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重庆加工贸易改变了沿海模式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0月12日 10:28 重庆日报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从体制机制、制度安排上下工夫,从各种内在机理上想问题,简单出钱买太平,既短视也不讨巧,最后还可能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

  成报社长田炳信:有人说,人民内部矛盾要靠人民币(美元、港币、法郎)解决,请问除了用人民币解决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好的想法,也有好的办法,而且确实有好的效果,但是为什么到了媒体上,到了民间就被误读、误解、误传,而且还经常会出现“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现象,原因何在?还有一个问题,重庆在薄熙来书记、黄奇帆市长领导下开展打黑行动,大快人心,我想问的是,如果在领导班子发生调整的情况下,如何来保证与现在一样的态势发展,使之长效化?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抓经济,不少地方都在“5+2”、“白加黑”地干,其实除了苦干外,还有许多事是需要动脑筋的,只要把事情想清楚了,干起事来就不需要那么辛苦。不知市长对此有何见解?

  黄奇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从体制机制,制度安排上下工夫,从各种内在机理上想问题,简单出钱买太平,既短视也不讨巧,最后把胃口吊高,翘翘板乱翘,最后还可能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根据体制机制、制度安排,需要花钱就花钱,但仅仅是简单地想花钱息事宁人,这样做一定倒大霉。人民内部矛盾有三个层次:一是社会上各种家庭、个人间的矛盾,是千家万户日常要发生的,需要有基层干部或是热心人,公正、热心地进行调理,他们是社会的清凉剂、润滑剂。二是官僚主义或者腐败造成的民怨,这些事情该处理的要处理,该惩罚的要惩罚,该纠正的要纠正。还有一类问题,像停水停电、道路不通、环境污染等问题,以及征地动迁、企业破产等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在解决这种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个政策问题,有一个体制的问题。比如农村过去有八大员,过去曾经把他们当城里人,在机关、国有单位使用过,但是用完以后都回到农村,现在他们用这个身份要求待遇,其实讲到底都是养老问题。因为农民没有养老,如果简单的哪里上访就给钱,别的地方就会不断上访,但是当你把养老保险索性全覆盖,所有这些人就都不会上访,因为上访目的其实就是希望解决养老保险。现在农村人,到老年都有养老,所以有时候要从体制机制入手,化繁为简,在大框架下解决问题。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了解历史,了解社会规律,了解社会矛盾存在的核心原因,并且不要回避矛盾而要主动想办法解决。

  为什么宣传效果有时候不够到位、走样?我觉得和我们做的事情的复杂性有关,和媒体了解事情的深入性有关,和我们自己太忙没有把内在机理说清楚有关

  第二个问题主要是为什么宣传效果有时候不够到位、走样?我觉得和我们做的事情的复杂性有关,和媒体了解事情的深入性有关,和我们自己太忙没有把内在机理说清楚有关。如果我们现在的改革事业,是简简单单就能干好的,我相信在座的所有记者一天时间就能搞清楚,写出生动的报道。而现在重庆在改革开放上干的事都是有创新意义的,而创新的事绝不仅仅凭感情凭魄力下苦工夫就干得出来的,它是智力密集型的活,我今天介绍的很多事,如果其内在机理没有搞清楚,大家就会报道不清楚。

  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户籍制度改革,是300万农村居民进城。为什么过去不敢碰这个事?因为一个人进城要花十几万元,300万人要3000多亿元,中国2亿人进城要20万亿才解决,听到这个数字当然就不敢动。那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这里边有一本账,我们需要的3000多亿,一分为三,各种企业要担掉1000多亿,政府也当然要背掉1000亿,此外社会各方面也要解决1000亿,但是三个1000亿不是一年要花的,是一个15年、20年的时间的过程,当把这笔账算清了,操作才有底数。对这个问题,很少有记者搞得清楚,除非花工夫去研究,但是现在有哪个记者会花长时间调研呢?基本上没有的。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你说的以讹传讹,坏事传千里的情况。真要下工夫,重庆户籍制度改革这件事没有几天时间是深入不下去的。

