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延安问答:宝塔山下的变迁图景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22日 10:05 21世纪经济报道
【城市记忆】延安问答:宝塔山下的变迁图景
庆祝建党90周年童心向党歌咏活动

  本报记者  刘涌  延安报道

  身处延安城中,周围是蔓延开去的房屋,房屋外面是绿树掩映的黄土坡。再向外,就是已经连上了头顶的天空。

  也许真的有那么一段时间,这里曾与世隔绝。

  后来,红军达到了延安。那是七十多年以前了。从那时起,延安这片黄土地便被注入了红色灵魂。再后来,黑色的石油成为延安的经济支柱。

  这一切都使延安变得太像一个符号,抽象、模糊。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延安人,与这座城市,在历史长河中起起伏伏。

  铁路何时到延安

  1950年,折正千与他的夫人结婚,那年他19岁。

  80岁的折正千已经从延安市宝塔区政协退休。折正千夫妻俩都是教师,在当时的延安县城也算是少有的知识分子。后来,折正千调到了延安县团委工作。

  很快,时间就到了折正千记忆里重要的一年:1956年。先是那年3月,沿黄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召开——五十年代初期,国家将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黄土高原治理提上日程,青年成了国家首先动员的对象。

  延安成为试点。而在巨大的感召下,从1955年入秋至1956年春,全国有6600万青年投入植树造林的洪流。诗人贺敬之还借着这次机会回了趟延安,并写下了著名的《回延安》。还有一件事情,让折正千同样念念不忘。那就是修铁路。延安人对火车早已期盼,那时还流传一首民谣:条条大路通北京,中央和咱心连心;北斗星亮晶晶,坐上火车逛北京。

  然而1956年10月30日《陕西日报》登载的陕西省初步确定的远景交通规划中,醒目的西包铁路规划线路绕却延安而过。“这下我们不干了,当时正在开县人大会的代表也不开会了,大家就讨论铁路这个事儿。”折正千说。

  折正千拿出了一份文件,古旧但很平展,那是他当年起草的延安县人民委员会给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的请示。“惟看到咸阳到包头的铁路线由洛川绕道宜川、延长北上,而未经延安感到遗憾。”老人一字一顿的念着这句话,还用手指在“遗憾”两个字上面又描了一遍。

  这份文件延安县委直接交给陕西省委,而陕西省委又将原文转给了中央铁道部。“你看,我们在文件的结尾非常明确的要求限期作出答复。”折正千理直气壮的说,“不给延安修铁路,我们就去找毛主席。”

  意见提交上去以后,折正千又回到北京继续在中央团校的学习。等他1957年下半年再回到延安时,发现来了好多勘测人员。“我心想,铁路也许有希望了。”果然,1959年1月份,陕西省再度公布的铁路规划中,西包铁路穿延安而过。

  “铁路过延安要过山区、打隧道,修建成本比较高。国家当时还比较困难,这可能造成了开始规划时铁路绕延安而过。”折正千说。后来,中国的经济形势更趋紧张,延安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铁路规划也因此被搁置十三年。

  那枚印错的首日封

  “只要国家批准,铁一局愿意出钱、出人,坚持把铁路修到延安。”

  1972年底,国家正式批准由铁道部铁一局承担全线施工任务,随后正式将该段铁路命名为“西延铁路”。在北京开会的铁一局领导会后即打电话到延安,第一时间报告了这条消息。

  那年,李伟7岁,跟着父母住在安塞县粮食部门的家属楼。李伟的父母也是50年代支援老区建设而来到延安。

  李伟当时还在上小学,对西延铁路并没有什么概念。他在学校里学的第一个字儿,或者准确的说是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但李伟清楚的记得当时的上山下乡运

  动和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青。

  1970年春节,从延安返京的知青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向周总理反映了延安的贫困和落后。当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指示中央和北京要支援延安建设。

  “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水泥、小化肥、小农机、小水电)也就从那时起来到了延安。但好景不长,随着知青的离开,五小工业开始荒废。“技术和人才都走了,延安自己根本没有运营能力,也就只有荒废掉了。”李伟说。

  不久,延安又遭到了另一次打击。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大批铁路工人由富县调往唐山抗震救灾。从这时开始,西延铁路的建设进程开始放缓。1979年,国家调整国民经济,压缩建设规模,西延铁路更是面临下马的状态。此时,延安计委又与铁道部第一设计院在路线设计上发生分歧,而且未能达成协议。到1979年底,西延铁路全线停建。

  此时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延安当地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南部地区借助比较好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上很快见了成效。南部农民的生活状况也开始有所改善。但当时全国范围“要想富先修路”的思潮中,延安始终惦记那条刚刚开了头的铁路。

