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村规:没有周末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1月23日 10:47 南方人物周刊

  “典型”的路径

  “今天星期六是工作日,不是休息日。”吴仁宝在其生日宴上的第一句话就重申了华西村的村规:没有周末。

  “最近华西喜事连连。50周年村庆国内外报道都很好。华西村获得了两个批示,一是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要把)我(吴仁宝)的讲话要传达到国内外。(再就是)华西的文化建设获得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云山同志批示,今天三大新闻单位报道了。”

  吴仁宝浓重的江阴方言,回响在这座当年华西村的标志性建筑——华西金塔内,塔内设有以建村“功臣”名字命名的各种大厅,但是,除了“毛妹厅”之外,其他几个厅基本都是吴的家族所有。

  无可否认,华西的一切,和“总设计师”吴仁宝密不可分,但显然,3年的私塾教育,并不足以将他推到今天位置。吴仁宝说真正教育他的是实践:“50年代听,60年代顶,70年代拼。”

  14岁前,长工吴仁宝“白天放牛喂猪,早晚照顾地主家瘫痪在床的儿子。一年下来,可以赚到40斤米。”1949年4月,江阴全境解放,21岁的贫农吴仁宝第一次分到了2.4亩地。紧随而至的抗美援朝,让这位一腔热血的青年决定从军报国,却因为“严重的关节炎”落选,一时报国无门。

  此后,吴仁宝几乎事事先进,捐粮给抗美援朝前线,他跑在前;在互助合作中,帮工换工跑在前……很快,他被驻村工作组注意到,被任命为江阴县瓠岱乡(华西村前称)第三村村长、民兵中队长,后任乡财粮委员兼会计。

  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吴仁宝被选举为华西村(时为瓠岱乡二十三社)党支部书记。一上任就遇上“大跃进”。“在一次报产量放卫星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支部书记报亩产2000斤,第二个3000斤……最后数字竟上到了1万斤。”

  “1万斤是不低了,可还是跟不上跃进形势,比不过其他公社。吴仁宝同志,你们大队亩产多少,你们的稻子长势比其他大队的好,能突破万斤大关吧?”怀着当“种田神仙”梦的吴仁宝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看着他,他猛抽口烟:“3700斤。”随着烟雾飘然吐出。“会场顿时骚动,但大多数人却暗自庆幸吴仁宝犯傻,垫了自己的底。”

  “仁宝同志,你太保守,产量高低是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再考虑考虑。”

  吴仁宝要求公社收割时,到队里监收监打,“多收一斤我们宁愿挨饿,也多卖给国家10斤,少收一斤,你们补给我一斤就行啦。”以此解了围。

  这一段历史,被吴仁宝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复提起,结合着他的著名论断“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现在,华西村幸福园内,有一处“龙珠之地”。传说神龙天降,在此地戏水丢失了龙珠,生气之下便用龙尾将华西之地拍得高低不平,难以耕种,民不聊生。传说推演至现实,大至为1960年华西遭遇的罕见自然灾害,亩产锐减。每年18斤的口粮使得村民开始抱怨吴仁宝将余粮卖给了国家。

  吴自是迷惘:“对党的话我时时听,事事听,结局却是如此?这难道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了缩减规模,以便管理,吴仁宝多次提出分拆管理,但未得允许。1961年10月,吴仁宝乘公社党委主要负责人外出,将公社拆分,华西村由此而来,这一日则被定为华西村的建村之日。

  当时“华西大队下辖10个生产小队,人口667人,土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人均分配53元,欠债1.5万元,有12个自然村落”,这就是华西村的肇始,也是吴仁宝的起跑线。

  分拆后的华西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平整土地,吴仁宝满脑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直至1964年学大寨风潮起,吴仁宝看到了“新农村”的目标。在淳朴的干劲和政治风潮引领下,吴仁宝带领村民将分散的村落集中,将弯曲的河道拉直,将高低的田地铺平。

  在随后的一年里,水稻亩产1050斤,人均收入增加了40元。华西村很快成为江阴的5个样板村之一。这样的“典型”第一次为华西村带来了“独立王国”的称号。而一向以实事求是自居的吴仁宝,此时是惯于“顶”的年纪。

  “仁宝同志,你这里废塘废墩多,适宜植树造林。”“树是要栽的,但只能在河渠旁。”

