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微博推动社会进步 中国将成全球战略中心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8月30日 10:04 南风窗

  文|本刊记者|陈统奎 发自北京

  在企业家中,张亚勤是科学家;在科学家中,张亚勤是企业家。他将一个不到10人的微软研究院,发展成为拥有3000个聪明头脑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被比尔·盖茨称为“微软的宝贝”。

  新版张亚勤传记中,这样介绍他的传奇人生:3岁识字,5岁读书,9岁小学毕业,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成为1978年入学的全国最年轻的大学生,23岁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31岁成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33岁回国跟李开复一起创办微软中国研究院,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38岁晋升微软全球副总裁……

  4月份在博鳌亚洲论坛美国前财长保尔森举办的环保主题招待酒会上,记者为张亚勤与姚明拍合影,作为“回报”,最近他在北京微软新办公大楼的办公室接受了本刊专访。尽管微软新大楼耗费20多亿人民币,但位居微软全球副总裁的张亚勤,办公室却躲在一个小角落里,并不大气,也不奢华,简约明快。其中办公间与会客间的隔板是一张被视为微软办公室文化符号的“白板”,上面涂涂写写。张亚勤很有亲和力,专访过程就像喝茶聊天一样平平常常,但平常话语里尽显智慧。张亚勤看上去平和,却是一个很有内涵和想法的人。李开复用“天才”来形容他。

  中国头脑,世界思维,张亚勤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个价值。

  微博推动社会进步

  《南风窗》:这两年消费者感受最深的是社交网络的崛起,今年3月份我去法国采访,了解到法国政府机关都在用社交网络和公众对话,发布信息,为什么社交网络这么快就变成主流了?

  张亚勤:人和人之间有一个6度分离的理论,就是说任何两个人中间最多通过5个人就能建立联系,这是社交网络的技术或者理论的一个基础。现在通过微博名人,甚至可以变成3度空间,比如某人有上百万的粉丝,通过这个人一下子就可以联系到别人。在传统互联网里其实并没有达到N平方的效应,但有了社交网络之后,能以最短的路径和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社交网络通过人性化的直接沟通方式,把不同爱好的人联系在一起。以前看报纸编辑帮你选择信息,现在等于是你选择可信的人和信息。

  《南风窗》:今年阿拉善生态奖有3个获奖者都与微博有关,一个是南京人保护梧桐行动,一个是番禺人反对垃圾焚烧行动,一个是北京夫妇拍摄北京的“蓝天日记”,都是微博的力量。

  张亚勤:互联网越来越像是映射真实世界的镜子,社交网络把这个镜子放得更大了,让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增加了信息透明度。

  任何社会都不是完美的,都会有一些不公正的地方,有一些丑恶面在社交网络曝光,对社会的稳定是有好处的。由于大家通过微博有这样的监督行为,对贪官也好,对社会上不公平的现象也好,都是一种制约。

  当然微博里面也有一些虚假的信息,但是我觉得正面的东西比负面的东西大得多,而且网民也越来越理性,知道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哪些东西是不好的。比如我已经学会了看东西之后,不会马上转发,因为转发的时候我是有责任的。

  《南风窗》:以您的经验,哪些微博容易被转发和评论?

  张亚勤:在微博上面写东西,一方面必须有责任,另外一方面必须是真心的。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真,要及时。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一方面有乐观的情绪,也有一些不满的情绪,对于同样一件事情,不满的人往往爱发言。往往会有这么一种倾向,揭露社会不公平的会越来越多,这是一种社会心理。

  但微博和一般论坛比较,微博上大家讲话比较负责,一方面很多人对你有兴趣,另一方面很多是实名的,很少玩假的,而且像微博、人人网、QQ等本身是一种有黏性的东西,比起早一轮的公开博客有更多的黏性和成熟性,而且现在的网民也更成熟了一些。

  走向全球战略中心

  《南风窗》:今年采访制造业者,特别是希望做品牌的这些人,特别头疼“山寨”,非常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微软在中国更有切身体会。您怎么看待“山寨现象”?

