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重庆改革是为切好蛋糕避免两极分化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20日 12:12 重庆日报
黄奇帆:重庆改革是为切好蛋糕避免两极分化
座谈会上,市长黄奇帆与嘉宾交流。 记者 巨建兵 摄
黄奇帆:重庆改革是为切好蛋糕避免两极分化
全国知名网站的老总们在座谈会上。

  本报记者 商宇 何清平

  高速发展的重庆,正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这两天,人民网、新浪网、中新网、新华网等17家全国知名网站老总齐聚重庆,争睹重庆的发展变化。昨日,市长黄奇帆与这些网站老总座谈交流,介绍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主持座谈会。

  三四年后,重庆也会跻身1000多平方公里、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

  黄奇帆说,重庆大城市和大农村并存,城市化模式与上海、北京、天津等不同,由于是城乡二元结构,重庆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是构建大都市连绵带的城市群,分三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是主城,要发展成1000多平方公里、10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目前全国有五个这样的大都市,它们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三四年后重庆也会变成与它们一样的大都市。第二个层次是主城周边形成30来个大中等城市,集聚1000万人。第三个层次是800多个乡镇,也要集聚1000多万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进程中,“五个重庆”建设作为核心主导体系贯穿其中。与此同时,重庆还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

  电子信息产业异军突起,改变重庆产业结构,这主要得益于重庆有个“3+1+1”的发展模式

  黄奇帆说,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过去的产业多是“傻大黑粗”,这两年,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下大工夫,取得了重大转变。一是老的支柱工业升级换代。目前,重庆汽摩产业一年生产200万辆汽车,1000万辆摩托车,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装备工业、化工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工业都进行了改造,目前传统工业的产值在1万亿元左右。

  二是推动了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2000年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只有20亿元,而当时全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产值是2万亿元,仅占全国的千分之一。这几年重庆电子信息产业异军突起,今年产值预计将超过2000亿元,到2015年会突破1万亿元,占到全市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

  重庆发展电子信息产业主要是围绕全球产业布局结构调整来进行的,将今后5年市场份额发展最迅速的板块,即网络通讯体系的终端产品作为发展重点。这些终端产品主要是指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3G手机以及打印机、服务器、路由器、存储器、交换机等等。这个板块是全球电子产业的核心体系,这两年重庆已经形成了2亿台件的布局规模,包括1亿台笔记本电脑、3000万台打印机、4000万台台式电脑,几千万台平板电脑、3G手机和路由器、服务器等等,将形成1万亿元的销售值。现在重庆一个城市电子信息产业的布局规模,几乎和沿海6个省市的规模旗鼓相当。

  为什么内陆重庆会突然形成这样一个布局?原因就在于重庆有个“3+1+1”的发展模式。

  所谓“3”就是三个物流模式。电子产业不是生产内销的产品,要销往全球,最关键因素是三个方面的物流。一是进项物流,电子产品的零部件如果全球造,从产地运输到组装厂,有一个进项物流。过去几十年,沿海之所以发展迅速,就是因为进项物流便利。比如电子产品的零部件40%日本造,20%台湾造,还有40%东南亚、欧美各国造,运到沿海,交通便捷,如果把零部件再从沿海运到内陆,2000多公里路程,物流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都高。所以为什么过去20年,内陆加工贸易几乎为零,就是运输成本的问题。

  现在重庆解决了进项物流问题,引入全球零部件厂商到重庆建生产基地,实现零部件和原材料80%本地造。但他们为什么要来?因为重庆要造1亿台笔记本电脑,还有1亿台件其他电子产品,有规模效应,零部件厂商来这里有市场。不用我们太多动员,目前已经落户了300多家,明年底有望超过500家,在重庆形成了“整机加零部件一体化”的模式。本身这个模式仅仅是为了解决进项物流成本,结果在今年3月份日本大地震时,这个模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全球电子产品40%零部件在日本造,因为地震,零部件生产跟不上,全球电子产业也跟着“感冒”,生产力上不去,这就使更多的企业意识到,零部件布局不能这样分散,要相对集聚,所以,不少日本电子企业都在这一段时间到重庆落户形成集聚,由于中国最大的电子零部件厂商都在重庆,一个完整的零部件生产系统就在两年内突然形成了。有了这个系统,整机厂商看到物流平衡也就过来了,因此,重庆一个地方引入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仁宝、纬创、和硕等6家代工商,这6家企业去年生产的电脑占全球市场的90%。过去这6家企业分布在沿海几个省,从来没有在一个省聚集,但是他们在重庆聚在了一起。代工商的集聚也是为品牌商服务,目前重庆汇聚了惠普、宏碁、华硕、思科、日本东芝等位居世界电子产业前十位的五大品牌商。这样,重庆就形成了“五大品牌商加六大代工商加300家零部件厂商”的产业集群。

