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打上仇和烙印(图)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13日 10:05 环球人物杂志新浪城市新浪机构认证

  昆明打上仇和烙印

2010年7月1日 云南省省委常委、昆明市市委书记仇和带领市委四套班子到昆明第四污水厂视察2010年7月1日 云南省省委常委、昆明市市委书记仇和带领市委四套班子到昆明第四污水厂视察

  他像“鲶鱼”激活了一潭春水

  昆明打上“仇和烙印”

  本刊记者 许陈静

  12月3日傍晚,飞机降落昆明巫家坝国际机场。这里距市中心只有6公里,是全国民用机场中离市区最近的一个。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乘出租车刚出机场,就闯入下班的车流中。经过一连串漂亮的二环线高架桥,车行如飞。正想赞叹昆明“治堵”效果明显,谁料下了二环,立即陷入拥堵的汪洋大海,每条主干道的3/4,都被蓝色施工围栏圈去了。

  “在修地铁,6条一起修。”出租车司机说,“仇和书记说昆明的交通需要‘休克疗法’,再忍忍,等修好地铁,就彻底不堵了。”看车窗外,虽然堵,秩序却很好。不时能看到冒雨巡逻的警察,每隔一段,路边就有一个简陋的白色治安棚。“这也是仇和干的,把警察全‘赶’上街,派出所只准留3个人值班,昆明的治安好多了。”到目的地,一开车门,就感觉尘土直往鼻孔里钻。来接的人笑着解释:“附近在拆一个城中村,浮尘比较多,昆明已经拆了很多这样的地方了。”

  治堵、治官、治城中村。踏进昆明才半个小时,记者就迎面撞上仇和留给昆明的“三大烙印”。

  迎送仇和,都有那个故事

  此时此刻,仇和正在跟这个城市说“再见”——19时35分,《昆明新闻》播出当天下午“昆明市干部大会”的实况,643万昆明市民听到了仇和的告别演说:“4年来,昆明这座城市给了我阳光、雨露和养分。我愿意作春城大地上的一棵树,为这座城市增色添彩,与这片大地上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我植根在这座城市,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梦也会在这座城市……我衷心地感谢昆明人民!我深深地热爱昆明这片土地!我真诚地祝愿昆明的明天更美好!”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思远,坐在客厅沙发上,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思考仇和的每一句话。他手边堆满了报纸、杂志、会议记录和文献资料,仇和在昆明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他收集起来。熊教授告诉记者:“我很舍不得仇和卸任,坦率地说,我们很多学者,都希望他能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兼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还在江苏的时候,我就很关注他。2007年12月初,昆明市政协召开两会的预备会。会议间隙,一位市领导压低声音,跟我们这组透口风说:‘仇和要来昆明当市委书记了。’我心里一跳,赶紧抓住他问:‘仇和?是那个仇和吗?’他说:‘还能有哪个仇和?就是他!’啊呀,我们这组很振奋,仇和来昆明,好事啊!昆明这么多年发展不起来,在全国省会城市的GDP排名长期倒数第一,我们盼一个敢闯敢干的‘一把手’,盼了多少年啊!”

  消息很快在昆明市的干部中传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处级干部告诉记者,从2007年12月中旬开始,机关里“人人都在谈仇和,天天上网搜仇和,个个能把仇和的辉煌史倒背如流”。12月28日,市里召开副处级以上干部会。“往年这个日子,大家一门心思过元旦,开会能溜就溜。但这次,提前十分钟市委礼堂就坐满了,大家都瞪大眼睛看新来的‘当家人’是什么三头六臂。仇和一开口,一连串的排比句,口才惊人,气势磅礴,昆明哪见过这样的官员发言?马上就有人鼓掌。气氛之热烈,在昆明官场前所未有。”

  但仇和说着说着,就让台下1000多名干部倒抽凉气了。“我仇和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仇和说,大家“要拼了命地干”,谁不干、干不好,就面临“最严厉的问责制度”。这位干部告诉记者:“散会时,我们是又兴奋又忐忑,一个同事偷偷问我:‘你说,最严厉的问责会有多严厉?’我答不上来,只觉得机关的舒服日子是到头了。”

