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 更何况一顶官帽?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0月26日 10:53 中国青年报

  “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

  到了县政府后,冯军旗询问一位同事什么时间做采访最合适。对方的回答是“一定要上午”,因为大部分领导从中午11点多就开始联系喝酒的地方,喝过酒后回家睡觉或打麻将,到了晚上继续喝。

  “冯博士,中县的官场很复杂,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比冯军旗年长几岁的这个干部提醒他。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

  “你怎么搞这么多这个?”他纳闷地问。

  这位新官微微一笑,“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

  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

  在冯军旗看来,酒与礼都只是“常规动作”,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

  “冯博士,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一位干部直言不讳。

  在中县,民主推荐制度自2002年开始实施。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票多者升官。

  这种方式被冯军旗视为简单化的“放任式民主”,“明规则禁止拉票,潜规则却默许拉票,拉票甚至被视为追求进步的信号,如果干部不拉票,反而会被认为没有想法”。

  每逢投票,县里商店的烟酒经常断货。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冯军旗,送红包的标准,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除了一些关系铁的,大部分都要送”。

  拉票的费用往往出自公款。冯军旗听说,曾有一个富裕的乡镇在连续3年出了处级干部后,“留下了几百万的财政窟窿”。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个连拉了3年票的乡镇党委书记,除了金钱的消耗,疲于应酬也让他恐惧不已:“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然而,真正让冯军旗震惊的并非金钱构筑的关系网,而是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

  最先闯入视野的是一个叫张泰康的人。冯军旗听说,这位曾经的中县县委副书记拥有一个庞大的干部家族:妹妹曾任副县长,妹夫曾任县卫生局局长,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长,而他们的子女、女婿更是一个不落地身居要位——北山市海关关长、北山市旅游局局长、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武陵区副区长、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

  在深入调研后,一个被冯军旗称为“政治家族”的谱系表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比如,官位有“世袭”。张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后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张得彬及其内弟高玉溪曾先后任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比如,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

  比如,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更普遍的规则是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县的强势单位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垄断单位变成了政府机关,不变的是,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一位老县长曾这样比喻:“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县医院曾是中县最好的单位,被称为标准的“窝子兵”。有一次医院里的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这场“单挑”最终变成了“百人大战”。

  “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按照最初的设想,关于中县干部的研究本可以截止在“关系”这一章,但在县政府早餐会上经历的一幕让冯军旗改变了主意。

  “大家整天都坐在火山口上,辞职算了。”早餐桌旁的县长抱怨着,把头转向常务副县长,“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一旁的冯军旗不动声色,但已决定继续研究中县官场上的“摘帽”之道。

  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

  冯军旗在论文中分析道:“这说明纪委办案有个问题区隔,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规避。”

  规避之处不止于此。冯军旗曾经搞到一份2005年县计生委主任贾本声的受贿案交待书,贾在其中披露了一条自县计生委至省计生委的“上贡”通道。然而在中县纪委的最终落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利益输送不认定。

  “一边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边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冯军旗坦言,“这就意味着大家都处于‘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成了一门技术。”

  他很清楚,“纪检监察领域太复杂,我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冯军旗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有关部门能接纳他到市或者县一级的纪委挂职,进行反腐败研究。

  据他的观察,自1978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作为治官之吏,对干部仕途的影响变得愈发举足轻重。

  冯军旗记得,一次聚会上,计生办主任端起酒杯专门敬坐在对面的纪委干部,“计生工作要搞好,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是必修课。”

  另一次,省纪委一个普通的处长来视察,县委书记亲自率人接待。“换了其他部门,就算是个副厅长,县委书记也不一定见。”毕竟,所有官员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干部会成为纪委查处的目标。

  有人曾戏称,这是“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一位纪委领导告诉冯军旗,查处目标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

  但一个共同的前提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

  在经济问题之外,日益被人们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却成了纪委的冷门项目。

  事实上,在中县1950~1978年查处干部的档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

  在调研中,有一件关于作风问题的糊涂案,让冯军旗印象深刻。

  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案的一位证人对冯军旗抱怨道:“镇长竟然敢强奸人大主任,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

  这让冯军旗想起已经退休的老父亲。年少时,做村支书的父亲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常事,有时为了帮村民挑粪要走上十几里路。

  而在如今的中县,一到晚上,村干部会回镇上的家,乡镇干部会回县城的家,而县领导则回北山市的家,“中县成了空城”。

  中县曾出过一任“官声不好”的县委书记。他离任后不久,民间便盛传其已去世。后来这位前书记特意回了中县一趟,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

  2009年春节前夕,冯军旗在县政府值班,连续4天县政府大门都被上访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官民之间的距离的确在变远,这和唯上不唯下的官员任免机制不无关系。”当地一位干部告诉他。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会影响这个县高歌猛进的发展。去年,一家五星级酒店刚刚完成盛大的奠基仪式。不远处的一座电影城也已经开张营业,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奥斯卡。

  冯军旗错过了这些盛况。2010年5月,由于导师临时组织同门论文交流研讨,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县的干部们辞行,便匆匆赶回北大。而按照这里的传统,送别挂职官员时,干部们通常要分列两排,让挂职者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

  回京后,冯军旗带着在中县完成的博士论文参加了毕业答辩。

  “作为中县干部曾经的一员,我确实应该唱一曲中县的赞歌,但歌功颂德不是学术研究,于现实无补,于改革无益。希望中县的干部们能理解我的研究。”冯军旗这样表示。

  在打印版的论文扉页上,只写着一句话:“献给中县干部。”

  此时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印着烫金大字的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实际上,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进入某省文化厅的机会,“如果是组织部,也许我就去了。”

  如今,冯军旗在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做一名助理研究员。

  他骑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每当有黑色桑塔纳3000轿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时,他就会想起在中县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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