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村】英国系城市哲学:城市的英伦范儿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02日 09:49 新周刊

  当一个城市的外景如贵族般有气派,管理如绅士般有风度,人文气息如学院般有气质,就可视之为英伦范儿。

  1867年,晚清思想家王韬前往欧洲。在他的记述中,英国城市中楼房林立,商号鳞次栉比,“车马往来,络绎如织,肩摩毂击,镇日不停”,“其余足之所履、目之所接,无一处没有机器”,“水火二气之用,至此几神妙不可思议矣”。

  这是吴十洲在《伦敦诱惑》中的描述。作为世界上最早推进城市化的国家,英国的城市展示给清代王韬的是另一个世界。到了今日,在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中国,城市依然走在或学习或融合或吸收或抄袭世界城市的大路上——我们的城市,有着苏式老建筑背后的集体记忆,受过日本的集聚式发展的启发,有过美国式的高架桥、摩天大楼与城市规划,当中,亦有英国城市的一课。

  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曾有文章报道“跛脚”的亚洲城市化,提出了一个命题:“当今中国=狄更斯笔下的英国?”作者这样写道:“我曾设想,将广州市区比作查尔斯·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描写的英国北部城市。毕竟,在英国发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如今冲击着中国南部乃至亚洲其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在社会和经济层面有着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事实上,亚洲发展迅猛的城市,与维多利亚时代风格不尽相同,而是中世纪与超现代风格的尴尬融合。只有煤烟和烟雾符合狄更斯笔下的描述,然而,那些民工叙述的故事,或许与一个半世纪前背井离乡的英国人有共通之处。”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迈进城市化门槛的国家,但狄更斯笔下的伦敦绝非我们学习的对象。事实上,关于英国的城市印象早该更新换代——2010年的世博会,中国人看到了“种子殿堂”,也看到了世界上第一个零碳社区。通过2010年的城市课程,中国人应该看到凡1840年前的建筑物一律不得更改外观的伦敦,看到那个过去一度炸掉摩天大楼、严格限高保护传统文明的伦敦;应该看到最早“创意产业”概念的英国城市,当中伦敦已经实现从“保守绅士”到“创意先锋”的转型。

  每个城市都可以有自己的英伦范儿。中国城市在景观、规划、建筑、生态公共文化、风尚、公益机构、街头文化等方面正向英国城市学习更多——在服装领域,英伦风格的最大特点就是英伦学院风和皇家特点;在建筑领域,英伦风格是安妮女皇时代的红色砖砌墙与圆顶角楼。但在城市的概念之中,当一个城市的外景如同贵族般有气派,管理如绅士般有风度兼且开明,人文气息如同学院般有内涵与底蕴,我们就可视之为英伦范儿。

  新英伦模范:从创意产业到社会企业

  大兴创意产业、发展低碳城市、延续传统、让艺术介入城市、培育社会企业……中国城市中兴起了新一波的英伦范,背后自有传达诸多英国经验的中国推手。

  除了老派持重的英女王,英国还有铆钉、皮靴的摇滚青年。苏格兰格子呢既是查尔斯王子猎狐的传统装束,也可成为Vivienne Westwood的T台上最抢眼的设计元素。这个老派的工业国,在上世纪末以极为抢眼的姿态,完成了一次变革。1998年出台的《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明确地提出了“创意产业”的概念之后,英国在低碳经济、创意产业、艺术、传统延续方面的创造力让人刮目相看。在中国,作为国家营销和国际合作的方式,英国的经验被广泛推广和运用,从而,在中国兴起了新一波的英伦范。

  创意产业落地中国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过,“通过英国引以为豪的高度革命性、创造性和创意性来证明英国的实力”,是拯救英国经济困境的有效方法。

  10多年过去了,伦敦成为全球三大广告产业中心之一、全球三大最繁忙的电影制作中心之一,并拥有了“国际设计之都”的称号。“英国制造”的产品又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许多国家发展创意产业的经验参照。在中国,创意产业作为最时髦的词语被写进许多政府的产业规划之中,成为各级官员发展“新思路”最不可或缺的点缀。

