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固始县:20年外流潮后 返乡路依然遥远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09日 10:53 南方都市报
河南固始县:20年外流潮后 返乡路依然遥远
  2005年3月,固始县遴选出20名回乡创业者,将其头像陈列在县内最繁华的蓼北路上。这个新鲜画面还登上当时的《人民日报》。
河南固始县:20年外流潮后 返乡路依然遥远
1995年固始县外出务工人数已经达到25万人,“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是主流。
河南固始县:20年外流潮后 返乡路依然遥远
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固始农村,满目皆是这种毛坯房。

  继上世纪80年代零星的农民工外流后,1992年,规模化的人口流动在河南省固始县掀起。从这年到2003年的约11年间,全县外出务工人数从17万人左右猛增到近47.36万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全县常年外出打工人员目前已达53万人,劳务收入约为66亿,相当于全县GDP的一半,财政收入的15倍。

  庞大的外出人群和源源回流的收入,让固始县政府意识到早期那一批外出打工者对固始发展的新意义。政府期待他们能帮忙解决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招商”等亟待解决的问题。2005年前后,20名精心遴选出的回乡创业明星的大头像被显眼地摆上全县最繁华的大道,“回归工程”也被政府正式提上日程。

  如果说,当年固始人大规模走出去是自下而上自由行为,那么“回归工程”的提出,则表明官方在有意识地主导劳务大军回流。短短两三年内,这项大胆的计划的确吸引了一批回乡创业者。但相比庞大的外出务工规模,这一思路的成效仍有待观察。

  1992年的春天,固始县郭陆滩太平村,24岁的俞达启再次一贫如洗。

  不想过连顿“炕豆腐”都吃不上的日子,俞达启揣着借来的200块钱,扛着一床破旧的被褥,在绿皮车上摇晃了40多个小时后,来到陌生的东莞。歌里唱道,就在这年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2004年春天,已在东莞打拼十二年、由底层打工者变成企业骨干的俞达启,接到来自家乡固始县县委书记的一个电话,唤他回家。

  泥巴屋走出首批打工仔

  这其实已是俞达启第二次外出打工。16岁时,他就辗转武汉、郑州多地打工,但是那次出门“印象并不太好”。

  那是在1984年春节后,俞达启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踩着厚厚的雪,从村里走了2个多小时到县城。

  俞达启的第一站是武汉,因为听朋友说那里有一家砖窑厂招烧砖头的工人。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睡得是大土炕,一个炕睡好几十人,整个屋子都充满了屎尿味”。老板还经常拖欠工资。

  听说郑州郊区的新密县招挖煤工,俞达启跟同乡五个人,每人怀揣10元钱就出发,却不幸进了一家黑煤场。为了讨要工钱,俞达启还和工头起了争执,被一把铁锹打在头上,昏死过去。

  这就是俞达启第一年外出打工的全部经历。“不但没挣钱,还亏了40元。”

  此后,俞达启干脆回老家干起木材的贩卖,总算攒下2000多块钱。“当时就想可以干更大的事了。”俞达启跑到了开封承包了一间砖窑厂,不料那年刚起步黄河就发了大水,“连2000多元的成本也一分没有收回”。

  固始县胡族铺乡的吴善玉,外出务工经历同样非常“丰富”。为了去石家庄砖厂打工,一辆拉满生猪的货运列车,成了他首次出远门的记忆。虽到处是盘腿而坐的人让整个车厢显得嘈杂不堪,货厢里猪粪和汗渍交织的恶臭也令人作呕。“干得好,一个月有200元的收入。”

  上世纪90年代初,月收入200元已经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固始县提供的数据显示,80年代到90年代间,固始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元。在国家“价格闯关”的经济政策、物价飞涨和银行挤兑风波的背景下,全县居民储蓄从1980年的2.86亿直降至1989年的6756万元。

  上世纪90年代末固始县的众多农村,留在资料照片上的影像是大片大片的土黄色。这些老房子直到1995年后才慢慢被砖瓦房取代。当地曾经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泥巴屋子泥巴墙,泥巴凳子泥巴床,离了泥巴没家当。”