  张亚勤:我把“山寨”定义成为不尊重知识产权,没有创新,没有专利,完全模仿别人的设计,没有质量保证,这绝对是不可取的。如果模仿的同时也有自己的一些创新,真正是用户的需求,而且吻合市场,是可以的。“山寨”让我们整个社会的品质变得低下,让大家用更多低品质的东西,让大家变得比较懒惰,大家都不想去创新了,拷贝一下就行了。

  另一方面,政府也不可能让它持续,没有一个机制让其继续下去。中国的“山寨”手机那么多,一下子起来了,一下子下去,没有哪一个手机是一直在的,因为他们都是违法的。而且中国大陆有品牌的手机,也由于创新的成分太少而没有办法持续。

  《南风窗》:像诺基亚这样的全球手机巨头现在都头疼了?

  张亚勤:不仅仅是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西门子都在市场中失去主流地位了,三星和诺基亚还算是不错的。创业多是好事,但光创业而不创新是不行的。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思路是创新必须创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硅谷的那些Start-up公司),另外一种思路其实在大组织的内部也可以进行创新。

  我们知道,创新有多个维度,既有科学技术的创新,也有业务模式、业务流程、制度与文化、社会与环境的创新。在IT行业来看,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是核心竞争力。比如互联网,过去的10年我们80%是模仿人家,20%是创新,现在仍然很多都是靠模仿的,比如视频网站和团购网站,这些东西都没有核心的技术,最后都同质化了。

  中国需要更多的专利技术和真正有实用性的技术用于市场,但现在还很少,这也是一个阶段性问题。人都是被逼出来的,创业也是被逼出来的,特别是技术创新。如果有公司能够做到只要是产品,就可以卖出去,自然也就不需要进行技术创新了。比如过去国企就是如此。

  创新靠压力,靠动力,国企有资源却没有动力,而小企业可能没有这个条件。但是中国发展到现在,民营企业起来了,国有企业变得越来越市场化,市场竞争越来越强,它一定会做技术创新的。

  现在一大批人跑到硅谷,研究硅谷已经做成的,然后在中国模仿,比如近几年来大家耳熟能详的移动互联网热、社交网络热、微博轻博热,大都如此。但这个模式终究还是不能长久持续的,还是需要有真正的创新。中国人这么聪明,那么多人都可以做一点贡献,其实在ARD的研发人员构成上就能够看出来,80%、90%都是国内的工程师和研究员,都是很有创意的,你只要给他一个条件,给他一个提示,他都可以创新的。

  《南风窗》:10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经济学教授说中国不保护知识产权,因为我在这个阶段还需要模仿别人。现在10年过去了,我还要继续抄袭别人吗?

  张亚勤: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时候抄一抄,包括没有经过完全的允许而用一用,过去就过去了。但现在你要想一想,首先是全球化,人家到你这儿卖,你也要到外面去卖,你要到国际市场上用国际的规则从事商业活动,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尊重知识产权,如果中国想成为创新型的社会,国内自己也要保护啊,比如我们两个都是国内的公司,我们两个相互竞争,我们两个互相抄来抄去都不保护,谁要去创新呢?

  我们希望有一个健康正面的市场,尊重知识产权,不仅仅对外企好,其实最重要的是对中国企业好。一个透明、公正、国际化的游戏规则应该是靠好的技术,好的环境和好的人才,而不是说依靠倾斜性政策,能拿到财政补助,更不是比谁抄得快,谁的路数狠,这种东西是阶段性的,到了一定的阶段必须硬实力、核心技术,实现持久的发展能力。

  《南风窗》:您说中国要成为全球战略中心,如何理解?

  张亚勤:中国将要成为全球的战略中心,包括研发。跨国企业在中国经历三个阶段,早期是市场中心,其次是研发中心,再次就是战略中心,从研发、人才、市场、投资到制造,都汇集在中国。不久前我们跟GE的CEO开会,他说把GE第二号人物送到香港去了,负责亚太区的业务。思科也把第二号人物放到印度去负责新兴市场。微软还没有把第二号人物放过来,但是在中国放了两个全球副总裁,亚太地区的研发都是汇报给北京,这就凸现了新兴市场——中国的重要性,这个时候不是说有一点,而是一个中心,然后在微软全球战略中占重要一面。

  《南风窗》:在走向全球战略重心的路上,中国的企业应该做什么?