  2003年,“创意英国”在中国举行的贯穿全年的一系列活动,被认为是英国国家形象营销成功的范例。中国人了解了当代英国的创造与革新思想,也改变着中国人对于英国的印象。它不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老绅士,而是一个年轻又活力的年轻人——它展示了英国最富创造力的技术以及灵感背后的故事。这个非商业的活动,吸引了很多中国年轻人对于“创意”的体认。这也符合活动组织者英国领事馆和英国文化协会的初衷:“创意英国”瞄准的是16—35岁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在之后的几年中,在创意方面,英国领事馆推出了国际青年设计企业家大奖,选出并表彰在设计领域作出突出创新贡献的年轻企业家;在广州国际设计周上建立中英创意企业家网络,为创意时代的创意人提供合作交流的机会,分享创作理念转化为商业成果的经验。

  关于创意城市的具体问题也被广泛讨论,以解决“创意”在中国本土的生长、繁盛等问题。比如,“2011英国文化创意产业管理讲座与工作坊”上,英国文化大臣的特别顾问约翰·纽必金,在谈及英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时,就说到了政府的角色——政府是创意产业的经纪人,发现好的人才,提供好的培训,以及把钱用在刀刃上。他说的问题,甚至具体到中英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对比、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等方面。

  低碳城市的思想革命

  在“城市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高峰论坛上,英国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说:“新经济将孕育大量的机遇”。汇丰银行预测,到2020年,中国在全球低碳能源市场上的份额将从今天17%的水平增长到24%,领先于美国。在学术领域,一些尝试已经开始。由Rothhamstead研究所和中国农业大学组建的“英中联合研究”,让中国将氮肥的使用量至少减少30%,而不影响农业产量。仅这一项努力就可以将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2%,同时可以提高农村收入,降低氮污染。

  低碳城市的规划理念也在中国获得生长空间——2010年签署的英中(成都)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可持续发展合作备忘录,就有在成都实现“现代田园城市”的规划。在可持续城市规划、可持续建筑设计、空气及水污染控制、水质量管理及污废水处理、低碳发展、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进行广泛合作。田园城市理念由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其中的田园城市图解模式被广为传播:主张城市不能无限蔓延,在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应该建设新的城市来容纳人口和产业的增长;在这些城市之间设置永久性绿带,同时具有便捷的公共交通联系,从而形成由多个田园城市组成的区域,称为社会城市。

  另外,英国与重庆的“英国—重庆可持续城市合作行动计划”(UK-Chongqing Sustainable Cities Action Plan)也在展开。合作不仅在城市,也在乡村,除了生态城的建设,还有生态村的新建和改造。2009年,双方推出8个合作项目;到2010年,又启动了第二批15个项目。

  艺术介入城市

  2010年9月,由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英国贸易投资总署及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共同组织的“重庆—英国历史建筑保护研讨会”在重庆市合川区涞滩古镇分享历史建筑保护和低能耗治理的经验,探寻的是英国与重庆在历史建筑物保护项目领域合作的契机。

  在英国,具有艺术性的建筑或是公共空间比比皆是。这是一种推动力,让城市日新月异,同时也创造了更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力量——英国在过去10年中,各地政府部门、房地产开发商以及文化事业工作者逐渐认识到艺术元素在城市规划和旧城改造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艺术和创意产业在城市规划中的介入,不仅使人民有了他们乐于居住、工作、投资的城市空间,还刺激了更多在公司和商业层面的相关投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2009年,中英两国在十八梯、解放碑、朝天门和人民广场这4个地点探访的小组成员不仅有中英的资深城市规划师,还有市规划局的工作人员、艺术家以及随机抽取的自由嘉宾。48小时后,他们就设计出这4个地方的改造方案,并且将这些改造建议提交给市规划局,作为城市改造的参考建议。

  为期半年的艺术项目活动,旨在通过中英两国的艺术家的合作,使人们能够通过艺术的角度去审视公共空间并提高对公共空间的认识,同时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社会企业家 将社会问题转化为市场机会