  俞达启和吴善玉等年轻人,算是泥巴屋里走出来的第一批打工者。事实上,根据固始县劳动保障局的不完全统计,从80年代初到上世纪90年代初,固始外出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已经达到17万人左右。

  固始掀起大规模迁徙潮

  在当时固始人的意识里,“出去”几乎就意味着脱贫致富。

  外出打工者带回来的财富有目共睹。在俞达启和吴善玉的印象里,闲暇时,年轻人经常三五结伴去村里最富裕的人家看电视。到了春节期间,固始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更是明显。“出去过的和没出去的都爱凑一块儿,聊‘你工资多高’、”我在哪儿上班‘等话题。“此外,不仅砖瓦房集体出现,”混得稍好些的“甚至还盖起了二层小楼。

  那几年,吴善玉每次回家,都明显感到村里人会“高看自己”,“常常有邻居叫去坐坐”。有的人可能会更直接,“甚至会求爷爷告奶奶的,希望带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出门去闯一闯”。

  随着外出务工人数增加,固始县对劳务输出的管理也开始慢慢起步。1991年,淮河发生水灾,省里首次要求把劳务输出“作为根本大计来抓”,固始县正式成立劳务输出办公室。

  1992年,固始县政府首次在东莞设立办事处,异地设立劳动服务站,把“收集用工信息”作为主要任务。次年,广西、海南、福建、江苏、湖北等劳务输入大省也设立了固始劳务输出办事处。

  为了鼓励有组织地劳务输出,1993年固始县更出台奖励政策:“凡积极向外地输出的乡镇、单位,输出人数达到50名以上的,可直接从劳务费中提出20%奖励。”但是,这种政府有组织输出劳务的效果并不理想。到2003年固始县外出务工的47.36万人中,仅有8.45%为有组织流动,“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仍是主流。

  同年5月,固始县汽车运输总公司史无前例地开通了赴安徽合肥的省际班车,专门运送外出务工人员。之后,发往武汉、郑州、杭州的班车也陆续开通。第二年,班车线路逐渐伸向全国各地,首先是南京、武昌、常熟、汉口、广州增城、江苏吴江等,慢慢地上海、北京、天津、东莞等地也被覆盖。

  据《固始县志》记载,1995年固始县外出务工人数已经达到25万人。到1998年,这个数字扩大到30.58万人。其中,到东莞的最多,达到3万人。

  从“被猜忌”到“被认可”

  1992年到东莞后,俞达启白天见厂就问“要不要人”,晚上就在城市某个旮旯里凑合过夜。俞达启说,那个时候的东莞,操各种口音的外地人都有,为了不被收容,一听到有人喊“公安来了”,大家就一阵疯跑,像被赶下水的鸭子。

  当时,俞达启并不清楚所谓“收容制度”是何用意,对这样“抓到了就送回去”的政策,他打心底里抵制,简直就是“耽误自己打工”。但他只能逃,一有风声就使劲儿跑,以免被抓到送回去,有一次连鞋都跑丢了。就这样坚持了一个月,俞达启终于找到一份工作:在一家名为君麟服装的工厂做了名烫衣工。

  俞启达很快遇到新的麻烦。服装厂实行计件工资制,因为自己的工资高于其他同事,俞达启感觉受到厂方的“猜忌”。他说,那时固始人在外面确实不受待见,“有些厂一听你是固始的,都不用。”

  无独有偶,老乡吴善玉在石家庄的砖窑厂打工时,也曾遭受“特殊对待”,理由是一部分固始的打工者“拉帮结派”。

  正在修编《固始县劳务输出史》的固始县史志办主任戴吉强说,大约1992年到1995年,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打击“两山一固”现象。

  所谓“两山一固”现象,是指当时在北京、广州、东莞、深圳等地,一些打工者偷盗等违法犯罪现象频繁出现。“两山”指固始县隔壁的两个人口输出大县光山和罗山,“一固”指固始。