  又比如,我们海外投资搞了50亿美元,似乎每个项目都是成功的,都能赚钱,为什么会成功?这里边有很多工夫的,真要展开的话,每个项目,都可以写一个整版故事,而且非常生动,但是也没有人去下工夫。当然也因为我们工作太忙,没有太多时间去做宣传,所以有些人不理解,甚至是误解。这些改革措施不是皮毛的,不是肤浅的,是关系长远的深刻的改革,这些改革的成功,一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人,有创新思维和务实操作的人,重大改革的事都是智力密集型的。

  包括我讲到的“渝新欧”铁路、五定班列,现在表述一下听起来比较简单,但其实里边涉及到五个国家的海关和铁路部门,需要大量的协调、讨论。并且核心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个眼界,根本就不会想到会去打通这样一条铁路线,有了这个想法,你才会去跑通“安智贸一票通”、“五定班列一票通”。其实就为“渝新欧”写一个整版,保证内容会非常丰富生动。

  重庆现在做的这些事,在改革开放上的创意,一点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开发、90年代的浦东开发。因为任何一个人、一个地方要站在时代的前列,都要有勇气,都要有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尽管内容不同,但需要的精神和智慧是一样的,改革开放创新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以前沿海率先改革开放,媒体朋友都聚焦在沿海,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和报道。现在,不少人讲到西部的时候,认为西部就是傻大黑粗的后进者,不肯花精力、花工夫去调研,怎么能写出好的报道。

  要通过法治让我们的事业持续稳定地发展

  第三个问题实际是关于法治的问题。在熙来书记的领导下,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心齐、气顺、风正、劲足,12位常委以及各位副市长配合都很默契,这个默契不是形容词,而是内在很默契。大家想现在这个班子这么默契,换一个班子会不会又是另外的情况,这是很正常的联想。我感觉,一个好的领导至少要有三个特征,才是真正的好领导:第一,他在的时候这个地方风风火火,发展有成就;第二,他走了以后,由于制度安排得比较好,干部选择得好,事业能持续稳定地推下去;第三,他干的事符合法规和顺应民意,是顺理成章的事,是大家都认可的事,不是用权威强制推行的,所以不会出现翻烧饼的事,而是继续干下去。这里边有法治的精神,有制度安排的概念,有干部选拔得当的保证,总之,要通过法治让我们的事业持续稳定地发展。

  任何国家的交易所一定是国家级的一种制度安排,不是一个乡镇、一个省市想搞交易所就搞得出来的;重庆建设的每个交易所都凝聚着我们的智慧,并且得到中央有关部门认可,批准同意我们做的,重庆这几个交易所是名副其实的

  香港大公报高级记者马浩亮:香港有一家报纸今天有一篇报道《内陆交易所泛滥,大部分是面子工程》,其中说到重庆现在多达六家交易所,您怎么看这个报道?今天我们参观了药交所,会员大多数是重庆本地的医院,作为全国唯一的药交所,将来是不是考虑辐射到全国或者更大?还有一个问题是重庆如何利用香港金融中心这个平台,加强渝港两地金融合作?

  黄奇帆:交易所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核心环节。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三个概念形成的一体化。第一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设计、生产、销售、结算体系;第二是交易所,交易所把全球的要素、资源、资金一体化;第三是全球贸易。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交易所的发展更受到大家的关注。谈到交易所的发展,任何国家的交易所一定是国家级的一种制度安排,不是一个乡镇、一个省市想搞交易所就搞得出来的。比如我国设立证券交易所,国家规定就是在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搞,用不着每个城市搞,因为证券交易有集聚性。其实交易所都是由国务院、国家有关部门批的,比如期货交易所一定是证监会批准才能搞,远期商品交易所要商务部批准,诸如此类真正跨地区、跨国的一定是国家级部门批准。当然,我们有时候交易所的名字用滥了,一个乡镇里边卖猪肉的交易市场,也可以叫交易所,交易中心,交易市场,大家用滥了,就这么叫了,但千万别将其当做香港证券交易所一样的交易所,谁把中国各种交易所、交易市场都当做香港证券交易所那样的交易所,是自作多情,然后写愤怒的、批评的文章,可能有些无的放矢。从我们国家的法制来说,审批任何一个交易市场,都是管得比较严的,不是随便就可以搞的。