  “仁宝同志,每亩地要施土杂肥400担,你们样板大队要带好头。”“我不能干,也不能让别的大队干这种累死人不见效的蠢事。”……

  一而再的“不听话”,最终“吹牛大队”的称号取代了华西的“样板大队”之誉。吴仁宝在接踵而至的“文革”大潮中,被“造反派”推上批斗的台面。1967年,“造反派”分化,吴仁宝得以脱身到大寨学习,再一次被大寨打动。建电站、修水渠……轰轰烈烈的造村运动再次开始。1968年起,《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相继走进华西,吴仁宝就此带着华西村踏上“典型”之路。

  “典型”的便利

  华西金塔下,有两座桥,分别为山寨版“南京长江大桥”和“武汉长江大桥”。经过一片熊猫、牛等动物的石像,踏上“南京长江大桥”可以到达华西村的“动物园”。今天看来,这个“动物园”更像是养殖场。看园子的工人是连云港人,在华西已有五六年,他负责喂养“动物园”内的鸡鸭鹅,在金塔的宾馆需要的时候,为他们宰杀。

  “动物园”内还有3只猴子。金塔工作人员称,起先有4只,前年饲养员给猴子喂食的时候,其中一只猴子挣脱了锁链,将饲养员的腿咬掉一整块肉,“畏罪潜逃”。华西村直接通知江阴市公安局,将这只在逃的猴子击毙。

  “因为华西村是特殊的地方,所以,一只猴子跑了,连江阴市公安局都出动了。”事实上,走出华西村,国人眼中的华西和吴仁宝都是“典型”。正是这样的地位,为华西村换来特殊待遇。

  这一点,90年代末期离开华西村创业的老村长朱兴度感受深切:“华西村集体的品牌相当管用。”他说,从华西出來,当个体老板,自由度和个人收益无疑是大了许多。但是工作压力很大,最头痛的事情是经常要与工商、税收、环保等地方政府部门打交道。他们总时不时上门找茬,但从不惹华西,与其关系相当密切。

  六七十年代,吴仁宝初尝典型之味,在“顶”的年月里悟出“明顶”和“暗顶”之别。“于是一边争当学大寨的典型,一边在暗中办起了小五金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者胡福明总结道:“因此也赚了不少钱,首先富了起来。”

  多年以后,华西村八十多家企业遍及各地,而这一处最初被用作小五金厂厂房的4间小平房被保留在了“龙珠之地”旁边,门是开着的,屋子是空着的,屋顶爬出的绿色植物正再一次获得生长。

  1982年底是胡福明第一次见到吴仁宝。此时的华西村已经盖了不少新房子,“有条很长的走廊,蓬蓬勃勃的,很兴旺。我也赞成乡镇企业。当时的无锡是全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我们谈论起来一见如故。”吴仁宝告诉胡福明:“老百姓现在都有饭吃,有钱赚。有人说我们向钱看,我们是勤劳致富,三中全会不是号召我们要勤劳致富吗?”吴仁宝的自信给胡福明留下深刻的记忆。

  此后,胡福明每隔一两个月便会到华西。

  “有一次他问我:全国都在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想从实际出发,劳动力都在工业上,老农民去专门搞农业,分配也是统一分配。种田的和进工厂的一样,工厂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此时村里种地的人已寥寥,少数几人操持农业,大多数人都暗中转投了村里的工业。“这个时候分地,都没什么人愿意去种田了。”

  “开了很多次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没有人反对他。”吴仁宝表弟朱善达表示,即便当时他同意分田到户,“我们当着面也不敢说什么,心里应该是反对的。”“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这一个政策如今每一天都会出现在吴仁宝对游客的演讲中,以证明他当时没有分田的科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吴仁宝认定将有经济上的开放和起飞,第二天就向无锡市委申请了1000万元贷款。长子吴协东曾经向媒体公布的数据是:“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6000多元/吨,3个月后就涨到了1.8万多元/吨。”

  这1000万元的贷款,在那样的年代,普通企业难以想象。这一年上马的6000多万元以上贷款的线材厂,从上海钢铁二厂(国有企业)得到了一批廉价的设备和原料,这是华西集体工业大发展的标志。

  1998年华西村计划上市。该计划由吴协恩力推,但是吴仁宝并不支持。“他觉得这是在骗人。”吴协恩在上市问题上也多次与父亲产生矛盾。

  于是村党委开会表决,结果只有吴仁宝一票反对,“最后他只能少数服从多数。”计划通过后,上市的进程并不顺利。村民中流传着“老书记直接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提出华西村上市”的说法。

