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水荒:北京成中国最渴都市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2月01日 11:01 财新《新世纪》新浪城市新浪机构认证

  中国最渴都市北京,在扩张与找水之间有一场非正常的竞赛 

  在中国,一个城市正式提出“水资源储备”这个概念,可谓未雨绸缪。

  这个城市,正是首都北京。

  2011年末,《北京市“十二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发布。在这份规划中,供水系统作为最重大基础设施之一,居于重要位置,而“水保障”“水储备”这两个概念屡屡被强调。

  北京勾画了宏伟的供水蓝图——建成10亿立方米“南水北调”水、10亿立方米再生水两大稳定水源,以缓减北京水资源紧缺形势。

  在水资源保障之外,规划还重申“水资源储备”——北京正式提出这个词是在2011年初的《北京“十二五”规划》中——与粮食储备、石油储备等公众熟悉的词语不同,水储备几乎是北京创造出的一个新概念。

  由这两份规划清晰可见,北京并不满足于“南水北调”进京,还将开展海水淡化进京、岩溶水开发,未来还将实施北引黄河工程。原本缺水的北京,在规划中却将成为一个丰水的北京。

  北京缺水由来已久。世界上大国的首都,无不有大江大河作为水源依托,但北京是个例外;中国历史上其他古都也拥有大江大河,北京又是个例外。

  这种例外,让北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49年之后,北京已出现多次用水危机。为北京找水,是每届北京市政府的头等大事,甚至也是国务院大事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一部现代北京史,就是一部找水史。

  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潘安君认为,北京是全世界水源供给最复杂、最艰难的大城市。自2011年5月以来,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已降至100立方米以下,不足国际公认的缺水警戒线人均1000立方米的十分之一,成为中国最“渴”的城市。

  近十年间,北京城以规划者难以想像的速度“长大”,常住人口由2000年的1360余万人飙升至2000万人,且增势不减。一场水源与城市规模的博弈还在继续。

  多位受访的资深水利、环境学家认为,这是一场没有尽头的竞赛。真正的问题是,这种竞赛从一开始就不是正常的:一边是北京利用其首都的政治地位低成本发掘新水源;另一边是北京脱离水源承载力超常规发展。

  北京的水问题为何成为大国之都的头等大事?北京找水格局是如何一步步演进至今?北京未来能否走出一边找水一边扩城的怪圈?厘清这些问题,关乎北京未来走向。

  全新北京水格局

  “十二五”期间,北京供水将出现两大新“主力军”:“南水北调”工程供水10亿立方米、再生水供应10亿立方米。这两大“主力军”将为北京供应至少一半的水。理论上,北京地下水可以休养生息了

  至迟到2015年,北京的供水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北京市“十二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为公众勾勒出一幅全新的北京水格局。

  在水保障方面,规划提出:到2014年形成“南水北调”、密云水库、官厅水库以及地下水、再生水联合调度的多元化水资源保障体系,缓解水资源紧缺形势。

  北京市最近五年的年用水总量约为35亿立方米。密云水库只能供给不足6亿立方米,再生水供4亿至6亿立方米,其余25亿立方米左右主要来自地下水。

  一位接近北京水务局高层的水务人士向财新《新世纪》形象地解释说,北京“十二五”(2011年至2015年)期间,供水将出现两大新“主力军”:第一支是外援——“南水北调”工程供水10亿立方米;第二支是内援——再生水供应10亿立方米。这两大“主力军”将为北京供应至少一半的水。

  两大“主力军”将极大缓减北京“常规军”——地表水、地下水的压力。两大水库——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未来每年可供5亿立方米的水,那么地下水只需供10亿立方米,每年可以少采10亿至15亿立方米。北京地下水可以休养生息了。

  这一新格局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60余年来,北京城看不见的水战争一直在进行。对地表水竭泽而用,对地下水大规模超采,欠下大笔环境债,时刻面临缺水的尴尬局面。

  再生水是指污水经处理后的达标水,一般可用于厕所中水系统、城市绿化以及河流生态用水等。受缺水现实逼迫,北京于2003年开始建设再生水厂,至2011年再生水利用量已达6.8亿立方米。未来四年内,北京计划将再生水年利用量扩至10亿立方米。

  上述水务人士还透露,“十二五”期间除了两大“主力军”、两支“常规军”,北京还将打造至少三支“预备军”,即海水淡化、岩溶水开发以及北引黄河工程。

  本次规划中的水保障,与上述人士的说法大体一致。规划具体表述为:“结合南水北调通水,比照粮食安全储备模式,研究建立北京水资源安全储备制度。完善海水淡化前期工作和岩溶水资源勘查评价,做好工程建设的前期储备。”

  虽然未提到北引黄河水,但北京水务局高层近年已多次向外界吹风,称近两年将上马北引黄河的相关工程,预计每年引水3亿立方米。

  在北京供水将迎来新格局的背后,是城市规模与水资源竞赛升级。时间进入2012年,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2000万大关。尽管北京通过外调水和再生水两条途径,新增供水近20亿立方米,但新增水量也恐将被新增人口所吞噬。北京仍将是一个极端贫水城市。