  通过网络让肢体残疾人陪外国人练习汉语口语;成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呼叫中心,员工全部是残疾人。将问题转化为市场机会,正向地面对和解决城市中的社会问题。新近出现在中国的社会企业也给城市管理者提供了某种启示:政府并非全能选手,亦非24小时超人,在它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若干个角落,还需要某些具有社会功能的公司参与。而它们的创意和灵活性也为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角度和方法。

  从2009年开始,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举办的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在中国正式运行,让来自中国各地的社会企业家举办沙龙、集中培训,还有200万元的奖金作为对中国社会企业的扶持。迄今为止,来自主办方的数据是,“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计划2009年至2012年间在中国总计培训600名现有或潜在的社会企业家”。它成为了中国社会企业家的一条生产链,孵化了不少社会企业的创意,为社会企业在中国的成长提供正向的示范。(部分内容根据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向《新周刊》提供资料综合) (文/金雯)

  欧美系、苏俄系、日本系与英伦系

  中国城市的选修课

  欧风美雨、苏俄风潮、日本格调……从器物到美学风格再到内在精神的揣摩,列国城市在中国的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佐证过不同的时代。

  马车在租界的道路上驰骋,接着,汽车、电车开始出现在“马路”上。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英国在中国的7个港口城市开辟了租界,从客观上看,也成为中国城市最早开始城市现代化的区域。

  有现代色彩的大学教育也出现在这些租界中,比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这里出产最西化的年轻男女,其中有革命者,也有文学青年、洋行买办。在百余年的租界时代,留下的宽大的石头建筑成为城市中重要遗迹,比如,始建于1863年的天津利顺德饭店。

  欧风美雨,不仅带来了建筑材料上的变革,那些屹立百年的宽大的石头水泥房子,同时也带来了建筑美学上的变革。1925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被命名,并开始影响建筑设计的风格。令人意外的是,不久之后它在中国的上海广泛获得了热烈追捧。活跃在沪上的匈牙利设计师邬达克和法国设计师费色尔让Art Deco风格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方留下印记:“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远东第一的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福州大楼、百乐门、美琪大戏院。上海成为继纽约之后各种Art Deco风格建筑最多的城市之一,十里洋场的气质在这一时期被奠定,而“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声明更是远扬。2008年,由邬达克设计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经过修复后重新登场,风帆形的外立面、荷花形的屋顶、圆弧曲线形的大厅,让那些线条刚硬新建大厦相形见绌。

  上世纪50年代,随着时局的变化,Art Deco被认为过于资产阶级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连上海国际饭店内部的Art Deco装修都被修改。当时的新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中苏关系蜜月期,苏式建筑作为一种更为“先进”建筑形态成为一些城市的代表建筑。各地纷纷出现的“中苏友好大厦”,准确执行着苏式建筑的特征:左右呈中轴对称,中间高两边低,主楼高耸,回廊宽缓伸展,有檐部、墙身、勒脚的“三段式”结构。连当时的人民大会堂都可以看到苏式建筑的影子。

  只是政治美学趣味持续的时间并没有多久。不久,中国便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曼哈顿的高楼大厦让人迷恋,苏式建筑被淘汰了。然后,英国在1998年提出的“创意产业”概念风行中国各地,改建的老工厂瞬间变得时髦,甚至许多苏式建筑也迎来了创意产业的入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想象都停留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之类的想象。所以才会有1987年,广州30万市民涌上高架路的盛况,那是最长的城市高架路人民路、六二三路通车的前两日。高架桥是现代化的标志,而样板便是美国。但是,这种过分依赖市场需求以及过度的资源消耗的城市发展模式,让城市蔓延付出了资源和环境的代价。

  近邻日本的城市的集聚式发展模式也给中国另一种启发。日本的重工业化、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造就的临港工业地带,都能够在中国城市中找到相似的案例。而人口的高速增长、人口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等,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的城市化模式。都市圈也在中国形成中,特别是在高铁建设的热潮中,许多城市仿佛瞬间进入“同城时代”。规划、观念、设计都可被迅速“舶来”,如今真正需要的或许是自我消化的时间。 (文/金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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