  当时的“铁姑娘”赵毛妹,是负责四处疏通关系的人。“我们去北京找了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周正庆,当时的周是证券委的一把手……后来周正庆在他的工作会议上讲到华西的毛妹,又不打扮,又不涂口红,还表示了赞赏。”

  这其中,又是托了苏州人范敬宜牵线搭桥,“当时范在《人民日报》,写华西的人很多,我经常去,所以认识。”赵毛妹说。

  1999年,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交易,吸收社会成员参股,成为中国第一家村级上市公司。

  成为全国知名典型的好处当然不止于此。

  多年前,华西村的宝昌化纤厂以一个村的名义,突破烟草专卖的政策壁垒,申请到华西烟的品牌,此后,该公司长期成为华西村众多企业中效益最好的;2002年,华西村投入15亿元,在河北唐山合作兴建年产120 万顿的“北钢”,得到了原江苏省省长、后任河北省省长季允石的帮助……

  华西村的50周年村庆,由于十七届六中全会刚刚召开,吴仁宝再一次以灵敏的政治嗅觉,率先搭起了华西村文化建设的高台——新华社、新闻联播等中央和地方媒体纷至沓来。记者们坦言,此次采访有高层批示。

  就这样,84岁的吴仁宝,每天除了为一拨拨游客演讲、合影外,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对此,吴协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解释是:“当一个村庄的名字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紧密相连的时候,它所承载的,已不单纯是个体命运的沉浮,而是整个时代的生动缩影。”

  挑战者

  2011年10月18日,华西村村庆、高楼和金牛揭幕后的第10天,距离华西村实施“一分五统”的并村制度已有10年,《江阴日报》发表吴仁宝的署名文章《“独立王国”与“华西爱国”——我对<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一点看法》。

  很多人读到这篇文章或许一时摸不着头脑,而事情的真正起因是:“在华西村庆期间,被华西村合并的五村有位叫戴进兴的村民,准备了10万份题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在社会上散发,还准备了4条大型横幅标语和200个牌牌,要在华西50周年开幕期间进行游行。意在抨击我吴仁宝和影响华西村五十周年村庆活动。”

  “一分五统”的“大华西”将华西村周边20个村合并进来,重新整合为华西一至十三村。2010年,华西三村的村道上,曾经因拆迁上演了大规模的村民堵路一幕。

  这位叫戴进兴的60岁老人,在散发小册子之后的第二日,就被当地公安部门行政拘留。“没有拘留证,只有拘留释放证。”戴的儿子在父亲被拘留10天后,将其送到北京朋友家居住。

  这本名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列举了“华西村近十年来干了些什么”,薄薄14页列举了华西村7条“损害周边村民利益”的事项,小册子的署名为“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

  在这个小册子中,“非法侵占周边十三个村二万数千亩土地”、“利用拆迁大榨村民血汗钱”两条,是涉及华西村实行10年之久的“大华西”并村战略的。

  对此,华西村党委工作人员反复向本刊记者强调:“并村实行的是自愿政策,想要并进来的村必须村民100%签名同意,才能并入大华西。”

  但这个说法,中心村以外的华西一至十三村多位村民并不认同,他们表示:“关于并村的合同和文件从未看见,更无从说签字。”

  站在龙砂山上,能清楚看到在一排排红色屋顶的别墅之间,很不合时宜地点缀着几处黑色瓦房,如一件新衣裳被打上了丑陋的补丁。

  “那些都是不愿意拆迁的村民,老书记的政策是‘等待’,老书记说,要等掉一代人才能解决问题。”村党委工作人员转达吴仁宝的观点。

  在华西一村和二村的别墅区,村民告诉本刊记者,“这样一套别墅的价格是52万,拆掉自家房子抵掉七八万,家中积蓄二三十万,然后再借十几二十万,换来这套别墅,还没有装修,再借点钱贴几片瓷砖,刷刷墙就可以住了。”

  在华西三村和五村,这样举债住新房的村民并不鲜见。买不起别墅的,还有别的选择,华西村在华西商贸城后建了一片小区公寓楼。大华西村民在这里可以700-1500元不等买到一百多平米的公寓楼。无论是公寓楼还是别墅,非大华西村民可以目前楼市的市场价买下,当然还是没有个人产权的。

