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少年:站出来 大声说(图)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03日 10:43 南都周刊
广州少年:站出来 大声说(图)
站出来 大声说

  广州少年,作为都市公民社会的先锋符号,以及“官民共治”理想的先行者,他们对成人社会的冲击,已远远超出了广州。

  主笔_许十文

  整个五月,有两个中国少年的符号,屡屡被各大媒体抛出。网站也不约而同地发起投票,提出类似的问题——“五道杠”与“举牌男”,谁能扛起中国社会的未来?

  答案由人选择,问题历久弥新。早在1900年,当时27岁的粤人梁启超,就已写下了名作《少年中国说》,发出震聩人心的呐喊:培养什么样的青少年,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中国未来。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句句铿锵,言犹在耳。但中国少年今何在?在作业堆里不问世事,还是只拥抱着流行偶像的画报,沉沉睡去?

  如今,在广州,出现了一批敢于“说”、敢于表达的少年。他们关心的东西包罗万象,超越了教科书和漫画,涵盖了城市文化、个人权利、公益环保和公共事务等各个方面。

  与其他城市少年不同的是,广州少年不但敢于“说”,而且善于通过独特有效的公民行动,去推动少年之梦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广州少年不但属于广州,还属于所有中国的城市。或者说,中国的城市们期待着如斯的少年一代。

  回溯历史,“站出来,大声说”成为广州青少年的潮流,也就发生在最近三年。“闪唱组”、“拜客”、“旧城保护小组”、“乙肝男”、“鲨鱼妹”、“举牌哥”等未进入社会,却已向社会开口呐喊的少年,与“口罩男”、“光头哥”、“巴索风云”等成年前辈一起,悉数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公民明星。

  因为爱,所以说

  5月初,广州十六中高一学生陈逸华举牌反对地铁翻修工程方案,最终迫使广州市地铁公司顺应民意时,全国媒体蜂拥而至。广州少年,又再出尽风头。

  “举牌男”的行动,又是一次广州少年成功影响公共政策的故事。远在浙江的一家日报评论指出,“这不仅改变了不少人印象中的高中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刻板形象,更让那些在公共利益事件面前不敢说、懒得说甚至习惯于附和的大人感到汗颜。”

  其实,在广州,少年们的诉求空间,与“大人”们编织的空间息息相关。很多评论已经指出,香港电视的长期熏染,开放、民主的议政传统的积淀,相对尊重民意的政府作风以及积极创造议论空间的本地媒体,都为广州建立公民社会积累了土壤,就在这土壤上,广州的公民少年层出不穷。

  相比起年长的积极公民,少年们的大声表达和公民行动,其动机和动力,更接近于他们内心天然的、真实的情感。和他们的父母朋辈一样,广州的少年们对生活有着诸多追求。他们会满街寻觅美食,痴迷日本漫画,讨论少年间的情事。他们大多还处在辨识世界的“本能阶段”,也就是单凭一己良知与冲动,直议关心之事,鲜有小小年纪就“关怀天下”的成人心。

  在各种以本能为出发点的情愫里,爱城市、爱广州,成为了广州少年参与公民事务共同的动力。

  少年们投身“捍卫广州”的行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春天。当时广州政府计划拆除有300年历史的天字码头,超过万名青少年在“羊城网”等新兴都市网站签名反对,之后,广州政府顺应民情,及时收回拆除计划。

  也就是那次开始,类似关于本土文化保卫的公民活动,在广州此起彼伏,去年的粤语保卫运动,就是这一系列活动的高潮。

  文化悲情催生公民动力

  广州少年酷爱广州的心态,植根于广州少年的成长环境。从群体来说,他们大多过着这样的生活:穿着休闲干净,爱饮食好旅游,热爱传统,对广府文化有着天然、深厚的认同感。另外,省港澳文化的相对独特性,使有异于正统内地文化的繁体字和粤语,也成为了少年们的心头所爱。

  但是,近年广州旧城区的大拆大建,使本地人尤其是青少年逐渐累积起对本地文化消失的焦虑和悲情,“迫使”他们主动“发声”,就像香港、台北少年们曾做过的那样。

  这也使广州出现了如同名嘴陈扬所说的城市新一代——包含文化自觉和自主意识的城市新一代。另外,关于个人权利、公益环保等领域的公民活动,在广州更多见于年长的积极公民,或者有相当组织形态的少年公民组织。

