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天津中心城区多中心有历史原因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01日 09:58 《锦绣》

  《锦绣》:这样的规划,是不是借鉴了一些国外的理论模式?

  秦川:对,比如多中心城市、带形城市等理论。过去解决人口问题的方式是“摊大饼”,越摊距离越长。如果是带形城市,就像三明治,城市是一个平行的划分。中心都是商业,外边加一层是居住,再外边一层是工业。这样的话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横向的,沿着这个切口的方向去活动,城市的压力就不是那么大了。天津是呈东西向沿海河形成一个带形城市,如果每20公里有一个高等级的城市中心,每个人住在任何一个点,离他的就业地点都不会太远。相较于其他巨型城市来说,天津这种带形结构本身使其具有操作的便利性,所以天津的发展空间更大。

  《锦绣》:我们看到,天津中心城区也是多中心的。

  秦川:对,这是天津一个特点。由于以前天津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中心不够聚集,稀稀拉拉,以前有人说这是天津的缺点,现在看来却是一件好事。即便是发展到高级形态,天津也不会形成一个绝对的单一中心。而且,我们在空间战略规划的下一个层次,对这种多中心还有强化:沿着海河,将老的市中心作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在海河的上游和下游再安排两个副中心。

  这又是一个沿海河的带形发展结构。我们刻意避免建设高度聚集的中心,或者说,至少这个中心不会体现在建筑的强度和形式上。

  国外的很多城市,像洛杉矶,郊区都是三层楼,到了市中心才有几栋高楼。天津中心城区多中心也有历史原因。中心城区有很大一部分是历史街区,都是租界时期遗留下来的,还有漕运鼎盛时期留下的老城,这些房屋都不高,我们不能为了建设一个集中的中心而把这些老街区都破坏了。相反,天津重视老城区,体现天津近代历史特色都要依托这些资源,所以为了躲这些街区,天津也不可能打造出一个单一而密集的城市中心。

  《锦绣》:天津市总体规划如何考虑京津冀的整体协调?

  秦川:天津并不是只看自己,而且这一点在《规划》中已经体现出来了:“一轴两带”。“一轴”是西北、东南走向的;“两带”则是纵向的,一条围着海湾,一条沿着内陆。

  “一轴”是说天津从西北方向对接北京、廊坊这条主发展带,并且沿着海河延伸,通过中心城区,通过海河中游到滨海新区,再延至港口,这条轴是整个环渤海地区城市发育的最高级别的集中地区。这是从北京延伸出来的“一轴”,经过河北廊坊到天津武清。有人说,北京划七环的时候,就会划到武清。这是玩笑话,但我们将武清看作是对接北京的桥头堡。

  在规划中,武清可以承接从北京转移辐射出来的一些制造业或科技企业。那些因北京成本过高不得不向外迁移的企业,在天津很多地区都有发展的机会。实际上,武清开发区已经集中了很多高水平企业。还有类似天津宝坻,现在为北京的很多企业提供了金融后台和电信后台服务。

  当然,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处于京津之间的河北廊坊也受益颇多。对于城市来说,相互之间存在着自然而然的竞争关系。河北省最近提出一个环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战略,他们也是看到北京发展压力太大,想围着北京建若干个新城,将北京的人口疏解到河北省。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不过,天津的优势就在于工业基础好,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和人才要优于河北。所以,我个人认为天津在竞争中占据了一定优势。

  再说“两带”。一条是沿着海岸的一个城市带,向南联接河北黄骅,向北联接河北唐山;另一条则是位于天津市中间位置的城市发展带,从天津的最顶部贯穿到最南部,向北连接河北承德,向南连接河北固安。

  《锦绣》:在你看来,京津冀三地应如何相处?