  1980年,延安地委在给上级的工作汇报(送阅稿)中提出,延安有能源、有林木,但由于铁路不通,这些优势得不到发挥。但直到五年后,1985年,国家计委批准西延铁路坡秦段恢复建设,次年铺通。可这仅是西延铁路的一半。

  “我对当时铁一局的局长董峰贵印象特别深刻。”折正千说,“他说,只要国家批准,铁一局愿意出钱、出人,坚持把铁路修到延安。”当时的延安就是没钱,一旦国家不给钱修路,延安自己根本修不起。

  这时候,延安地委、陕西省政府也连续向上级部门打报告,申请将西延铁路最后一段的建设工程列入国家规划。

  1987年6月,国家计委同意每年给延安增加50万吨煤炭出口计划,约可赚回外汇1200万-1500万元用以补充修路资金的不足。

  后来,陕西代表团经过与国家计委、铁道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协商,筹集资金1.06亿用于西延铁路续建。1987年7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复。1991年底,西延铁路铺通。从开工到完工,历时19年;从规划算起,则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延安人太兴奋了,1991年12月26日发行的庆典首日封上直接印上了“庆祝西延铁路胜利通车”。“铁道部门的人发现有问题,铁路铺通不等于通车,还得要试验、检测。但没办法首日封都发了,改也改不了了。”折正千晃动着那枚首日封,笑出了声。

  老区建起石油城

  治理整顿后的石油成为延安的主导产业

  铁路铺通前两年,1989年,李伟结了婚。“当时家里为了讲排场,特意找来了一辆面包车。”

  那时候延安北边的几个县,吴起、志丹、安塞、子长等仍十分落后。

  延安北部的石油工业还没有崛起,南部黄陵县的煤炭是延安主要的资源。不过,那时候在国家统配运销的计划体制下,煤炭并没有如现在“黑金”一般的地位。黄陵煤炭面临着突出的产销矛盾。

  当时的铁道部部长李森茂在参加完西延铁路铺通庆典之后,来到黄陵县进行考察。

  延安北部县城的好日子很快就要来了。

  早在1986年,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石油部在延安召开陕北石油开发座谈会,决定将“延安地区石油资源开发利用委托延长油矿管理局统一管理,生产经营可由地方承包,使地方受益”。

  但在1989年到1991年间,延长油矿仅登记4个项目,总面积1.7992平方公里。延安当地还没有明显感觉到石油带来的利益。倒是石油中央军(长庆油田)与地方军(延长油田)因越界开采的问题,时常发生冲突。

  1994年4月13日,中石油与陕西省政府签署了《关于开发陕北地区石油资源的协议》,从长庆油田登记范围内划出约500平方公里,由安塞等6个县(集中在延安北部和榆林南部)组织开发。同时分别从长庆和延长油矿划出一定的面积,由油矿和有关县区联合开发。

  从此,各县政府开始大规模对外招商引资,民间投资人涌入石油开发。到2000年底,仅延安、榆林两市就引进民间石油投资者1039家,打井4473口,形成原油生产能力100万吨,占地方原油产能的六分之一。

  因为石油,许多人和延安这座城市一起一夜暴富。

  但狂欢尚未开始,便戛然而止。

  1999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陕北地区石油开采秩序情况的调查报告》,指出陕北石油开采当中存在的主体混乱、浪费严重、环境破坏等五大问题。报告要求,坚决停止和纠正允许投资商参与石油开采活动的做法,正在进行的非法开采活动,必须立即停止。

  从2000年开始,陕西省开始清理整顿石油开采秩序,延安、榆林两市和十四个产油县也都成立了相应机构。

  经过石油开采秩序的整顿以后,延安现在的石油工业规模初步奠定,也奠定石油作为延安支柱产业的地位。来自石油的收益长期占到延安市财政收入的80%以上。

  石油资源整合以后,成为延安的支柱产业。

  经过五年的时间,目前,延安市石油行业占GDP的比重由5年前的96%下降到70%,对地方财政增收的贡献率由98%降到45.5%。延安市的“十二五”规划依旧坚持这三大产业的布局结构。

  此时此刻,宝塔山下一定又有人在唱红歌,毛主席的延安故居一定又迎来了新的游客。此时此刻,退休后的折正千仍在收集关于延安的历史,李伟正在筹划着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春,生意人边生信则着手经营自己的小日子。

  无论是革命年代或者燃情岁月,他们与延安一起生生不息,延绵不绝。

  “从此,黄色便在黄色中繁衍生息。”延安诗人曹谷溪写了这样一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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