  二是出项物流。电子产品95%卖到全世界,要么空运、要么海运、要么铁路运输,有一个出项物流问题。为了把东西运出去,重庆机场进行扩建,从一条跑道增至两条,每天的航班达570班,预计3年时间人流吞吐量将增至4000万人次,航空货运吞吐量增长到100万吨以上,现在重庆航空货运量在内陆22个省市中已经名列前茅。铁路运输方面,过去中国的铁路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内地把货运往沿海,然后从沿海经水路运到全世界。重庆改革了铁路方向,与渝新欧铁路沿线各国签订便捷通关协议,即重庆海关关检的货物,各国海关不再翻箱倒柜重复关检,而是便捷通关直达目的地,同时,重庆开通到欧洲的五定班列,使渝新欧铁路成为新时代的“丝绸之路”,由于重庆又确定为五定班列的起点站,各省必须把货物运到重庆组装再发货,因此重庆变成了内陆口岸,成为内陆通往欧洲的桥头堡。这是西部大开发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欧洲各国高度重视这条铁路,安特卫普和鹿特丹等城市都希望将五定班列的终点站设在当地,这样欧洲的货可以通过这个站运到重庆,再从重庆把中国到欧洲的货运过去。现在欧洲到中国一定是坐轮船或者飞机,轮船要40天到沿海后再上路,以后就可以有另外一条选择路径了。

  三就是保税物流。加工贸易需要大进大出,电子产品销往全球,当然要海关保税。但是中国大陆过去16个保税区都在沿海,内陆一个都没有。重庆要生产2亿台件电子产品,一定要有保税区,所以在中央支持下,重庆率先设立两个内陆特有的保税区。

  有了保税物流的畅通,再加上出项物流和进项物流模式的改变,三个物流使重庆生产加工2亿台件电子产品的设想成为现实,建成了世界性的电脑生产基地。

  第一个“1”是指创新劳动力供应体系,在培训招工、住宿及户籍问题上进行创新。重庆的电子产业,三四年后估计需要五六十万工人。如果按沿海的传统劳动力模式,将会产生一些问题。一是没有户籍,农民工就会像候鸟一样每年迁移,不仅农民工不方便,也不利于企业留住劳动力。二是这么多人,如果让企业老板造宿舍,其实是让企业办社会,增加负担。为避免出现这些问题,重庆政府掏钱,让开发区对高中毕业生进行培训,在企业需要用工时,直接提供劳动力,并始终保持5000劳动力备份,确保供应充足;二是员工宿舍、公租房和保障房全部由政府、社会系统负责,不需要企业建设,工人出了工厂就进入生活社区、城区,各项商业设施、教育、卫生等公共配套设施齐全,生活舒适;三是所有在重庆打工的农民工,可以通过户改,成为城里人,享受同等待遇。很多老板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模式,都愿意到重庆来,因为不会增加他的社会负担。

  第二个“1”就是把加工贸易产业链中,最有价值的销售结算环节留在了重庆。这个环节恰恰是沿海加工贸易流失在海外的。沿海加工有结算,但只是加工厂与当地工人之间的工资结算和税收结算,这些加工厂并不负责销售产品,而是交给品牌商,收取加工费。这些产品由品牌商销往全世界,就会产生销售结算。过去沿海加工贸易都在新加坡、香港、日本、台湾、韩国、爱尔兰等地结算,中国大陆境内没有结算。重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加工贸易产业链有一个“微笑曲线”,一端是零部件、原材料,底端是总装、加工环节,另一端是销售结算、研发,这个曲线的两端是最有效益的环节,而底端则是利润最薄的环节。过去20年,沿海加工赚取的是底端的加工利润,而零部件和结算研发两头在外。我们现在把整个“微笑曲线”都留在了重庆。去年,重庆就有了五六百亿美元的离岸金融结算,今年将达到近千亿美元的结算量。同时,销售结算业务还会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

  重庆开放高地建设取得重大突破,集中体现在利用外资、海外投资、进出口贸易上

  黄奇帆说,过去几年,重庆在开放高地建设上也取得重大突破。

  一是利用外资,2007年,中国引进外资1000亿美元,重庆只有10亿美元。2008年至2010年,重庆引进外资开始大幅增长,3年增长6倍,去年达到63亿美元,今年1至8月又同比增长70%多,居全国前列,年底有望突破100亿美元,居内陆首位,进入全国前八。目前重庆引进外资的结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3工业投资,1/3城市建设包括房地产,1/3资本重组、股票上市。也许大家会说,现在中国外汇这么多,不需要外资,但西部需要补上开放这一课,西部开发不是闭着眼睛内部开发,而是要放眼世界,引进外资不仅是带来外资,还带来人才、管理、开放的理念和国际市场等等。