  4年后,当记者问这位干部对仇和离任有何感想时,他沉默良久,叹口气:“这么说吧,以前像这样晚上11点钟你吵醒我,我肯定骂死你。现在,我都习惯了,11点还要看文件、看书、打电话安排明天的工作。”这句话虽答非所问,却让记者察觉出他“百感交集”的味道。“我今晚没睡,拿着仇和当年的‘就职演说’和今年的‘告别演说’,对比着看了好几遍,他来和走,都讲了一个故事,说非洲草原上,羚羊每天一醒来,就知道一定要比狮子跑得快,不然会被吃掉;狮子每天一醒来,就知道一定要比跑得最慢的羚羊快,否则会被饿死。仇和说,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羚羊,你都要比别人跑得快,才能生存下去,这是铁的法则和规律。我们昆明在省会城市里,是跑得最慢的那只羚羊。仇和拿鞭子抽了4年,羚羊知道拼命跑了。但仇和为什么在离任时,还要再讲一遍这个故事呢?我想他是有深意的,因为羚羊跑得还不够快,更不能再慢下来。”

  最受肯定的是“治吏”

  昆明人对仇和的复杂感情,源于仇和一手推动的“新政”。

  素有“铁嘴学者”之称的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石鹏飞,2008年首次提出“仇和新政”,这一概念此后被学术界和媒体广泛采用。在石鹏飞看来,“仇和新政”包括了一整套重大改革措施:整顿吏治,打造班底;开展城市综合治理,滇池水系、交通拥堵、城市绿化得到全面整治;强力拆迁,推动城中村改造;招商引资,力促跨越式、压缩化、超常规发展……

  问一千个昆明人,一千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在所有“新政”中,仇和做得最好的,是“铁腕治吏”。对仇和2008年一连串暴风骤雨般的整顿官场行动,昆明人至今津津乐道:1月28日,仇和要求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进行现场直播,让官员们开会再不敢走过场;1月31日,仇和主张面向全国公选后备干部,40名博士来到昆明挂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让昆明本地官员再不敢懈怠;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全城抢购;2月19日,仇和又公布自己和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轰动全国的“瞌睡门”发生了。

  2月20日,在招商投资专题讲座上,第一排一名官员打瞌睡,长时间没醒。仇和喊道:“第一排在睡觉的,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做什么职位?”吓醒的官员站在会场上,不敢答话,旁边的人代答:“呈贡县投资促进局的副局长,蒋文辉。”

  据仇和身边工作人员透露,当时仇和没再追究,继续开会。但两天后,呈贡县紧急召开纪委会议,县长宣布蒋文辉辞职,投资促进局局长向大会作书面检查。而且,会议通过电视台向全县播出。过了几天,仇和看到各大报纸对“瞌睡门”的报道,才知道蒋文辉辞职了,吃了一惊。“但仇书记没再说什么,毕竟是县纪委的决定。我们倒是私下觉得,有这个‘下马威’也好,对其他官员是个严厉的警示。”

  这些事彻底搅动了昆明官场。有人打了个生动的比方:“昆明是一个温吞水、慢悠悠、与世无争的城市,官员作风当然就更加‘懒、庸、散’。仇和应用了管理学上著名的‘鲶鱼效应’,他像一条快速游动的‘鲶鱼’,冲进昆明这个昏昏欲睡的沙丁鱼池里,放了几把火,吓得所有沙丁鱼醒过来,变了个活法。”

  多名公务员告诉记者,仇和喊开会,所有人跑步下楼、出门、上车,一个都不敢迟到;女干部随仇和调研,不敢穿高跟鞋,否则跟不上;没人敢关手机,一位局长睡着了,没接到市委办公厅半夜打来的电话,第二天就受到仇和批评;一个下大雨的中午,仇和撑把伞,一个人站在马路上观察,看到垃圾车里的垃圾顺着雨水往下流,就打电话给正在吃饭的环保局长,要求立刻解决;有一天,仇和试拨110报警电话,响了好长时间无人接听,他马上坐出租车到报警中心,发现值班人员在睡觉,他当场命令,以后警察不许“坐班”,全部“上街”……

  有的官员向记者诉说:“最苦的时候,我真是不想干了,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背后没少骂仇和是‘酷吏’。有门路的想方设法往省机关调,仇和就管不着了。没门路的恨不得能辞职。”但他们不得不承认,“仇和新政”效果惊人的好。老百姓办事,“衙门好进了,脸色好看了”;企业办事,“手续简化了,效率提高了”。

  直到临别,仇和才在“告别演说”中,对昆明官员首次露出温情:“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温和一些、领导艺术再讲究一些,或许就会避免因工作要求严格、批评人较多而伤害一些同志的感情,造成个别同志的误解……今天,也借此机会,对因我个人主观原因,留给昆明的遗憾,带给同志们的不愉快,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说到这里,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弯腰向台下鞠躬。沉默几秒钟后,台下的掌声响起,有的官员眼里含满泪水。一位处级干部说:“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是意外,是感动,是委屈,还是释怀。”