  《固始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北京市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等少数固始打工者,有的以拾破烂为名,偷盗废旧金属、城市下水道铁管、偷割电线电缆等等”:“1995年,固始在上海务工者人中有7名因违法犯罪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在广州、东莞、深圳等地违法违纪的固始人达到千分之三左右”……

  俞达启觉得冤枉:“打砸偷抢的人,到处都有,为什么有些地方只针对固始?!”他认为,主要还是固始人出去得多,坏名声也传播得快。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厂方对俞达启的“猜忌”反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经厂方查实,俞达启工资高是因为摸索出了一套“快速烫衣法”,提高了生产效率。于是,俞达启从一名普通的烫衣工晋升为生产总监。

  后来,俞达启来到香港(东莞)利来针织厂,2000年又被派往香港利来在泰国开设的新工厂,负责洗水和烫衣两个部门,兼顾产品包装。

  和俞达启一样在外面小有成就的固始打工者并不是少数。如,上海市废弃物老港处置场以14位固始籍打工者为主体的灭蝇组,获得“上海市劳模集体”表彰,央视《东方时空》曾作专题报道;在青岛崂山打工的固始人魏青刚因三次入水救人、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政府喊打工者回家创业

  2004年的一天,俞达启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那边的人自称是固始县委书记,要专程到东莞看望固始籍打工创业成功人员。因为两人从未谋过面,几次碰见都擦肩而过,县委书记在厂门口等了俞达启两个多小时。

  固始县委书记此行的目的并非仅是“看望”,而是来动员俞达启等外出打工的成功人士回乡创业。俞达启接受了邀请,回乡参股投资了一家针织厂。

  2005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题为“回乡创业者,照片挂上街”的照片———20名回乡创业的打工者头像,被固始县政府放大并装裱在红色广告牌中,引人注目地摆在全县最繁华的蓼北路上,俨然明星。

  当时,固始官方这一举动在市井中引起不小的轰动。俞达启说,一次在出租车上,司机还主动与他聊起了打工仔如何“山鸡变凤凰”的故事。

  “这是前所未有的待遇。”当年担心收容、甚至被追得满街跑的俞达启,至今对固始官方的举动仍感不可思议。俞达启确实没有让固始县政府失望。2006年,他投资的针织厂销售额突破6000多万元,解决了当地1000余人的就业。

  这一大张旗鼓的计划被固始县官方命名为“回归工程”。参与20名回乡创业明星评选的固始县劳动保障局副局长周德宝说,计划的提出其实源于一个意外的发现。

  2003年“非典”期间,固始县对未返乡人员进行了一次统计,结果显示:仅在未返乡的30.5万人中,有企业主4644人;其中,仅东莞一地千万以上资产的企业主就达到60多位。

  这让固始县官方感到惊讶又兴奋。

  2004年春,固始县专门出台《关于加强劳务输出、实施回归工程的意见》和《关于在全乡外出务工创业和回乡投资兴业人员中开展“创业奖”、“奉献奖”评选活动的决定》两份文件,首次提出“回归工程”,号召外地固始人返乡。

  为吸引更多的人回乡,固始县政府还慷慨给出多种政策优惠:除了土地、税费等方面优惠外,还规定“他们(回乡创业者)可以等同于外商”。尽管“劳务经济以及回归工程”是否能成为产业在当时仍存在争论,但它依然被政府确定为固始县重点扶持的支柱产业之一。

  “回归工程”可谓立竿见影。2008年前后,大量固始人返乡投资办企业,其中销售收入超500万的企业就有150多家。

  当年的劳务输出大县,如今戏剧性地面临缺工的难题。今年返乡投资的杭州源帛服饰的黄婷说,她的企业约需要工人500个,现在只招满了300人。同样是返乡创业的苏州佰丝佳服饰周三良,用工缺口更达到400人左右。按周德宝估算,固始目前的整体缺工率在20%左右。