  你说的文章我还没有看过,不知道他批评的哪些范围,但是如果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批评国内各种交易所偏多,我认为至少90%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批评一种浮躁心理,都想自己这里成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想搞许多交易所,国家级的交易所不能搞,自己搞的各种各样的不上不下的交易所都把它叫做世界级交易所,拉大旗作虎皮,这种现象有。他这么批评几句,有好处,让大家都冷静一点。重庆现在建设的几个交易所都是国务院3号文件给我们的,是国家批准的。比如我们土交所是国务院同意,国土资源部批准的;我们药交所是向李克强副总理汇报过,是作为我们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探索的一个试验产生的。

  我们国家医疗体制改革,一是医保制度的问题,二是药品价格太贵的问题,三是医疗单位管理体制的问题。药品太贵的问题大家一般在批评医院以药养医,卖高价药赚钱以后补医疗开支,但是中国药品贵一半贵在以药养医,还有一半贵在药厂到医院的销售环节太多,1块的药经过几道买卖可以卖成10块。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通常采取的行政手段就是招投标,但面对成千上万的药厂和经销商,各地对统一药品拍出来的药价往往不同,是否有猫腻呢?所以行政管理也不见得管得好药品价格。

  目前,中国13亿人一年吃1万亿元左右的药,如果这些药品买卖采取交易所方式,无疑就是一种探索,重庆首先想到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当然这件事如果一下要在全国铺开,就会有点莽撞。而存量不动,某个地方作试点是我们行政管理最常规的方法,所以国家有关部门同意,重庆就搞了药交所。这个药交所现在至少发挥了三个功能:一是现在400多个国内重要的药厂、2000多种药的类别,1万多种药的规格都上网,包括重庆在内的全国2000多家医院、药店直接在网上买药,供求双方一步到位直接见面,没有任何中间商;并且这个地方不会有假药,作为政府药交所,卖的都是卫生部批准的药。这样公平公开公正的规范交易市场出现,可以将灰色交易和回扣降到最低,还具有反腐败、规范市场秩序的功能。二是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哪里有药,哪里没有,在网上一目了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药交所成为一个中心,成交在重庆,配送到全国。三是具有结算功能。现在上100亿的药品交易就在这里结算,就像股票发生结算一样,税收留在重庆。药交所才成立一年,已经进入到百亿级的销售,我非常满意,我给药交所定的目标是今年达到百亿,明年是200亿,2013年可能就是400亿,2015年达到1000亿,那时,重庆就是中国药品定价中心。药交所目前已显示出明显优势,药交所卖出来的药品价格,比其他方式的药品买卖平均价格低20%。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和正常行为的人和单位都会在这里买药。所以,用不着刻意宣传,各种内行的医疗单位知道了这个行情,逐渐就会进入药交所。

  其实,与药交所一样,重庆建设的每个交易所都凝聚着我们的智慧,并且得到中央有关部门认可,批准同意我们做的,重庆这几个交易所是名副其实的。

  香港的许多企业可以通过香港融资到重庆投资,开拓内地的广阔市场;反过来重庆的企业当然可以通过香港搭桥走向世界

  第二个问题,香港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是我们国家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当然也是离岸美元外汇的中心,今后香港这个金融中心肯定会越来越多地为大陆市场服务,同时大陆的企业也会通过香港这个跳板走向世界。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香港金融中心功能100年都不会丧失,香港只会越来越繁荣。