  秦川:历史上天津的鼎盛时期,不是作为综合性工业城市的时期,而是由于交通便利作为商贸城市的时期。漕运最发达时,史料描述天津时用的是“大都会”三个字,很繁华。租界时期,天津是看西洋景的地方,是商品交易的地方,是洋气的地方。相反,北京土。北京人看洋东西要到天津来,那时天津与上海,一北一南,是中国近代两个经济中心。

  解放后国家让天津做一个工业城市,并不是说天津具备这样的条件,而是说从国家战略来看需要天津成为一个综合性工业基地。于是,天津商业功能慢慢萎缩。随着北京首都职能不断增强,在发展过程中照单全收,又有集中资源的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天津城市定位的错位和发展机会的错失。天津一下子从北方的中心城市跌落到默默无闻的城市。

  最近几年北京被国家重新定位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并没有再提及所谓的“经济中心”,天津则被定位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即使是这样,北京也没有放弃它经济中心的职能,而且还在强化其金融中心的职能。强化的结果是,北京的功能太多,人必然也多,城市负担较大。天津也因此失去很多活力。

  我们的体制决定了很多的经济资源会跟随政治资源或者说行政资源走。北京为什么成为金融中心呢?因为银行总部都想紧邻着国家重要的决策部门。这个问题不好克服。

  但大型制造业、高科技企业,可以来天津发挥它们的优势。天津的土地资源非常丰富。北京虽然有16000多平方公里,但只有6000多平方公里是平地,实际上可用的平地比上海还少,上海是6800多平方公里。天津近12000平方公里,只有北部一点山,大部分都是平地,而且由于临海,很多盐碱地又不适合农业发展,反而更适合搞城市建设和其他产业。

  与北京相比,天津有很明显的错位竞争优势。如果北京突出国家首都、文化名城、国际城市的优势,天津突出经济、港口优势,组合起来,每个城市未来都是2000多万人口,再加上周边人口的话,规模甚至可以达到一亿,这将是世界上罕见的大城市综合体。

  天津与河北,首先还是体现在竞争关系上。比如天津提出滨海新区之后,唐山建设了曹妃甸港。滨海新区的战略给整个地区带来发展机会。很自然地,天津成为热点,离它近的地方也会有人关注。

  其实,单从港口来看,秦皇岛港、曹妃甸港、黄骅港,目前来看,并不是特别有序,在功能定位上也有些不清楚,只是各自的腹地有所不同。我们希望将来这里能够有一个港口群产生,在港口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但是这个不可能根据行政命令去要求,必须要通过市场来调节。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一样。先是竞争关系,继而出现重复和冲突,随着市场发育程度日益成熟,才会出现分工和错位。所以我们也常常跟黄骅、唐山的规划部门密切沟通,只是规划的沟通不解决大的城市发展问题。

  最近,著名城市规划与建筑学家、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在牵头做京津冀都市圈规划报告的第三期,他想跳出各个行政区域自身的局限,从宏观角度研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我们三个地方都非常支持。只是,跨越行政区域做事情挺困难。

  比如珠三角,怎么说都是广东省的,而长三角由于市场发育机制比较好,协调上要容易些。京津冀城市发展程度没有那么高,这个阶段各个地区都希望资源倾向于自己,要跨越行政区域做事情难度要稍微大些。

  《锦绣》: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环渤海地区还有什么不足?

  秦川:从目前的经济活力、市场发育程度上来说,那两个区域远超环渤海地区。现阶段最大的问题是京津冀还没有形成合作雏形,只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和框架。而且,京津冀只有北京、天津这两个中心城市,次一级的城市没有出现。相比之下,长三角、珠三角已经带动起一批次一级城市,比如苏州、无锡、佛山。

  最早形容京津冀的时候,人们用的词语是平原上的堡垒,北京和天津就是这一大片平地上的两个炮楼,其他地方都不成规模。而长三角、珠三角一路看过去是大小城市错落分布。这是京津冀发展过程中的困难所在,但现在看,如果规划引导的好,京津冀还是有后发优势的,反而不会过度散乱地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城市布局是有一定的结构特征,组团式发展,城市与城市之间有一定的活动区域。

  《锦绣》:具体来说,后发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秦川:国家赋予天津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天津在经济上还是要发展的,但发展路径以及坚持的原则不是完全以GDP为导向。

  天津比较突出的城市特色就是保护历史。五大道我们保护好了。我们又在英租界建一个五大院,那种万国建筑博览会的风格非常明显。这仅仅是开始,保护的同时,新建筑的风格也要与老的建筑风格相协调。