  没有迹象表明北京在未来数年会停止人口大幅增长。近十几年来,北京一直试图控制人口规模,但目标屡设屡破。2003年,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其中明确提出北京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北京市政协的一份调研报告认为,2006年起的四年内,北京人口年均增长54.3万人,70%是流动人口。调研组预测,按这种态势增长,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预计将达2500万人。

  北京水真相

  北京并不高的水价能维系至今,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靠其政治地位,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四处调水的结果

  北京是一个缺水的城市。不过,这只是一个概念。现实生活中的北京居民,很少有缺水的切身感受。

  数十年间,北京市民拧开水龙头,很少有不出水的事。从水价看,北京每立方米水4.6元已为全国最高,但在长三角二线城市宁波、无锡、常州等丰水城市也突破3元的背景下,北京水价并不算高。几十年来,北京的多数企业也少有被限制用水的经历。

  外地人来京,不仅感觉不到北京缺水,还会有北京丰水的错觉。近两年,干涸多年的东郊潮白河以及西郊永定河,也恢复了荡漾碧波和众多与水相关的景观。以前、中、后海为代表的数十个城市湖泊,总是水美景秀。

  然而,“水北京”仅是一个美丽的假象。很少被官方提及的事实是,北京市内的自有河流、湖泊,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基本断流、干涸。之所以现在还成为景观,全系外引水及再生水之功。

  比如,以长安街为界,北部的圆明园、颐和园、前中后海等,用的主要是经京密引水渠调来的密云水库的水,而这个水库的水主要来自河北省;长安街以南的河流、湖泊,则都是再生水注入造景。如果细算这些景观成本,其造价高得惊人。

  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近几十年来也被吃光榨尽。

  上世纪50年代,官厅水库将北京母亲河永定河截断,致使北京石景山区三家店坝址以下河段长年断流,河道干涸。如今的永定河盛景,是用170余亿元人民币堆起的再生水人工大型湖泊景观。

  北京人对密云水库感情深厚,都知道京城饮三杯水,其中有一杯来自密云水库。但密云水库之下的潮白河段,数十年间已基本干涸。目前的潮白河水面,是用温榆河调来的水,在几道橡胶坝间蓄起的景观湖泊。

  如今的京城供水,三分之二依赖地下水。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超采地下水数十年后,北京已处于一个2000多平方公里的地下水大漏斗上,地面沉陷等生态问题随时威胁着安全。

  随着数十年来的不断膨胀,如今的北京已成为一只吸水巨兽。除了依赖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及超采地下水,北京历年来多次从河北、山西调水;当下正在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也让湖北、河南两省付出沉重的经济和生态代价。

  未来,北京还要实施引黄工程。而黄河早已不堪重负,若不是人工调节,早已成为断流之河。

  此外,北京还打算开展海水淡化项目。这在巨大工程代价之外,还会引发渤海海水咸化等生态问题。

  由此可见,北京并不高的水价能维系至今,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靠其政治地位,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四处调水的结果。

  水荒初成

  在历史上,北京城自有水源每年水量仅数千万立方米,对于古代不足百万的京城人口来说,勉强够用。1949年之后,随着人口的膨胀,缺水与新都建立如影随形

  放眼全球,大城市都依托大型河流而发展。如巴黎有塞纳河,伦敦有泰晤士河,首尔有汉江。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五大古都,也有自己的大型河流,如西安有渭河;南京有长江;杭州有钱塘江;洛阳、开封也分别有洛水和黄河。

  1949年,新中国将北京确定为首都。当时的北京区域,只有长河、莲花河、清河、坝河等小型河流,全年地表水总量仅为5000万立方米左右。1975年左右,随着北京地下水的开采,北京的地表径流基本断流。

  当初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要在几十年之后向它的居民每年供水近40亿立方米。

  事实上,北京虽有3000余年的建城史,但直至最近1000年内的公元1153年,才第一次有了像样的发展。是年,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在这里建立金朝,号为中都。水利学者和历史地理学者研究发现,相比西安、南京等古都,历史上北京城市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水源短缺。

  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指出,北京其实也是逐水而建的城市。金中都建于今日北京南城莲花池以东,依傍永定河支流莲花河。1260年,元朝在北京建大都,是依托北部的高梁河。明清两朝,均建于高梁河区域。

  莲花河是永定河支流,由于永定河改道北京西郊,至元朝时水流已较弱。高梁河是潮白河支流,后经人工开挖,北京西北海淀台地上的玉泉诸水也汇入该流。因此,在历史上,高梁河是北京城最重要的自有水源,但其每年水量仅有数千万立方米。虽然细小,对于古代不足百万的京城人口来说,勉强够用。

  千年历史过眼烟云,河流湖泊亘古不变。1949年后的都城,就在这样一个缺水地带铺展开来。对于新中国来说,流淌了数千年的这点北京地表水,只够维持城市景观和少量饮用水。