  重庆和香港是两个完全不同功能的体系,应该是互补的,香港的许多企业可以通过香港融资到重庆投资,开拓内地的广阔市场;反过来重庆的企业当然可以通过香港搭桥走向世界。所以,我们最近也在策划,重庆到香港搞一个窗口公司,像上海、广东、北京在香港开设的那种窗口公司一样,在香港上市,重庆利用这个公司到海外投资融资就会更方便。

  重庆的加工贸易改变了沿海的模式,形成全产业链,不会出现拎包就走的现象

  香港商报副总编辑刘晓东: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产业升级的问题,过去几年重庆作为改革开放的内陆高地,产业升级已经尝到甜头,比如说形成“3+6+300”的笔电产业集群。我想问的是,在重庆笔电产业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像现在沿海一样的产业转移现象?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走出去”的问题。未来五年重庆要海外投资300亿美元,在这个过程中会面临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的情况,重庆怎么来保证这些海外投资的安全?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市长刚才谈到重庆的经济发展是从投资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化,同时提供的数据也表明其实进出口对经济发展作用也加大,这几年外资投资的力度也很大,那到什么阶段重庆才可以达到内需拉动为主?第四个问题是房地产问题。今年重庆利用外资投资中大约40%是房地产,60%是工商业,相比重庆,沿海、香港楼价高很多,在这种情况下,黄市长欢迎不欢迎大家到重庆买楼?

  黄奇帆:沿海的加工贸易可以说一个打包就可以关门搬家,原因是什么?两头在外、三头在外、四头在外,根不在那儿。加工贸易涉及四个概念,一是品牌商,比如苹果、惠普;二是零部件制造;三是零部件组装为整机;四是销售和结算。如果1万亿元的产业链,研发、设计、品牌不在这里,零部件制造不在这里,销售不在这里,结算不在这里,在这里就有一个代工,的确是不稳定的,短期可以有几十万人就业,如果别的地方成本更低说搬也搬了。重庆恰恰不是这个模式,如果重庆要用沿海模式现在也做不成,过去20年沿海模式没有在内陆做成,为什么?零部件从国外运来,运到沿海很方便,再从沿海运到重庆、成都、西安、武汉,2000多公里,物流成本和时间就使得加工贸易根本不可能,内陆100%没有加工贸易,原因在这里,过去几十年都如此。我们现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改变了沿海过去的模式,首先,我们提出实现零部件80%以上本地造,现在300家零部件厂商已经能够实现零部件65%本地化,到明年重庆会有500家零部件厂商,实现零部件80%本地造。重庆零部件在本地,零部件和整机一体化,而沿海40%零部件在日本,还有百分之几十在台湾,日本地震后,沿海笔电生产就出现零部件短缺。第二,加工在重庆,这个不言而喻。第三,重庆将全球销售以后的结算抓在手里,结算在重庆,品牌商的公司总部就在重庆。所以我们可以说结算在这里,零部件制造在这里,总装在这里,只有销售在外边,所以重庆笔电形成全产业链,是比较稳定的,不会拎包就走路。那么这个皮包是品牌商拎包了走还是代工商拎了走?其实是品牌商决定的。重庆集聚了加工中心、零部件厂商和结算中心,品牌商不能说走就走,代工企业也不会。