  村民失去的田地以一年1500元补偿,大华西村民还能获得每人每年300斤大米、两桶油的补偿。村民称,1500元的土地补偿由华西村下发到各村村委,村委工作人员的收入从中支取之后,将剩余的分发给村民。

  实行“一分五统”并村政策的过程中,华西村由原先0.96平方公里扩大到目前的35平方公里。人口则由原先的2000名中心村民,扩展为2万多大华西人口,华西村合并了周边20个村,分编为华西1至13村,加上3万5000多在华西的外来务工人员,华西的人口初具县级市的规模。

  这似乎是吴仁宝所梦想的将华西变为“新市”的重要一步。但是这一步对华西来说并不轻松。矛盾不仅来自中心村以外,还来自于吴仁宝“任人唯亲”的亲属。

  向阳村与华西村隔着一条泰清河。该村的党委书记是吴仁宝的外甥李国良。这位“流落村外”的外甥显然并不支持吴仁宝的“一分五统”政策。

  不愿透露姓名的吴仁宝身边人透露,吴曾多次让李国良并入华西,而李国良的父母兄妹均已在华西生活,其弟李满良亦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李国良回复吴仁宝:“娘舅,你年纪大了。”

  “言下之意是娘舅你快要不话事了。”最终向阳村并未并入华西村。结果是,华西村在两村交界处建了一排外来工公寓楼,将两村间正常进出的通道堵上,留下一座小桥供打工人员进出。本刊记者多次约访李国良,其均以“不方便”拒绝。

  拒绝采访的还有在2000年左右从华西村党委副书记任上出走的瞿建民。“瞿建民当时年纪轻,有文化,临时要叫他去做工厂里的保安,他哪里受得了,他原来是当厂长的。”如今瞿建民在华西村的区域内办了一家印染厂,“千万的收益,做做小生意还算满足。”一直留在华西村的赵毛妹,回忆了最初村党委几位骨干的离去。

  比瞿建民早出走几年的朱兴度,是脱离华西村的几个人中,办私营企业最为成功的。离开华西村的时候朱兴度是华西村的村长。“他是因为当时从包头进货进来的钢坯质量不好,后来就降价了,产品出去不过关,最后亏损了2000万,不能再担任这个厂长了。”

  朱兴度当时在高频焊管厂,本应该是赚钱的。“按照华西村的‘村规民约’规定,他要离开就要把家里的房产什么都交掉,他是拿了些衣服净身出户的。”朱兴度走后,吴仁宝开会还时常表扬他,“说他这人能力不错,但不会说想要他回来。”

  一位华西村的研究者写道:“不管其中原因为何,早退者、被罢免者绝非吴氏家族成员。是否因家族精英的排斥?虽不得而知,但他们发生在家族精英对村集体精英的取代过程中,似又不可不疑。”

  “家华西”

  华西村对其中心村的村民而言,是一个离不开的家,离开家,一切的财富将化为乌有。而这个“家”,吴仁宝无疑是最大的“家长”。

  吴仁宝的家居华西中心地带,但看起来鲜有人知。“万米长廊”经过现华西村村委小楼,再经过一张波尔布特参观华西村时的展览照片,从紧要处旁逸斜出,通向一家餐厅碗柜间的后门。长廊的尽头有保安室,后门入口有值班室。

  从碗柜间进入一个70年代的院子,有直径7米开外的池塘,一座小拱桥立于其上。院内有些花草,在院子与长廊廊檐的结合处用铁丝网封闭。蓝色的斑驳墙体内部,便是媒体反复报道吴仁宝用以“作秀给干部看”的家。

  屋内抬头45度角仰望的视野范围内,都是镜框装裱的照片。大多为集体照,从照片上几乎能窥见一个国家近50年的政治更迭。

  妻子赵根娣坐在一楼西房内,几名妇女陪同。西边的房间据称是吴仁宝和赵根娣的卧室,房内像宾馆标准间一样摆放着两张床。小楼两层,就着逼仄阴暗的楼梯拾级而上,依然是空旷的房间,卫生间内的旧式浴缸保持着洁白。

