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原长沙市委副书记“我为何炮轰面子工程”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26日 10:39 时代周报

  对话原长沙市委副书记朱尚同:“我为何炮轰长沙面子工程”

  本报记者 黄昌成 发自湖南长沙

  “你看今天的报纸,又在反驳你了。”5月23日下午,老伴一边给朱尚同递当天的《××晚报》一边打趣地说。老朱一看,其头版显要位置是《让老百姓住得更舒心—整治社区环境、建设宜居社区系列评论之二》。

  “我不看。”老朱将报纸往茶几一放,有点生气地说:“这本来是一件小事,对你的批评,你虚心接受了,去解决问题就好了,但现在你看,市委机关报头版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辩解。昨天是一评,今天是二评,他到底要评多少天?”

  今年已经82岁的朱尚同在上世纪80年代曾任中共长沙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后在湖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的任上离休。他的住处就在东二环的湖南省教育厅大院内,往外望去一片绿荫。

  其时的长沙,天色逐渐昏暗。在与朱尚同家只有一墙之隔的芙蓉区火星街道,工人们仍在架满脚手架的楼宇下默默地工作,他们的身旁,是写有“整治社区环境,改变火星面貌”等字样的横幅。

  为了迎接文明城市的评比,长沙市政府花费8000万元,对被列为“创文”试点的火星街道老旧社区进行改造。按照芙蓉区的设想,此次改造主要包括了“三拆除、三修缮、三整治、三提升”内容,把社区环境整治做成一项造福百姓的民生工程。

  这本是中国都市发展史里最为司空见惯的一幕,但是因为几天前朱尚同撰写的一个《给湖南省、长沙市主要领导的紧急报告》,直指目前长沙市“优化地区环境(试点)”活动中某些劳民伤财的情况,让长沙正在进行的城市改造变得充满争议。

  报告经由广州媒体人周筱赟在微博上曝光后,马上将长沙市和朱尚同卷进了风口浪尖。各路媒体纷至沓来,质疑长沙的“创文”行为为“面子工程”、“劳民伤财”。

  “我写这个文章的目的,是希望政府能够说我们是想争取文明城市,但是事先有些规划不周到,匆忙上马,有些做法不太恰当,就够了。”朱尚同对本报记者说,“我的本意是,如果有机会,大家都可以讲一讲心里话,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做什么示范和焦点。”

  “创文”也要保障少数人的权益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

  朱尚同:其实起初时我没想过理这件事。为了创文明城市,我们教育厅也在火星街道的改造范围之内,整个社区是从4月20号起开始拆,为了赶工期,工人们从早上一直施工到晚上两点,对我们造成很大影响。

  教育厅外面的围墙原来是水泥钢筋砌的,非常坚固,可是改造一来,就将它拆掉了,改成通透式的铁栅栏,没有实质意义,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家属大院里面的护窗也要全部拆掉。

  时代周报:你们不同意拆护窗吗?

  朱尚同:几乎大家都不同意。大院里面每家人的护窗又不临街,又不影响美观,拆了还要担心防盗问题。于是一些退休老干部就希望我带头向上面反映情况。我说我就不带头了,你们写好了我签字支持就是了。

  时代周报:但后来你还是忍不住出手了。

  朱尚同:他们将问题写成了两页纸交给我,整篇都是写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影响,好像只是在为自己的生活担心。我就认真观察和思考了一下,写了这个报告。我写这篇文章,不仅是为我们这些退休老干部的利益考虑,而是从整个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角度出发,对目前这种急功近利的、随意挥霍国家财政的做法表示担忧。

  时代周报:你觉得这样的改造急功近利了?

  朱尚同:我觉得根本就是上面布置任务,施加压力,接着下面就匆忙上马。他们说开会征求过大家意见的,但据我所知,是把每栋的楼长叫去开会,第二天早上就要开工动手拆护窗了。记者来采访的时候,有一些居民说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有些户主还打算躺在护窗上不下来,要做钉子户。

  还有小区楼房之间的花坛也全拆了,而那些花坛是上次“创文”检查前才建的。现在全改成停车场,孩子在下面走来走去,多不安全。当然政府也确实做了一些好事,例如给楼道装灯等,但大多数工程是搞一刀切,而且方式粗暴。

  时代周报:粗暴是指你在文章中提到的对待“五小”的态度吗?

  朱尚同:本来城市改造要有序地进行。现在“五小”,也就是小餐饮店、小修理店、小废品店、小歌厅、小不锈钢材加工店这些小店都要取缔,理由是“五小”在居民的楼下营业,影响了居民的生活。

  那我就要问了,现在距离上一次“创文”足足四年了,你有四年时间为什么不想着把“五小”给管理好,比如说管理好小饮食店的卫生、通风与排水?现实情况是,这四年间如果碰到突击检查,就提前通知不准人家营业,谁营业没收谁,过后依旧不理,从没有想过要解决好别人的困难。

  他们还说“五小”是少数人,不应该让这少数人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可少数人也是人啊,既然是创建文明城市,那就更应该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啊。民主不是让大多数人来压迫少数人的工具,否则那样的民主一定是很可怕的民主。

  要给官员第二种压力

  时代周报:一开始你没想到文章会影响这么大,有这么多媒体关注。

  朱尚同:没想到。我的文章写好后,就发给北京的一个朋友,让他帮忙看看,后来他将文章交给了广州的记者周筱赟,周筱赟问我能不能放到网上去,我同意了。结果一下子全国的视线都集中过来了。

  为什么呢?并不是我写的材料有多么了不起。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全国各大城市,每个城市都这样搞,哪个城市不挨老百姓的批评啊?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的批评声音,市委可以置之不理。现在你看他们发了这么多篇文章,有没有一篇体现了他们正在反思呢?