  二是海外投资。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到了3万多亿美元,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鼓励各地加大进口,加大海外投资。在此背景下,重庆最近两年加大海外投资,去年海外投资协议金额50亿美元,今年还会有50亿美元海外投资,“十二五”期间,重庆计划实现海外投资300亿美元。当然,重庆海外投资也不是盲目的,而是开展面向中国市场的海外投资,即在海外投资中国市场短缺的产品,包括地下资源、地表农产品、资源深加工企业、高科技装备技术类企业等。目前,重庆海外投资项目干得有滋有味,比如重庆购买的几个装备企业当年就看到了效益,像重庆购买的英国一家机床厂,把重庆机床技术提升了十年。

  如果说外资到中国一般先到沿海再到内陆,有一个梯度,那么中国到海外投资,沿海与内陆则是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重庆恰恰在这一块可以有所作为。

  三是进出口贸易。2007年,重庆进出口贸易五六十亿美元,今年1至8月进出口增长居全国第一,全年有望突破300亿美元,2015年预计将突破1000亿美元。重庆进出口之所以能够突飞猛进,除了笔记本电脑进出口量很大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重庆成为内陆口岸,不仅重庆的货进出口会在本地报关,内陆其他省市的货物也会到重庆报关,甚至东部的货也可能运到重庆出关。

  重庆改革是为了切好“蛋糕”,避免两极分化,主要围绕民生,围绕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展开

  黄奇帆说,这几年重庆在改革方面也进行了努力探索。重庆的改革主要是围绕民生的改革,围绕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改革。如果说开放使重庆超常规发展做大“蛋糕”,改革就是为了分好“蛋糕”。为了缩小差距避免两极分化,去年重庆推出“民生十条”,就是民生方面干十件事,要投入3000多亿元。现在实际已投资1800多亿,到明年底,还将投入1500亿元用于改善民生。今年又推出“共富十二条”,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12条中,1条鼓励就业创业;2条涉及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两项重大民生改革;4条关于帮助农民致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3条关于调节收入分配问题,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增加一次分配在GDP中的比重。其他2条涉及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包括养老、教育、医疗及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等。“共富十二条”涉及到1万多亿元投入,5000多亿是政府投入,5000多亿是社会投入。其中,5000多亿投向农村,5000多亿投向城市,最终产生的效果是让农民和城市的中低收入者更多分配到1万多亿的投入,最终缩小三个差距。

  黄奇帆说,改革就是要解决社会最艰难、最基本面的矛盾,绕是绕不过去的,你想绕过去,可能这个矛盾三五年后会成为大问题,阻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规模、普遍存在的问题,绕不过去的问题就要通过改革来解决难题,化解社会矛盾。因此,我们现在讲改革切“蛋糕”,不是抽象哲学意义的讨论,而是非常紧迫的民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需要,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民生才能改善,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启动大规模的内需,转变发展方式。

  国民收入分配在GDP的比重,从目前的43%提高到50%,意味着将来每年要从GDP中多拿出5000多亿元来进行分配。市委确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就已经想好具体的推进措施

  座谈会上,大家就比较关心的问题向市长提问。

  人民网总裁兼总编辑廖玒对重庆市提出的“今后5年要将国民收入分配在GDP的比重,从目前的43%提高到50%”很感兴趣。他问道,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比如说公务员涨工资,不是想提就提的,重庆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考虑?

  黄奇帆说,国民收入分配在GDP的比重,从目前的43%提高到50%,意味着将来每年要从GDP中多拿出5000多亿元来进行分配。这个问题不是泛泛讲一讲就能解决的,市委确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就已经想好具体的推进措施。

  全市留在农村的农民到2015年以后会有1000多万,我们希望5年里帮农民人均增加1万元,就会是1000多亿元。

  那么,农民收入怎么涨起来呢?农民的收入一般有劳动性收入、政府转移支付补助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三部分。中国农民最可怜的是他们财产性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3%不到,97%是劳动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补助性收入。今后5年,农民的劳动性收入,因为条件限制再怎么使力也只能维持目前的增长水平,每年增长10%一12%,翻一番、翻两番是不可能的,政府转移支付补助性收入也是有限资源转移,不可能大幅增长。只有财产性收入增长最具潜力,这也最符合中央的增加人民群众财产性收入的要求。如果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能达到20%,增加农民收入这件事就解决了。

  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首先要增加农民的融资,现在我们的农民几乎不向银行贷款,没有多少融资,整个中国50万亿贷款里,只有2%是农民的贷款,我们的目标是今后5年让重庆的农民有1000亿元贷款,农民增加融资就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其次就是要让农民增加财产。现在农民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都是只有使用权,所有权是集体的,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革新,对使用权和所有权进行确权,并且明确比例,比如宅基地的使用权占85%,这样量化以后,农民的三块地就成为抵押物,有了质押权,就可以融资,并可以成为股权,从而增加农民的财产和财产性收入。此外,通过农民新村建设和改造农民危旧房,让农房升值,也能增加农民的财产和财产性收入。

