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宝龙:新省长 新浙江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23日 10:06 《小康·财智》

  以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浙江模式遭遇困境,适当重型化,以及海洋经济或可为浙江破局。

  文|罗天昊

  东海苍茫,浙江潮涌。

  8月30日,主持浙江大局近十年的浙江省长吕祖善辞去浙江省长职务,升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夏宝龙则出任代省长。而夏宝龙的祖籍,便是浙江缙云夏弄村,本次出任浙江代省长,可谓龙归东海。

  吕祖善的隐去和夏宝龙的浮出浙江,在浙江引起了广泛关注,对于浙江未来影响深远。

  自1975年落脚浙江,吕祖善浙江工作36年,见证了浙江的崛起,亦是举国公认的浙江模式的参与者与设计者之一。1983年,吕祖善主掌浙江省工业厅,1995年,进入浙江省常委系列,1998年起担任副省长、省长,为浙江经济发展最迅猛时期的主要主政者之一。浙江从改革之前的资源小省,跃升到全国第四经济大省,吕祖善功不可没。 

  浙江模式的精髓,在于民营经济,大众工业。浙江是中国的资源小省,由此,必须杀出一条血路,积数十年功力,遂成中国民营经济第一大省。目前,浙江GDP总量的 70%以上,均为民营经济所创造。与之相伴的,是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的风行。

  同时,浙江的产业构成,非常富有特色,浙江赖以起家的产业,主要是大众工业和小商品,义乌小商品市场,亦因此而肇兴。与重工业基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产业能耗相对比较小,十一五期间,浙江以7%的能源消耗,支撑了约年均11%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浙江的固定资产投资率,都在50%以下。为国内少数几个内生性成长的经济体。

  浙江模式的困境

  在吕祖善离去的背后,浙江模式亦遇到了重重阻隔。

  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逐年增长,至2010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达到67%以上,几乎经济的增长,三分之二靠投资拉动。浙江以前的固定资产投资,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吃亏不少。而相对天津、重庆等获得源源不断的央企投资,浙江亦更多靠自力更生,跋涉艰难。

  最近几年,国家对于国有垄断企业的扶持力度逐步加大,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被日益挤压,浙江曾经的优势,某种程度上变为了劣势,近年中国出现的大批企业倒闭潮,重灾区就是浙江、广东等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

  在一个行政干预力量强大,国家政策倾斜仍然有效的国家中,继续坚持内生性发展模式,而完全忽视外力,显然会“吃亏”,虽然浙江和广东真实经济效率全国最高,但是,最近几年,浙江的增速在全国位居下游,就名义的增速来讲,却并不好看,无数民营企业拼死拼活创造的GDP,与央企动辄数百上千亿的投资相比,显然一个取巧,一个守拙。浙江能够坚守多年,在逆境中获得相当的增长,已属非常不易。

  重工业的缺失,亦使浙江模式遭遇严峻考验。虽然同是民营经济的重地,但是,浙江与广东存在很大不同。广东还是存在一些大产业的,如韶关等地,保持了传统的重工业,经济结构相对多元,抗风险能力亦更大,而浙江几乎清一色的制造业,而且都处于产业链的末端,以小企业为主,抗风险能力不足,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众多浙江企业遭遇了巨大冲击。浙江民营经济的体制优势已至极限,需要寻找新的突围途径。

  事实上,浙江的发展模式,应该代表中国未来的方向,亦符合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现状,对于一个庞大而贫穷的国家来说,发展大规模的轻工业,满足庞大民众生活需求,将至少持续20年,但是,正如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竞争主体,政绩考核模式,逼迫各地政府搞大产值。为此,发展重工业就是一条捷径。而浙江坚持大众工业,虽然更为市场所需求,但是对于做大经济总量,聚沙成塔的模式显然过于艰难。为避免经济增速下滑,浙江将不得不改变目前主要依靠大众工业发展的模式。

  夏宝龙再造“新浙江”的重任

  在此情况下,夏宝龙出任浙江省长,被寄予了厚望,亦暗含了浙江未来发展模式的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夏宝龙虽祖籍浙江,但是却长期在天津任职,当年也正是在天津市副市长的任上,与宁波市委书记黄兴国对调,来到浙江担任省委副书记。历练数年,今日始独当大任。

  而将天津与浙江的重要职位对调,此中暗含深意。天津与浙江,是赫然不同的两种发展模式,亦可互相借鉴。

  夏宝龙在天津任职三十余年,从其1997年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到2003年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正是天津发展模式演变的关键时期。近年来,天津滨海新区飞速崛起,创造了新的高速传奇。作为当初的奠基人,夏宝龙对于天津模式,非常熟稔,而这对于浙江,亦多有帮助。

  与浙江的内生性崛起不同,天津的崛起,更多借助了外力,滨海新区成立之后,一直获得了巨大的关照。上百家央企来此投资,金融改革实验区、港股直通车、“百万吨”大乙烯、空客等大项目,都落户天津,善借国家政策红利,为天津崛起的重要因素。具备内生性是浙江的优势,但是,少借外力,特别是来自央企的力量,是浙江的一大短板。未来,夏宝龙在天津的人脉以及打造滨海新区的经验,将给浙江带来巨大帮助。

  此外,相对于浙江的低投资,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一直非常高,自2008年至2010年,天津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3404.09亿、5006.32亿、6511亿,增速分别达到47.4%、42.5%和30.1%。2010年,其固定资产投资率达70%以上。未来,浙江的固定资产投资,需要补课,特别是大项目、大投资,此前比较缺少。同时,天津的产业结构,主要以重化工业为主,这对于缺少重化工业,产业结构集中于低端的浙江,亦颇多借鉴。

  在未来,浙江的破局,有三大因素,可有补天之效。其一是杭州湾大桥通车后加速的长三角一体化,其二是浙江成为海洋经济试验区,其三是舟山新区成为国家级战略区。

  事实上,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将浙江南翼与上海、江苏的陆地交通打通,浙江的战略腹地更为广阔。其与上海的产业协同,亦更密切。特别是杭州湾新区的设立,更方便承接上海的产业转移。

  浙江发展海洋经济,存在双重意义,既是未来对于新兴产业的拓展,亦是对于转变浙江目前的经济结构的挑战。仅此而言,通过海洋经济再造“海上浙江”,隐含着另外一个命题,就是再造一个重工业化、大工业化的浙江,以此中和浙江重化工业和大型企业缺失的局限。

  目前,浙江亦开始了与石油巨头的合作,中石油投资1000亿,在浙江台州建立基地,三门核电一期,亦在进行,宁波-舟山港已跻身全球第二大综合港,浙江的钢铁、临港重工业、造船等行业,亦希望巨大。

  而本次舟山新区的成立,暗含的一个重大使命,即是与各个央企巨头联姻,适度引进重化工业。同时,舟山群岛目前已经建成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滨海新区和两江新区,都是走的这条路,浙江亦无法独免。此前,舟山新区由于受到国家军事战略的限制,一直没有充分发展,此次龙归大海,定可波澜壮阔。

  在未来,改变固定资产投资过低的现状,适当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改变重工业缺失的现状,适当发展重化工业;改变以内生性增长为主的模式,适当借助政策红利和国家力量,在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基础上,适当借助垄断国有巨头,特别是央企的力量;从大陆经济,到海洋经济的扩展等,将是浙江未来的几大变化。

  既熟悉天津,亦在浙江潜移默化积淀多年的夏宝龙,应可担当引领浙江转型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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