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个性官员现象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13日 10:05 环球人物杂志新浪城市新浪机构认证
专家解读个性官员现象
2006年4月13日,仇和告别宿迁,老百姓自发前来送行。

  专家解读“个性官员”现象

  给“仇和们”充足空间

  本刊记者 张建魁

  “中国官员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老黄牛式到个性多元的转变。”有关机构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官场文化”进行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仇和就是“个性多元”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行政管理学家们给仇和这样的“个性官员”总结了一个定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在中国政坛上的个别官员,他(她)或者敢于挑战官场的所谓“显规则”或“潜规则”,立场鲜明,仗义执言,敢做敢当;或者敢于突破传统施政思维,锐意改革创新,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或者敢于触动部门和局部既得利益,关注民生,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振臂高呼;或者敢于揭露个别领域中的敏感问题,直击社会时弊,甚至把官位和“乌纱帽”置之度外。

  举目看来,被媒体和民众称为“个性官员”者不断涌现,甚至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原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市县级官员中,如山西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四川巴中市原市委书记李仲彬、山西大同市市长耿彦波……

  他们代表的是“良心”

  中国社科院有专家经过研究,把“个性官员”分为两类:一类是铁腕执政者,另一类是仗义执言者。

  “铁腕执政者”中,除了仇和,当数曾掀起“长治风暴”的吕日周。2000年初,他一到长治市委书记任上,就发动了一场“媒体治市”的变革实验,让舆论监督的矛头直指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党报《长治日报》上点名批评工作不力的党政官员,甚至破天荒地在“头条”上批评长治市副市长等人。

  如今在大同市,又出了个被山西人称为“吕日周第二”的人物——市长耿彦波。为恢复大同古城面貌,他掀起“造城风暴”。看到工程不过关,他会气得用矿泉水瓶往施工负责人身上拍;沙子和水泥的比例不合格,他会一把抓住对方胸口,把水泥摔将过去。

  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原区委书记宋亚平,在干部制度改革方面敢下“狠刀子”。为了消减臃肿的机关,他将干部们一个个叫到办公室谈话,鼓励他们外出打工。除了保证外出打工干部的各种保险,咸安区还对打工干部每月发放150元的生活费,外出打工的收入全部归个人。对那些答应了却没走出咸宁的干部,一经发现要给予警告甚至开除公职的严厉处分。4年间,咸安区先后有2300多名区直机关干部被推向社会。

  “仗义执言者”中,时任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一直调门不减。2007年两会期间,张广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掷地有声地表示,广州将全力以赴把房价压下来,至少要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他还让“想买房的中低收入者不要着急”。当时,在房价上涨过快、公众极为不满的现实环境下,很多执政者为高房价辩护,或表示沉默,唯独张广宁敢第一个“吃螃蟹”,让广州的百姓看到了政府治理房地产市场的决心。

  铁面审计长李金华连续多年掀起“审计风暴”,点名批评财政部等中央直属部门,对这些同级单位公开“开炮”;人称“救火部长”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屡屡怒斥黑心矿主和监管不力的地方官员;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点名痛批8省市落实贫困生助学贷款政策不力……这些“仗义执言者”都被百姓称为“中国官员的良心”。

  孕育仇和式官员的“土壤”

  行政管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曾对“仇和现象”做过专门研究,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有2000多个县(市)委书记和300多个地级市委书记,仇和为何能脱颖而出,成为以铁腕执政并受到广泛关注的书记呢?他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其人有特殊的个人品质。官场上很少有人能够像仇和那样特立独行,即使面临巨大的争议和压力,也能坚持到底。他的施政技巧很超常。比如他与下级“玩信息不对称的游戏”,让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其次,其人所在职位权力伸缩空间大。我国法律所界定的市县级政权结构比较灵活,缺乏制度化。一级政府虽五套班子俱全,但在操作上基本还是围绕党委运作,使得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这就给强势书记的产生提供了制度条件。如仇和既是昆明市委书记,又有云南省委常委身份,这使得他在上层获得了显性的保护。

  再次,其人的作为迎合了中国特有的民情。中国百姓普遍缺乏公民精神,缺乏个人基本权利意识,生活中不是怨天尤人,就是悲叹自己命苦。一旦遇事,总希望有救世主或“青天”出现,为民作主。其表现就是“只认结果不管过程”。这为像仇和这样的强势人物推行命令提供了便利。

  无论是“仇和现象”,还是范围更广的“个性官员现象”,都离不开孕育它的“土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曾总结说:“个性官员的出现,源于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随着中国大环境的变化,中国官员的言行风格也经历了从拘谨到开放的变化。”一些官员,因其所分管领域的特殊性,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话语权较宽松的环境下,那些敢于负责任,敢针砭时弊,敢碰“敏感问题”的官员,自然会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拥戴。

  需不需要“个性官员”?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毫无疑问,邓小平认为好的制度最重要。第一,好的制度会对坏人进行严密的防范;第二,如果这个人确实不行,制度会淘汰他。

  就“个性官员现象”与我们的相关制度等问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对记者进行了解答。

  环球人物杂志:从国家层面来讲,对“个性官员”持何态度?

  竹立家:从理论上说,我们不需要“个性官员”。因为我们有选拔干部的制度,有使用干部的规则,更有让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个性官员”不断涌现,仕途似乎也越来越顺,如仇和?

  竹立家:这就要回到现实来说,一方面我们的各项制度如民主选举制度和用人制度还不够完善,特别是一些制度在执行中走样,甚至“潜规则”盛行;另一方面“谦虚谨慎、老成谋国”的传统政治理念根深蒂固,我们的创新型官员太少。所以,现实生活中我们欢迎“个性官员”的出现,希望他们对官场“潜规则”带来更多的冲击,为干部队伍带来更多的活力。有关方面的态度也明显表示了对他们的认可和包容。

  环球人物杂志:近年来出现的“个性官员”有哪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竹立家: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变化比较明显,一是现在的“个性官员”知识层次高了,很多人甚至是专家型官员,决策的科学性更强了;二是他们的执政技能也提高了,比较讲究领导艺术和方法;三是他们的行事风格显出更多的柔性和亲和力。

  环球人物杂志:在相关制度建设方面您有何建议?

  竹立家:首先,制度建设要立足长远,越是重大的问题,就越是要保证有制度化的解决途径,不能寄希望于“个性官员”。其次,要建立起让精英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体制,尤其是发现那些有才能的“个性官员”,要给他们提供充足的空间和平台,把他们培养成做大事的“成熟官员”或政治家。第三,加强“一把手”的选拔和监管制度建设。今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与新任县委组织部长培训班学员座谈时指出:“选好一个干部,造福一方百姓;选弱一个干部,耽误一方百姓;选错一个干部,害了一方百姓。”各级“一把手”的作用尤其重要,所以要进一步扩大民主,选好用好这个位置上的官员。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发表评论
Powered By 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