  同时,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今后5年全市大概有300万农民工要转户进城,这些农民工每年的工资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每个人差不多有3万元,300多万农民就会新增1000亿元的收入和费用。

  此外,我们还大力发展微型企业和个体户,未来5年要发展20万个微型企业和70多万个体户,这些微型企业业主和个体户也会有收入,按一个人10万元算也有1000亿元,这些收入也是从GDP中分配。

  上述三块是3000亿元,还剩下2000多亿元就是增加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单位的600多万职工身上,经济发展了,职工的工资自然也要相应的增长,会带动社会各方面人员的工资增长,平均一个人要增加3万元收入。GDP翻一番,老百姓的收入随之也翻一番完全是应该的。

  代工企业大规模集聚重庆,从本质上讲不是劳动力成本产生的结果,而是三个物流加一个劳动力结构产生的结果

  新华网副总编辑白林的问题是,最近两年,大批全球知名电脑企业代工商落户重庆,这些企业之所以选择重庆是否还是着眼于劳动力的成本问题?

  黄奇帆说,代工企业大规模集聚重庆,从本质上讲不是劳动力成本产生的结果,而是三个物流加一个劳动力结构产生的结果。进项物流通过垂直整合降低成本;出项物流改变“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格局,改走渝新欧这条新的丝绸之路到欧洲;建立保税区打通保税物流,再加上有充分而稳定的劳动力供应,才有现在的集聚效应。内陆的劳动力成本一直比沿海低,为什么过去20年这些代工商不过来,由此可见低劳动力成本不是吸引代工企业落户的主要原因,本质上还是三个物流,是三个物流到位才产生了集聚效应,当然劳动力成本低一点也有作用,但这个作用不是主要的。

  软实力建设非常重要,它最终决定着这个地方的长远发展;重庆高度重视教育、卫生、文化、科技、制度安排等方面软实力的建设

  通过在重庆的考察,让中国新闻网总编辑陶光雄对重庆的硬实力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他还关心的是:重庆在软实力建设方面有何打算,比如如何打造科技文化大家?

  黄奇帆说,教育、卫生、文化、科技都是软实力,一个地区形成的制度安排也是软实力。重庆对这五个方面都高度重视。

  教育方面,重庆直辖初期1997年的时候,大学毛入学率只有8%,全国是14%,经过这十来年的发展,重庆的大学毛入学率去年达到30%,高于全国的25%,现在是西部最高的。并且还实现了高中的全面普及。同时重庆在教育投入上也很舍得,重庆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4%以上,从2006年以来连续五年一直保持这样的比例,而且我们在“十二五”规划上也写上了这个要求,继续保持教育投入的力度。只有教育上去了,才能真正打造人才高地。

  卫生方面,重庆正努力打造医疗高地。医疗高地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一个包括三甲、二甲医院、乡镇卫生院在内的完整的医院体系;二是医疗保险实现城乡全覆盖;三是能够吸引全国各地的人到重庆来看病。我们有一个目标,希望在重庆看病的人20%以上来自全国各地。

  文化方面,重庆也在打造文化高地。文化高地也有三个标准,一是要有标志性的文化设施;二是各种历史文化古迹得到妥善保护;三是能多出文学作品、文化名人。这方面我们还要多下工夫。

  科技创新方面,要推动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达到2%,并且努力使企业成为研究开发的主体。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讲产学研结合,但始终没有突破,很大的原因在于封闭,一个大学出了成果,大学就想自己来推动产业化,这是一种封闭;第二种封闭是科研成果领军人物,获奖以后把自己看成一个多面手,既搞企业管理,又抓市场经营,还想进行资本运作,其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将科研成果糟蹋了,形不成产业化;第三种封闭是局限在本地搞产业化,地方的科研成果要本地企业产业化,往往带有长官意志在里面,靠地方自己来运作。其实真正的产学研结合,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但求所在,不求所有。不管是本地科研成果、外地科研成果还是国外科研成果,只要能够与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合作就可以生根开花结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件事,市政府常务会已经通过有关政策,提出要用开放的视野推进产学研结合,不要让专家、教授成为多面手,这不是限制他们,恰恰是高度重视他们的专长,是希望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推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同时,打破本地循环、本学校循环,以国际视野将产学研结合放到一个开放的平台上来推进。

  制度安排方面。我们认为,一个地方要有持久的竞争力,投资环境上要做到“五低”:低税收成本,低物流成本,低土地房产成本,低要素成本,低金融融通成本。只要做到这“五低”,这个地方一定持续发展。

  当然软实力还不仅限于上面讲到的,我们“唱红打黑”、“唱读讲传”、“五个重庆”建设也是软实力。总之,软实力的建设非常重要,它最终决定着这个地方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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