  穿过二楼西边一道暗门,50平方米左右的一间房顿时令人豁然开朗。南面墙上是红底白字的横幅:“华西村、党、企干部学习室。”有六七十年代惨淡的真皮沙发和家具,这里是吴仁宝经常半夜召集三套班子开会之地。屋内周边摆满社会各界赠送的藏品,门口的供位放的是当今总书记的塑像。吸烟室位置挂的书报袋内,插满了不同年代各界寄来的贺年卡,寄信人上到中央领导,下到平民百姓,也有其当年偶像陈永贵。

  这是一处没有烟火味,只有政治味的住宅。屋内所有的家具都有恍如隔世的陈旧,吴仁宝将华西村再三包装,此处却连脱落的墙皮也依旧。

  贫苦的出身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为吴家平添了“先进”,农家的严苛也并未使其在日后的交往中失去礼数。父亲良善,“母亲管起家来厉害”:“家教很严,亲戚朋友来了,怎么吃饭,怎么服务,都很严格。但是如果你错了一点,她当时就看看你,等客人走了,就要打了,逃都逃不了。”吴仁宝对这样的棍棒教育表示感恩,“当时打了,我现在高兴。为什么?因为家教严格对我个人有好处。”

  此后的吴仁宝家延续了这种严苛的家教。“5个孩子,个个被他打过。还没人敢去劝,弄不好连劝的人也要打。”老村长赵毛妹是目前村里和吴一同“开天辟地”的为数不多的几大元老之一。

  有一年吴仁宝和邻居吵架,“因为那人拌嘴说他母亲留给他的房子比留给他弟弟的房子好”,吴犟得要去打架,“当时还摔了一个碗,赵根娣要我去劝架,我没有拉住他反倒被他掀翻了。”

  在吴仁宝孙女吴洁的印象中,家里的衣食住行都有规矩。赵毛妹称吴一向注重礼数,早年带着村里技术员到上海接待客人,客人还没到,技术员就要动筷子,吴仁宝从他的筷子上把菜夺下来,狠狠批评。

  1949年江阴解放前夕,母亲朱玉娥在弥留之际唤来21岁的吴仁宝,嘱其叫来唐家巷赵家之女赵根娣。按照当地习俗,在几年前两人经人说合订下亲事。赵根娣未及踏进吴家大门,朱玉娥溘然离世。一场因吊丧而起的婚事就此伴随了吴仁宝一生。

  “我佩服我奶奶的一生!她默然无声,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对她的敬佩甚于爷爷。”吴仁宝最大的孙女吴洁拍着胸脯说。此时的吴洁已经是负责华西村教育的村党委副书记、华西实验学校党委书记。

  吴洁的佩服不无道理。据赵毛妹称,华西创业期的吴仁宝很少在家,“家里5个孩子都是赵根娣一个人带,家中条件又差,常常5个孩子一字排开趴在一张木条桌上吃饭,只有一盆酱油用来蘸着下饭。”

  吴洁的丈夫孙云南是华西村早期不多的大学本科生,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国际贸易专业,随后被吴仁宝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3年,现任华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毕业于江阴幼师的吴洁,最初以为考上幼师就可以脱离华西村,“当时考上中专就意味着可以有城市户口,脱离农村了。”吴洁从小讨厌干农活,但是她的愿望最终因为被爷爷说服回村而放弃。

  幼师在读期间吴洁就有了心上人,“我知道当时我先生心里也有”,这段姻缘似乎是延续了吴仁宝自己的经验,“将村里优秀的青年结合到了一起。”

  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的人生经历,被广泛流传为“老书记”爱民如子的典范。11岁那年,华西村村民孙良庆12岁的儿子溺死河中。“孙良庆哭啊哭啊,老书记就去劝。劝到最后说:你别哭了,我把我的儿子给你。”赵毛妹对这段轶事记忆深刻:“阿四(吴协恩)是被他爸拖着去孙家的。孙家给他吃红蛋,筷子一夹二夹开,塞到他嘴里,他吐掉;孙家包了压岁钱塞进他皱巴巴的中山装口袋,他就掏出来扔地上。”

  “但是老书记决定了的,”最终吴协恩仍然过继到了孙家。7年后孙庆良去世,孙家母女要求吴协恩成为孙家女婿。而此时吴协恩亦心有所属,但吴仁宝几乎没有多与儿子商量,便允下了婚事,将吴协恩入赘给孙家。今日其子孙喜耀已经负责起了华西在昆山投资创办的科技园。