  治污、治堵、治绿,有褒有贬

  除了“治吏”,仇和第二项得到昆明各界一致肯定的工作,是滇池水系综合治理。

  “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昆明之所以成为‘春城’,就是因为有滇池这个天然的空调。”昆明滇池研究会秘书长李国春,曾在市政府当过14年秘书,跟过几任市领导,后来发挥专长,半辈子扑到滇池治理上。而今已71岁的他,欣然承认“我就是仇和的‘粉丝’”。“滇池的污染,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很严重了,为什么那么多年治理不好,仇和来了就见效?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干不干的问题。”

  滇池治理,牵涉到昆明36条注入滇池的河流。36条河流,又牵涉到岸边数以百计的企业、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过去的思路,是把滇池治理当交易来做,想的是各方利益都能兼顾,结果久拖不决;仇和不同,他是把滇池治理当政绩来做,谁的利益都敢碰。”省环保厅一名官员说。

  敢碰,还得有碰的招。“仇和的第一句话是‘滇池死,昆明亡;滇池清,昆明兴’,第二句话是‘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李国春这些滇池治理专家一听,“呀,有戏,仇和懂行,找对症结了”。轰轰烈烈的“河长制”就此出台,仇和亲自担任盘龙江的“河长”,市长任宝象河的“河长”,其他30多条河,也由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局长们分任“河长”。

  仇和让人在盘龙江桃源广场段的江边立了块告示牌,写上大大的4个字“河长:仇和”。他每个月至少巡一次河。下暴雨时,他一手打伞,一手拿着扩音器,招呼官员和专家一起下河检查。河道清淤时,他挽起裤腿,跳进臭气熏天的淤泥里,挥着铲子铲淤泥。如今,站在盘龙江边,已经闻不到臭味,也能看得到清水。江清了,滇池水质自然也明显好转了。

  和治水相比,治堵则曲折得多,惹出的怨气也多。

  昆明的交通拥堵,已是持续多年的老问题。修建二环缓解交通压力,也是早就有的方案,但迟迟不能推进。仇和来了之后,问了一个问题:“二环1年能不能修好?”在场的官员吓了一大跳,他们原先汇报的,是3年修完。仇和断然否决:“必须1年建成通车,长痛不如短痛。”

  2008年10月,二环全面开工。昆明城东西南北任何一个方向,都是遍地挖坑、尘土满天、噪音轰鸣,所有道路都因二环施工陷入令人绝望的拥堵中。“在这种情况下,二环施工变成了一场心理战,仇和对市民的承诺能不能兑现?他顶住了舆论和民意的压力,不但做到了1年完工,而且试通车时间还有所提前。当二环修通后,交通拥堵大大缓解,所有怨气顿时消散,仇和赢得公信力和美誉度。”昆明一位资深媒体人士感叹道。

  但畅通的日子只过了半年,2010年,仇和决定修地铁,并且6条地铁线同时开工。昆明一片哗然。支持者认为,“二环经验”证明了“长痛不如短痛”是对的,干脆一口气把地铁修完。反对者认为,这是典型的贪多图快,“连北京、上海都不能同时修6条地铁。别的不说,仅仅是地铁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培训就跟不上,将来安全运营如何保证?”

  也许,只有当治堵像治河一样,切切实实让老百姓看到好处,反对声才会自然消失。

  到昆明不久,植物学专业出身的仇和,得知昆明一直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居然12年都没成功。他觉得匪夷所思。以昆明的植物多样性条件,还不能成为园林城市?他一声令下,1年,还是1年,要种300万棵树,每条人行道都要有3行树,园林部门、城建部门的公务员,统统上街种树去。一位区园林局局长告诉记者:“我1年种的树,比过去16年都多。”

  天天扛着铁锹上街种树,自然引起一些公务员不满,他们故意在人行道上乱挖坑,一个挨着一个,让行人无法走路。市民质疑,他们便说:“是仇和让我挖的。”一时间,市民怨声四起。庆幸的是,“春城”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让这些“抢种”的树苗,很快成活并茁壮成长起来。2010年,昆明主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0.53%,当年就圆了国家园林城市之梦。如今,走在树荫下,人们不得不承认:仇和做对了。

  拆迁城中村备受争议

  “仇和新政”中,最受争议的是城中村的改造。

  在昆明市249平方公里的主城区,共有336个城中村,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近7万人。这种城中村高度密集的景象,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相当罕见。多年来,昆明官员私底下把城中村称为“天字号难题”、“最难啃的骨头”。 拆,这么多人,怎么安置?怎么赔偿?钱从哪里来?不拆,光整顿,这些几十年来盖起的“接吻楼”、“握手楼”,都是安全隐患,怎么办?还有人们固有的村民式生活习惯,如何改变?所以,有人说“如果谁想挨骂,那就捅一下城中村”。