  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天津管得这么仔细。从2008年开始,天津新建筑的高度、色彩、材料、屋顶的形式等等,我们都有很详细的规划,要在天津做建筑设计必须要依据这个规划。你在天津不会看到玻璃幕墙的建筑,一是光污染大,二是这样的材料与天津历史上多采取砖结构等实材建筑的厚重感不够协调。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会乱,不会出现千城一面,我们希望天津成为一个新旧衔接比较好、色彩比较突出的城市。

  我们在规划中突出强调人与城市的关系。天津要成为一个让人感觉亲切、宜居的城市。所以我们首先在城市空间尺度上做文章。大城市往往街道很宽,建筑很高,人走在路上会觉得自己特别渺小,这个空间尺度是照搬西方所谓现代主义的思路操作的。而天津想避免宽马路、大广场。这个也有历史传承,天津的历史街区,你走到哪儿都非常亲切,路很窄,建筑也不高。我们这么做也是基于西方经过现代主义反思之后的结果。我们倡导新城市主义,强调城市的尺度以及街道等公共空间,鼓励人们走路而不是开车。——开车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变少,这一点是与健康城市所背离的。

  由于历史原因,天津在过去几十年间发展不快,但也正是这样才对历史破坏较少。上海很多地方和天津很像,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曾经有很多的租界,但是上海发展比较快,那时候大家的历史保护意识还没这么强,会有些破坏。上海专家来了之后就说他们很遗憾没有像天津一样大规模地保护历史街区。

  如今很多人都说滨海新区的于家堡是上海浦东新区的陆家嘴。单从建筑群来看,两个感觉是一样的,高建筑、临河,很雄伟。但是如果从陆家嘴的平面图上看,都是孤零零的建筑,能够看到的街道是弯的、斜的。国外专家的评价就是建筑的集合体,而不是城市的概念。同济大学一个专家发表过报告,说陆家嘴街道上的行人很少,因为没有街道,没有店铺,人走路没有意义,走着也不会舒服。而且进入写字楼普遍有盒饭的味道,因为路边没有底商。所以,在做于家堡规划的时候,专家提醒我们千万不能做成第二个陆家嘴。于家堡的格局与曼哈顿非常相似,很窄的街道,地块在一百米乘一百米上下,每个地块都不大,然后每个高层写字楼都是有底商的,让人走起来感觉安全而有趣味。

  《锦绣》:从海河大桥向海河入海口望去,很像纽约的哈得孙河口。

  秦川:你看世界知名城市大部分都和水有关。纽约、伦敦、巴黎、芝加哥、香港……都是港口城市。这跟经济活动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最早的经济活动要素便是水。所以我们在规划中也学习过国外港口城市的规划。

  我们去考察过德国、荷兰等地的港口城市,才明白其间的规律。港口城市最初都是市里就有码头,依托内河航运,船直接开到市中心,但是随着船舶的吨位越来越大,港口越来越倾向于海港,大宗、集中,这是世界普遍规律。天津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把海河的内河航运功能完全取消掉,沿着海岸带组成不同的功能板块。

  《锦绣》:天津有没有其他大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比如人口规模过大、土地短缺等等?

  秦川:在2006版天津市规划中,2020年常住人口要控制在1350万人,实际上天津市人口现在已经超过1300万了。人口控制是很复杂的。控制人口惟一的手段就是放弃某些城市功能,比如哪天北京不搞金融了,大量从事金融行业的人就会涌向其他地方。以中国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不可能用户籍制度去限制人,前段时间有人大代表提出限制低素质人进京,这更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

  土地短缺现在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天津相对来说要好一些,因为盐碱地多。但用地规模扩张速度超过了原来预期,滨海新区引入的大火箭、大飞机、大乙烯等很多大企业、大项目,都使得过去制定的用地面积远远不适应实际情况。

  但从规划管理的角度来说,我们对建设用地的控制是很重要的,我们对于每一个地区都不会任其无限制地扩大。等到我们将外围的生态地区建设规划出来,这个生态区的边缘就是发展的边界,天津就不能再扩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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