  订婚后的吴协恩愤然离家参军,前来车站送行的人只有姐姐吴凤英和嫂子,“因为家里是坚决反对的”。“我就是想试试,自己离开父亲能走多远。”吴协恩并没有走太远,也许是初次离家,他很快理解了父亲。“大概在当兵当了几个月以后,我想来想去他不是把我作为家里人,他把华西人都作为家里人来看待,他的心比我大比我宽,我那个时候想明白了,既然想明白了那就要全力地支持我父亲了。”

  退伍后吴协恩还是回了华西。2002年,吴仁宝与吴协恩商量村委书记继任事宜。个性自我的吴协恩从之前无声的反抗,转为向父亲放出狠话:“你要是让我做这个书记,我就脱离华西村!”

  此后吴仁宝再没有与吴协恩商讨此事。及至2003年开村党委会时,吴仁宝主动提出换任。吴协恩怕落到自己头上,急忙推荐了另一人。但是显然吴仁宝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在推荐吴协恩的同时,还多说了几句:“我的看法,最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这可以体现每个党员的素质,是否讲党性,是否讲原则,是否讲良心。”

  吴协恩心里清楚,父亲一定已经与几个哥哥、村党委主要人员都单独商议过此事了。事实上,早在1976年,吴仁宝大儿子吴协东就成为村支部副书记,后任村长。1983年、1989年他的二儿子吴协德、女婿缪洪达分别进入村党委班子,侄媳妇包丽君也开始执掌村、主办会计业务。

  “选阿四是选对了人的。”赵毛妹事后感叹。当时的吴协恩管理着华西村宝昌化纤公司,即华西村众多企业中最为特殊的烟草行业,“他的公司每年都是效益最好的。阿四做人沉稳,不像老大说话没有顾忌,乱来的。”据赵毛妹透露,80年代吴仁宝落选党代表,是因为吴协东在老干部中的口碑不好,影响了父亲的选举。“一个县委书记,没有当选党代表,这在全国都是没有的事。”

  吴协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坦言:“我在做书记之前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我负责抓经济。有些理论还是做了书记之后才开始学起来。”初继位的半年,吴协恩尤其不适应,“太多官话空话,我都不懂。我只知道低头做事。”

  吴协平被称为是4个儿子中最为“调皮”的一个。他与严父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其在华西村宾馆负责期间,因为供销员用了劣质酱油,被父亲从总经理贬到厨房洗碗。如此故事,都成为吴仁宝在村中树立威信的基石。由于吴的严苛,其多位子女都曾表露过:内心里希望做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有研究统计指出,“自1995年起,华西村党委班子构成中吴仁宝的子女及家族共11人进入了村领导岗位。”从目前华西村的村党委成员可以看出,41名党委副书记中,以吴仁宝为核心的家族成员占据了二十多人。而华西集团八大公司负责人中,除了杨永昌是外来人员,其余都是吴仁宝的嫡系近亲。

  这些,或许从一个侧面表明,外人想进入吴仁宝的信任系统,并不容易。一个曾被研究者引用的例子是,有一次,吴仁宝去查看金塔的工程进度,当时镇土地所所长正和华西负责基建的队长聊公事,见吴仁宝过来,基建负责人抽身离开。吴的第一反应便是,几人正在背后谈论他,于是问土地所所长:“你觉得XX(基建负责人)如何?”“他是你用的人,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还用问我?”这样的对话后不久,那位基建负责人就被降职。

  有学者认为,从村党委改选的结果看家族权力的产生,总不免像外人一样有改选是否真正合理、公正和民主的疑问。其实,深入其境,我们可清楚意识到:无论这个村的选举过程是否民主公正,结果都可能完全相同。

  因为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大环境中,家族成员作为村庄自治选举的必然结果已经被不少研究所证实。华西村不会例外。推举家族成员做集体的领头人,从经济学角度讲,存在一个最小风险的道理。在乡村熟人社会,人们一向排斥外人,不轻易相信外人,因为外人从来就被当作掠夺资源的侵略者;相反,人们对土生土长的自己人、家里人有一种天然的亲和与依赖,可以在共同利益意识中达成最低成本的社区整合。

  另一方面在华西村小环境内,普遍的报恩心态促成了村庄臣民对族长式人物的绝对敬仰和顺从。“书记一家人都为村庄的富裕做奉献”,这句话既是村庄老少皆有的口头禅,也是他们依从权威领导的心理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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