  张亚勤:中国企业最好的办法也是要变成全球战略中心,以后这些大的企业,强的企业都要有一个全球化的战略,在这个战略里国家的概念会变得越来越弱,比如GE有65%的收入来自美国之外的市场,显然它在海外的布局要比美国国内多。我注意到最近华为和中兴在法国打官司,这很有趣——中国的两个企业怎么跑到欧洲吵起来了——这说明中国的企业正在走向全球化,而且用国际规则来解决纠纷。

  国家、政府都应该是为企业服务的,而不是企业为国家服务,企业在雇人,企业在创造税收,企业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而不是政府。慢慢的,我们全球化的概念会建立起来,中国的企业要全球化,即使你不出去,你的市场只在国内,别人也会来中国和你竞争。

  《南风窗》:那您觉得微软的中国化已经到了哪个阶段?

  张亚勤:中国化完成了60%吧,也不能是百分之百的都是,因为这里有全球化的因素,也有中国的因素。这两个结合才能产生更好的结果,我们要把美国的、全球的最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带进来,然后结合中国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国。我们希望和市场更贴近,和中国的用户更加贴近,思维更敏捷,速度更快。

  何谓“智慧国”

  《南风窗》:最近看到比尔·盖茨的一个谈话——留给孩子的东西只要足够保证他和常人有同样的机会就可以了,而不能让他们在生活的动机里被财富扭曲了。

  张亚勤:在中国有很多的“富二代”,父母对他们太溺爱了,结果反而让他们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巴菲特当时给了他儿子9万美元,他说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你可以放到我的基金里面,或者你也可以拿走。他儿子选择拿走9万美元,他用这9万美元去学习作曲,最后终成大器。他说如果他当初把钱放到巴菲特的基金里面到现在可以滚到3亿美元,但他觉得9万美元是最值得的,因为它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这比3亿美元更重要。

  我对小孩也是这样的,虽然我没有巴菲特那么有钱,但我会让小孩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女儿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当她想去哪里旅游她就去。今天早上她突然想去马来西亚,然后就和一帮朋友去了。她对旅游有一些打算,不完全是去玩的。她每年花几个星期到云南、贵州去做公益、盖房子。这是她喜欢做的事。你可以让她不要有任何经济方面的担忧,但我跟她讲得很清楚,大学毕业之后你就要自食其力,我只管你上完大学。我觉得这样做才是对小孩负责任的。

  《南风窗》:您提出一个口号叫“中国智造,慧及全球”,而新加坡也提出一个“智慧国2015”的概念,您的是企业家思维,新加坡是国家战略,有什么异同?

  张亚勤:讲国家战略,中国的国家战略是最多的,比如“十二五”规划,包括信息化、云与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都写到政府规划里面去了,中国有很清晰的规划。其实,美国真的是没有什么规划,尽管奥巴马讲一些话,但都很难执行,都还是靠企业自己去执行的。硅谷不是国家定出来的,硅谷是靠产业,是从下到上起来的,它是完全的市场化,创新性的东西还是要靠企业的,什么都规定之后企业就很难做了,而且再聪明的政府,再聪明的官员,都不可能了解市场这么细节的动态(注: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很难见到实例)。

  咱们到国外去,美国人和欧洲人最羡慕的就是中国的国家计划。但我们国家规划的问题太从上到下了,执行的时候应该靠企业去公平地竞争,不能扶持一下这个,扶持一下那个,扶持到最后反而就乱掉了,不能太具体。国家在大的、宏观的方面做得挺好的,但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市场化。

  《南风窗》:如何理解“智慧国”这个新概念?

  张亚勤:现在西方讲IQ,智慧是最重要的一个资本,过去的资本是钱,现在的资本是智慧,中国要成为知识经济,要成为创新型社会,智本比资本会更重要。比如我们把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叫做“智慧岛”,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无拘无束的,提供所有的资源,开任何的学术会议,进行脑力激荡,把想的东西做出来,让梦想实现。

  我们需要更多能够独立思考的人,需要更多敢做梦的人,最好是每个人都有深邃的思想,每个人都能够质问,每个人都要敢于去创新。实话实说,中国目前对原始创新思想、原始创新技术的这些个体,给他们的奖励太少了,自由度太少了。知识产权为什么要保护?只有保护了人们才会投资与创新。

  在我看来,整个社会的知识其实也可以用IP+IQ的公式来阐述。IP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知识产权,也就是创新,另外一层意思是保护,这两者相辅相成。文艺复兴和蒸汽机革命之所以能出现,重要的前提是专利制度的出现,由于有了专利,大家把创新看成为一个产业,变成文化,变成国策,这就是激励和保护创新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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