  对传统广州消失的焦虑,令来自不同背景的广州本土少年聚集在本土保卫的第一线。广州十六中著名的“举牌哥”,其问政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守护广州地铁的传统色彩。幸运的是,在公众猛烈抨击工程费用的集体掩护之下,他的梦想成真。

  类似的少年情怀,在南京、上海等内地城市也是似曾相识。这些城市少年之间都有着共同的感情纽带,就是热爱他们的城市。在广州,各式各样的文化保育活动,乃至大多数少年公民行动,都可以用“撑广州”,“我爱广州”来概括,在这样的共同诉求之下,他们互相支持,展开创意竞争,形式多样,包括以摄影、涂鸦、表演、记录、本土网站、粤语学习……在具体的行动中,80后把这种爱城市的集体意识传递到90后身上,而本土少年又会将这种意识潜移默化传递给新广州人。

  当然,广州少年们的本土文化情结,并不意味着绝对保守。“鲨鱼妹”的出现就是一个活生生例子。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女孩,她从海外的环保团体得到启发,立志反对广东人以吃鱼翅为荣的陋习,尤为可贵的是,她的出发点来自对动物的怜悯之情,这是源自最朴素的人性。

  升级路漫漫

  不难发现,无论是举牌上街的初哥初妹,还是积累了多年问政经验的少年公民,他们都学着充分利用广州的公民土壤。有的做法只是拍脑袋得出来,有的则是向前辈学习。譬如,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与媒体密切“配合”,有的以微博传播获得记者们的注意,熟练者则直接向媒体报料。

  在广州,有过公民行动的广州少年,尤其大学生,或者业余时间较多的年轻人,他们有更多条件向更成熟的公民行动进发。省港互通的纳税人意识、财政意识会被这些少年尝试运用——重大公共建设项目,往往面临着公民代表和人大代表们的“联合”关注,关注点都是“钱从哪来,钱怎么用?”——在讲究实际的广州人当中,这样的话题很容易引起民众的议论。

  除了“抄袭”前辈的方法,为了获得空间和影响,广州的少年公民们还会动用很多创造性的手段。“拇指妹”发动的“大拇指赞城建委”,“旧城关注组”的短时间闪唱,乃至举牌哥选择独自上街,都充分考虑了相关部门和政策的承受程度和传播力。

  地方政府的相对开明给广州少年们制造了更多活动空间。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学生“乙肝男”雷闯在广州的经历。他在广州给劳保部门送鸭梨,结果发现对方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足,完全出乎意料:“一切都在他们掌握之中,情节发展太过于完美。后来才知道,有个前新闻发言人在旁边做指导,我推测,去之前的一天我发了条微博,声明要去送10斤鸭梨,他们有所准备。”

  广州对鸭梨的“欣然笑纳”,与深圳方面“关门叫保安”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粤语保卫、地铁翻修等大众关注的问题上,广州的政协和地铁等官方背景机构,大多也保持了克制和互动的姿态。一些政府力推的民生工程,譬如绿道等,政府还主动召约“拜客”等少年公民,听取民意,接受年轻人的监督。

  不过,也有评论指出,“最近一年多来,广州政务系统在公共事务上的取态都有所消极,比如广州垃圾焚烧厂选址争议、海心沙公园收费,以及目下的对地铁整修的质疑。官员在对待市民参政方面,不似从前那般积极主动。”

  现在,对于这些少年公民来说,他们总会面临着共同的压力。有时这些压力来自于他们的本业,譬如高一学生“举牌哥”和“鲨鱼妹”就要专注于繁杂的学业;生活和工作压力,也会使相当一部分本来积极投身社会活动的大学生,在进入社会后“销声匿迹”。那些希望继续公民事务之路的少年,也会生出担忧,他们将如何建立职业化的公民组织,为后者的柴米油盐和合法资格而努力。

  无论如何,广州少年,作为都市公民社会的先锋符号,以及“官民共治”理想的先行者,他们对成人中国的冲击,已远远超出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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