  重庆开展面向中国市场的海外投资,安全性有保障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海外投资的安全性,里面涉及到外汇安全,还有项目本身的安全。外汇安全很简单,我们“走出去”不是拿人民币换成外汇去投资,而是借外汇换外汇,如果美元贬值了,国家的外汇一样贬值,所以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汇率安全的问题。而重庆海外投资是面向中国市场的海外投资,不管是地下资源还是地表的农业产品,还是纸浆这类加工资源类的加工产品,都是国内市场需要的,我们用外汇投资,如果货币贬值,成本降低,生产出来以后,是拿到中国来卖,用人民币计价的时候是会升值的,所以只会赚钱。还有一点,如果海外投资搞体外循环,企业在外边到底干什么事,只凭汇报真不好控制风险,但是面向中国市场的海外投资,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企业要围绕国内市场订单转,总部又在重庆,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动向就摸得比较准,管理比较清晰。此外,项目投资的时候,我们的组织方式是一个投资集团加一个会计事务所、一个律师事务所,再加一个投资银行,“1+3”一起出去,他们出去以后,三个单位辅助这个投资公司做好这种财务账以及各方面的资料,同时还注意与当地的文化相衔接、相融合。

  总之,我们进行海外投资都比较注意所在国家的安全,一般没有到那些国家政权经常更迭的地方去,而是选择到巴西、阿根廷、欧洲这些政治上比较稳定的地方。

  利用外资和进出口的增加,不会改变我们以内需为主,以民生为主的发展方式

  第三个问题是你讲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我们现在启动内需,就是要启动老百姓需求,增加消费拉动,不要太多靠投资拉动,这是一个概念。另一个是我们是不是出口多了变成出口拉动了?其实,我们现在的出口只占国家很小的份额,哪怕我们变成1000亿美元进出口,也是国家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内陆之所以扩大外资,扩大进出口是为了增加这个地方和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人才的交融,促进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个对西部地区有巨大意义,而不是在于要靠进出口和投资来拉动我们经济。这个比例还不算很大,百分之几而已。现在我们一年七八千亿投资,就算有100亿美元产生总投资600多亿,加贷款也就是1000多亿,就是百分之十几而已,这件事并不改变我们以内需为主,以民生为主的发展方式。

  重庆目前在全国40个主要城市中,房价最低,这说明重庆对房价控制得较好;相对较高的资产收益率吸引越来越多的外资投向重庆房地产

  最后关于房地产问题。重庆的房价,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在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重庆目前在全国40个主要城市中,房价最低。过去说房价低说明这个地方的房子不值钱,但重庆这样六七百万人的大城市,房价比周边省会城市低,你说重庆的土地和房子不值钱?不是这样的,恰恰说明我们控制得比较好。引起房价高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土地价格卖高了,房价就高,比如本来这个地方2万元/平方米的房子,突然政府拿出一块地拍卖,楼面地价就卖2万元,那造出来房子卖4万元/平方米就很正常,地价推动房价上涨。重庆市政府这几年从来不把楼面地价卖过当期房价的1/3,如果现在这个地方房价是1万元,拍卖土地最多楼面地价拍到3300元/平方米,如果价格高了政府就多拿出一块地,供应多了自然价格就会下降。在这个方面政府不能唯利是图,把地价炒高。二是高价房推高房价,一个地方房子本来1万元一平方米,突然一家房地产商卖到3万元,当3万元真的销售形成了市场,所有周围1万元的房子都会跟着升值。因此,我们一个是调控土地,一个是调控房价。目前,重庆至少是眼下全国少数几个对高端住宅收取房产税的地区之一,这个政策对高房价有遏制作用。有了这两方面的调控,重庆房价比较平稳,现在均价在6000多元/平方米左右。

  重庆房价比香港低,房地产商还到重庆来投资吗?对于这个问题,你可以问问九龙仓,问问和记黄埔。九龙仓在重庆和在广东的楼盘,同样花100亿元,在重庆赚的毛利肯定比在广东赚的毛利高,为什么?因为那边楼面地价高,而重庆的楼面地价低,加上劳动力成本也低,一模一样的房子,资产收益率肯定是重庆更高,所以重庆的房地产商有很多是外资,这些外资来了以后,投资了一次觉得合理再投资一次,不断地投资就说明这个地方有钱赚,如果吃亏了就是来了也会走掉的。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出席交流座谈会。

  记者 任锐 商宇 何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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