣来的钱却不够第二天的开销,最后只能吃一碗即食面果腹。

  更难的还是找工作。周国丰还尝试以中五毕业生的学历找工作,却发现最简单的推销员工作也要求2年经验。香港媒体披露,周国丰最大的感受是:“80后”青年向上流动的问题在香港任何阶层都存在,“80”后不是懒散,也不是没有事业心。

  上升无望的香港“80后”

  就在这个节目开始播出的同一天,香港东区法院对去年立法会周围一起示威导致的冲突事件宣判,四名之前被控阻路的市民被判无罪。但是,裁判官也认为警员的处置没有不妥,在判词中表示被告是出于自己的理想,但也要用合理的方式表达。四名被告则表示法官并不完全了解当时的情况,自己的表达方式没有不理性。

  这四位被告里有三位都是青年,甚至有两名“90后”。事实上,自2006年的天星码头拆迁事件开始,一直到去年的反高铁运动,一批“80后”、“90后”青年开创了被称为“新社会运动”的时代:网络的聚集力量,另类甚至极端的表达手段,关注保育、环保等社会议题。也正是他们,让“80后”在香港成为有人爱有人恨的名词。

  这批青年的主体并非贫穷阶层,很多都是中产出身的知识青年,他们的诉求也往往脱离了个人的利益。香港的“80后”,到底是上升无望的贫穷一代,还是超越物质的理想一代?

  香港虽然经济发达,但戴着“最自由经济体”的高帽,也导致贫富差距较大——当然,这是与其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的基尼系数已达0.43,最富有的10%人口收入是最贫穷的10%人口的17.8倍。以收入中位数计算,全香港贫困人口超过123万,约占总人口的18%。

  可能许多人不知道,在香港,至今仍没有工作时限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则要到2011年5月才开始实施。在经过激烈争论后,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28港币,而现在仅在连锁餐饮业就有数万人的工资远低于此标准。

  一位工会人士告诉《世界博览》特约记者,即使按照28港币的最低工资,一名工人每天工作9小时、每月26天,收入也无法达到综援(相当于内地的低保)的标准。

  如果说,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人群还只是社会最底层,那么更严峻的是,以往被视为“准中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也面临着“转正”无望的境地。

  香港青年中受过专科以上教育的比例从1996年的18.5%上升到2006年的30.6%,达到27万人,但是他们的收入相比前辈却一直在减少。根据香港政府公布的数字,香港整体雇员收入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9.4%,从1997年的9600港币上升到2008年的1.05万港币,但是20岁~24岁青年的收入平均数,却从1997年的8200港币下降到2008年的7500港币。

  收入下降的同时,生活成本却在持续上升。如同大陆一样,房价成为香港年轻人的最大负担。香港房价虽然在1998年曾经有过大跌,此后,也就是多数“80后”开始陆续成家立业的时候,却持续上升了超过七成,来自内地的热钱更加剧了这种上升。现在,香港市区的房价至少都在每呎(11呎等于一平方米)5000港币以上,一套蜗居也要几百万港币。

  所以,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也曾承认,近十年来,香港中间以上阶层向上爬升的空间在缩小,年轻人收入的增长跟不上家庭负担的增加,他们的不满有一定合理性。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当经济问题成为社会问题,其背后必然有制度的深层原因。

  梁振英是下一届特区行政长官的热门人选,另一位热门是现任行政司长唐英年。唐英年不久前因为批评“80后”的社会运动青年“刚愎自用会车毁人亡”而遭到一片谴责,但其实如同许多政界人士一样,唐英年本人也不是没有表示过对“80后”的理解。他忽然出此激烈言语,自然有其用意。

  就如同主张最低工资应定到20元而被讥为“张廿蚊”(粤语“元”称“文”或“蚊”)的某议员,坦然做到“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因为他本非由选民选出来的,自不必向民意负责。

  这并不是说特区政府不知民意。恰恰相反,香港是民意测试搞得最频繁的地方,每周都有机构给每个官员和政党打分,起起伏伏。但没有现代的治理制度,这种民意指向最多就是如同澳门那样搞一些分糖式的福利,而真正去解决经济社会结构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目前,香港针对“80后”的批评,大多是从经济角度出发。其核心逻辑就是:社会稳定,人人努力,经济就能发展,每个人就能得益。

  这个逻辑出现在很多场合:拆除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是为了促进经济;拨款修建高铁,是为了促进经济;政府总部原址开发,是为了促进经济;就连申办亚运会,也要首先说到经济效益。

  但香港青年对此并不买账。“写在纸上的数字并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等于好生活,”一位菜园村关注组的青年这样说。

  由高铁引发的社会争议,以一个小小的菜园村的拆迁为焦点,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到有关菜园村的消息:村民和志愿者到政府总部请愿,村民与拆迁队对峙,志愿者与施工人员发生冲突……

  虽然如同在内地一样,也有人指责菜园村最后一批不愿意搬迁的村民“贪得无厌”,但是事实却是:许多“菜园村关注组”的成员并非本地居民,他们不会从拆迁中得到任何利益。而菜园村当然也不像天星码头、政府山那样具有“集体记忆”的价值,即使有也是将来的事了。

  那么,为什么?

  一个原因当然是将其当作反对盲目兴建高铁的象征。高铁建设到底能给香港带来多大利益已是众说纷纭,支持者与反对者都有论证。但对于许多“80后”来说,他们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什么”,而是“为什么”、“为了谁”以及“怎么样”。

  菜园村村民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多少钱”,他们是想保持自己辛勤耕作的生活,他们也同意搬迁,但在能重建起一片菜园之前,他们不愿原来的菜园先被毁掉。这种选择是否“理性”自然可以讨论,但其价值却是无法比较的。

  同样是在正月初六,因为一位匿名人士出资替菜园村村民买下了新菜园村的路权,使得菜园村收地有望获得进展。“可是当初政府决定建设港铁的时候,作了那么多有关回报的计算,就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更细微的问题吗?”前面提到的青年这样说。

  如果经济的参天大树是建立在个体价值的废墟上,就很难相信其果实能为众人所分享。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以理解许多“80后”青年的抗争逻辑。

  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香港的问题。就在万里之外的突尼斯,也曾是经济持续增长,走上街头的也是“80后”。事实上,同为四小龙的韩国、中国台湾更早就遇到过这个问题,只不过它们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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