  “回归工程”仍刚刚起步

  庞大的外出务工群体带回源源不断的财富。30年的劳务输出史,让固始这个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今非昔比。对此,俞达启感受深刻:过去县城破败不堪,现在有了四星级酒店,路上跑的奥迪和奔驰也不鲜见。

  按照固始县官方的统计,目前固始常年的外出打工人员稳定在53万人左右,劳务收入约为66亿,相当于全县G D P的一半,财政收入的15倍。而固始人的居民储蓄也达到了121亿的历史最高位。

  此外,外出务工的固始人还带回了各种“外地特色”。各种菜式的餐馆酒楼自不用多说,多见于广东、福建的功夫茶楼也在这个北方小城流行起来。

  官方开始有意赋予这支“劳务大军”更大的责任———为城区扩容出力。俞达启深知这一政策方向的意义。因为在他的工厂内,就有很大一部分工人“洗脚上田”后开始在固始县城买房,变成了城市人。而固始县从2003年考虑提出“回归工程”至今,共有10万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这些人口中大部分都充实成了城区人口。

  另外,1992年左右固始县城的面积尚不足7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0万;但到2008年左右,城区面积扩展到37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到37万。周德宝曾专门受固始县政府之托做过统计调研:“特别是近几年城区面积的扩大,其中50%的居民建房、购房资金来源于劳务收入。”

  不过,在固始官方眼里,固始的回归工程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固始县劳动局粗略数据统计,在50多万劳务大军中,现在只有2.7万人回乡,仅占5%左右;而固始籍外出务工者中亿元资产的25人中,仅2人不完全回乡创业。固始县劳动保障局副局长周德宝用“‘回归经济’仍刚刚起步”来形容。

  出去

  1992年,固始县掀起大规模外出务工潮。从这年到2003年,全县外出务工人数从17万人左右猛增到近47.36万人。

  目前,固始县常年外出打工人员已达53万人,劳务收入约为66亿,相当于全县G DP的一半,财政收入的15倍。

  回来

  粗略统计,固始县50多万劳务大军中只有2.7万人回乡,仅占5%左右;固始籍外出务工人员中,有25人已拥有亿元资产,但只有2人回乡创业。

  大事记

  1990年

  3月20日

  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作政府工作报告,称为了减轻社会就业的压力,严格控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按照国家政策,提倡和支持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鼓励和引导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健康发展,发挥它们在发展生产、搞活流通、增加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

  5月

  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要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的手段和搞好宣传教育,实行有效控制,严格管理。”

  6月11日

  人民日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适用乡(镇)村(居民小组)农民集体兴办的企业,目的是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国家财政和农民收入。

  该条例出台背景是城镇就业压力太大,农民富余劳动力抢城镇待业人员饭碗。

  8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刊发《深圳特区十年报告》,透露十年间深圳特区安排70万内地农民工就业,共汇往全国各地的劳务收入高达40多亿元,还为内地培养了现代管理和熟练操作工人5万多人。

  12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广拓门路,发挥农村剩余劳动力潜力》,文章称,据估计,全国农村有剩余劳动力1.3亿人,且每年要新增1000万剩余劳动力,广开就业门路、逐步解决剩余劳动力已成为艰巨的任务。

  要改变以往“城里缺人,农民进城,不需要时,农民回乡”的局面,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12月16日

  劳动部长阮崇武在全国劳动厅局长会议上作报告,称要加强城乡劳动力统筹,促进农村劳动就业和劳务输出。农村劳动力就业,要继续坚持离土不离乡、就地消化为主的原则,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和农业内部多种经营等方式,扩大就业渠道。

  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要继续适当合理控制。对流向集中、时间集中、数量过大的“民工潮”进行积极疏导,防止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减少对城市的过大冲击。

  □南都记者高亮

  整理:谢江涛

  总策划:曹轲 庄慎之 任天阳

  总统筹:王钧 南香红 张蜀梅

  学术支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出版合作:花城出版社

  摄影统筹:王景春 潘劲松

  分组统筹:乔建 钟跃东

  文图感谢固始县委宣传部、固始文联提供的采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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