  仇和第一次走进城中村调研,就大吃一惊。“一场大火,这里就是火葬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绝不是危言耸听!”他舍弃整顿为主的方案,选择拆迁改造,铁了心要捅“马蜂窝”。2008年2月27日,在官渡区佴家湾村,他宣布启动城中村改造工程。

  尽管仇和承诺,为保证老百姓是城中村改造最大的受益者,政府不追求一点赢利,让企业微利,让村民拆一次富一截。但直到今天,已经改造的几十个城中村项目,仍是争议不断。最早一批改造的凤凰新村,如今成了现代化的SOHO俊园小区,村民成了居民,的确是个个喜气洋洋。但有些开发商,借改造城中村之名,向繁华地段的普通老旧小区扩大拆迁,激起居民反对。更严重的是,批评者认为,仇和的城中村改造,实际上把财力薄弱的昆明,绑架到了土地财政、举债经营的道路上来。而这,恰恰是如今在全国都遭到反思的一种发展模式。

  熊思远教授认为,仇和在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上,确实显得有点操之过急。但无论如何,其出发点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平安的、有尊严的生活,“不能说这项‘新政’不及格,我认为还是可以打70分的。”

  “昆明人对仇和的感情复杂”

  “政声人去后”。仇和离开江苏后,一本《政道——仇和十年》,评说了他在江苏的得失功过。现在,仇和卸任市委书记后,昆明人又该怎样评说他这4年呢?

  昆明一位资深媒体人士告诉记者,这几天一直在想,中国评价一名官员,传统上不外乎勤政、明政、善政、廉政这几个词,仇和绝对担得起“勤政”和“明政”的美誉。“他白天到处跑,一线调研、现场办公。晚上回办公室开会、看文件。深夜回去,他还要看书,他这个人爱学习。每天只睡4个小时,真不知道他哪来的精力。你看他走路,市委门口几十级台阶,他几步就走上去了。记者跟他采访,得跑步前行。他才54岁,可眼袋那么深,头发全白了,是染黑的,这都是拼命工作累出来的。”

  滇池研究会秘书长李国春也说:“政治清明,仇和当之无愧。用钱,他明明白白。县长、区长跟他汇报工作,休想跟他提一个钱字,你的项目,你自己去招商,不要指望市里批钱。用人,他明明白白,问责制度和公示制度,都是他一手搞起来的。政策,也是明明白白的,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我在市政府当了10多年秘书,深知一个人、一支队伍,能跟仇和这样的领导,可以多学会多少东西,多干多少实事啊!”

  站在昆明之外看仇和,昆明4年,比起江苏10年,引发的争议已经少了很多。仇和还是那个仇和吗?他是否学会了妥协?熊思远教授认为:“仇和在昆明的很多措施,确实比在江苏稳,这说明他在成熟。他在江苏,做得多,说得也多;但在昆明,只做不说,高调做事,低调说话。还有一点,昆明文化是一种包容文化,在江苏,总有人告仇和的状;在昆明,从没有人跑去告状,所有争议都没有被激化。”

  眼下,所有昆明人都在担心,仇和做得最好的整顿官员、治理滇池两件事,会不会随着他的离任出现倒退和反弹。熊思远说:“出现这种担心,的确说明他有人治的成分,没能实现‘靠人治推动法治’的目标。”

  2011年12月4日一早,仇和那篇充满了对昆明依依之情和殷切希望的“告别演说”,登上了昆明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绝大部分媒体都把最大的赞美、最深的不舍送给了仇和。但个别媒体也登出不乏反思的报道,认为“昆明今后应注重休养生息”等。这两类报纸,都有很多市民购买、阅读。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普通市民,问对仇和离任有何感想。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类似的话:“仇和这样的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有。”

  熊思远教授对此总结说:“这说明昆明人对仇和的感情是复杂的。昆明老百姓这个群体,基本上都舍不得仇和,他们有千百年来最朴素的观念:你为民做事了,你就是好官。昆明学者、媒体和网民这个群体,可以一分为二,既有高度认可仇和的‘粉丝’,也有尖锐的批评者。昆明官员这个群体,则是两种心情并存,既松了口气,毕竟4年来提心吊胆怕问责,又暗暗不舍,到底这些年跟着仇和扎扎实实干出了事情,是有成就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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