  一个原因是碰巧我是原长沙市委副书记,我的批评声比普通的老百姓更能引起关注。他为什么不想一想,如果他做的真有那么多的优点,会有这么多的记者和报纸相继质疑吗?

  时代周报:19日下午芙蓉区的领导到家里来说了些什么?

  朱尚同:他们觉得有点委屈,说本来是想把事情搞好的,没有想到我的批评那么尖锐。我就开玩笑,我说你们原来有了一个压力,就是上级要搞这个要做那个,你们必须负责;现在你们有了第二个压力,就是群众的呼声,老百姓不满意就会说话,我想这样对你们更有好处。

  在当天沟通之后,有人传话给我,说是希望我发一个声明,收回我这个公开信,或者说这个信不是我写的。我说这不行,本来这个文章上网不是我的本意,我是发给朋友看和一些老同志看,周筱赟拿到以后,就问我能不能上网,我是同意了的。从道德上来说,我也不能说这不是我的意思啊。

  时代周报:这样沟通的效果并不理想。

  朱尚同:这本来是件小事,对你的批评,你虚心接受了,去解决产生的问题就好了。但长沙市政府不是,它是抓住《××晚报》头版大篇幅做辩解,今天已经是二评了。有记者问我有什么回应,我说我没看他们的评论。有网站把我的文章和他们的文章摆在一起,然后让网友评论,结果没有几个网友是支持他们的,因为很多城市都搞过或搞着“创文”,搞得鸡飞狗跳,老百姓们早都有意见了。

  时代周报:他们现在对你的质疑也有回应,说你说的一些情况不符合实情。

  朱尚同:主要是说我文章上写的火星街道改造花费2个亿这个数目不对嘛。但是他们什么时候公开透明过?我的文章出来后,有记者问市政府文明办,得到的答复说是8000万,19日下午区领导到我家来,跟我说是5000万。当场就有记者在我家里给创文办打电话对质,创文办矢口否认,还生气地把电话挂掉了。现在又统一口径了,区长答记者问时又说是8000万。

  为了评上文明城市,每个城市都紧急动员,不计成本。在长沙,所有的街道都粉刷一新,还要让商铺换招牌。今天早上还有记者跟我说,上一次长沙“创文”期间,他要到长沙市党校去,结果的士司机在长沙绕了一个大圈,才把他放下去,收了他250块钱。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官员应该有接受批评的雅量

  时代周报:这次风波之后,网上有人对你进行质疑,说你这举动是长沙市委新旧领导之间制造矛盾。

  朱尚同:其实当时马上就有网友回应了,说你真是糊涂了,不看看朱老先生多少岁了,他们是两三代人啊。我1984年做市委副书记,1986年到教育厅做党组书记到离休,我离开长沙市委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哪里会和现任领导有矛盾?

  时代周报:你曾是湖南农学院的副院长,是学者出身,怎么会当上市委副书记?

  朱尚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机构改革中,中央派工作组到长沙指导市领导班子改组工作,那个冬天湖南调动了150多个局级干部。在选长沙市领导班子的时候,工作组集中了全市900多个科级以上干部到麓山饭店,要他们以不计名投票的方式提名市领导成员。

  由于我解放前是长沙清华中学的学生,参加过进步运动,大家基本都认识我,所以虽然当时的工作和单位都与党政关系不大,但由于我有大学学历,符合条件,获得了高票。当大家就我父亲在台湾的问题进行讨论时,省长刘正(同是清华中学生)说,朱尚同政治上的问题我负责,于是我被选为长沙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时代周报:就这次社区改造的问题上,你认为自己和现任官员的最主要分歧是在哪里?

  朱尚同: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和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城市适时有序地改进市容,本来是好事。但应区分不同地段、不同房屋,该修则修,能省则省,该谁出钱则谁出钱,逐年均衡有序地进行。但现在是,他们有来自于上面的压力,急于夺取文明城市,在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思想的推动下,本应各负其责的事情,一概由国家包下来。我以为这种不计成本追求表面光鲜和形式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时代周报:这次你对长沙“创文”中的一些问题批评得如此尖锐,你是怎么定位自己的?

  朱尚同: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体制内的希望改革者。对,应该是这样的,因为问题出得更多也不得了。但是我觉得权力的制衡是一定需要的,就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啊,政府官员要有接受批评的雅量嘛。

  你看看现在中国的城市改造,作为城市的主政者一下就是几千万地大花费,人大通过了没有?相关的信息是否做到了公开透明?你看看从反右到“文革”期间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贻害不少,现在不搞思想运动了,但现在有的地方经常将“评比”也搞成了运动式的。

  (本报实习生程晓芸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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