  历史学者研究发现,清朝末年,北京仅有人口72.8万人左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北京人口发展至156万人左右。建都之后,短短数年之内,北京人口便骤然增至数百万。至1958年,北京人口已达660万人。缺水与新都建立如影随形。

  随着新中国首都建设展开,至上世纪70年代,北京人口更达八九百万之众,比清末人口增了10多倍。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北京多次发生大旱,其中1972年大旱后开始大采地下水作饮用水源。

  1975年前后,北京原先的地表径流基本断流,众多湖泊日渐干涸。为北京增水迫在眉睫。

  京城东西“二龙”——西郊的永定河、东郊的潮白河,刚一建国就被确定为北京新水源。这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历史上,多个朝代在解决北京水患(主要指漕运、农业灌溉)时,都会在“二龙”上做文章。

  史料显示,新中国在1950年至1958年间,曾五次扩界,市域由700多平方公里扩至16000平方公里。一位熟悉北京水务的专家回忆称,扩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将永定河和潮白河划入北京市境内。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也是海河五大河中最大的一条河流。这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依然有年径流量20余亿立方米的季节性河流,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一再改道。其故道曾流经现今北京中心城区多个地方。北京小平原的形成也赖其功。

  潮白河也是海河五河之一,历史上年径流量达10多亿立方米。

  1951年,永定河上,位于河北怀来境内的官厅水库开建。这是新中国第一座水库,设计总库容达41.6亿立方米。1954年前后,官厅水库建成。

  1960年,密云水库在潮白河上建成,库容高达43.6亿立方米。至此,北京用两座水库锁住“二龙”。

  随后数十年,“二龙”之水通过永定河引水渠、京密引水渠,汩汩流向北京。当时多数水利界人士都以为,“二龙”进京后,京城再无缺水之忧。

  但事实上,北京水危机远未结束,甚至才刚刚开始。

  竭泽官厅、密云

  随着北京成为政治、经济中心,两库之水很快跟不上需要,而永定河和潮白河则付出了断流的代价

  然而,就在两座水库兴建的同时,北京城开始向工业化的方向发展。上世纪50年代末,在前苏联援助下,北京工业快速发展,朝外棉纺区、东南郊机械化工区、酒仙桥电子工业区等先后兴起。之后数十年,北京得首都之利,众多工业央企和相对优质的工业企业纷纷落户。北京不仅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成了全国经济中心。时至今日,北京依然是北方惟一的经济中心。

  以今日的眼光看,在北京这样的缺水之地建都,应当预见到北京不能上马耗水工业,并应该考虑如何应对大量涌入的人口。在后来的发展中,这两者都被现实所验证。不仅如此,上世纪70年代,在“抓革命促生产”风潮之下,北京还在郊区推行农业大发展,甚至一度种植耗水作物水稻。

  如此铺张之下,“二龙”之水很快就供不上北京城的需要。1980年、1981年,北京连续干旱,地表水衰减严重,官厅、密云两水库来水量也大为下降。

  一位北京水务专家回忆说,1981年,国务院曾召开京津用水紧急会议,相邻省份和相关部委参加会议。会议决定,密云水库此后将不再为天津、河北供水,专供北京。

  而北京自身,在之后的20年中,用水策略被迫改为“保生活、压工业、弃农业”。上述措施,此后十几年间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两大水库蓄水有所增加,1994年密云水库一度蓄水至30多亿立方米。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中国北方各省工业、农业耗水日渐增加,加之北方地下水过度采掘,永定河、潮白河的年入库水量逐年递减。官厅水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十几亿立方米的年来水量,至世纪之交已不足1亿立方米。水少又叠加污染,该水库于1997年退出北京水源行列。而密云水库至2000年左右,年入库水量由10多亿立方米降为三四亿立方米。

  北京用水告急,国务院被再次惊动。2001年2月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召开总理办公会,原则同意水利部和北京市政府提出的《21世纪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朱镕基指出:“解决首都水资源问题非常迫切,应将规划期由原来的十年缩短为五年。”

  在北京水务界,此规划的核心内容被形象地称为“保密云,救官厅”。规划对两库危机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五年内投资221.47亿元,在官厅水库、密云水库上游的河北、山西等地推行工业、农业节水措施,增加水源林涵养,降低水污染;在北京市也推行类似措施。

  据知情业内人士称,上述投资后来基本完成,但收效不彰。

  例如,规划计划在2005年,实现官厅水库正常年份入库3亿立方米水,特枯年份入库0.6亿立方米以上。但是,财新《新世纪》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09年,连续四年,官厅水库入库水量均在1亿立方米以下,分别为0.96亿、0.67亿、0.80亿和0.22亿立方米。而密云水库,规划计划在2005年实现年来水6亿立方米,但近年仅为3亿立方米上下。

  时至今日,两水库再也无法负担北京用水大任。两水库救京之举,却让“二龙”走向逐渐断流的命运。

  国际上通常认为,对一条河流水量的利用,不能超过30%,超过则影响其生态功能。但北京对“二龙”几乎是“吃干榨尽”。由于潮白河、永定河的断流,加上天津引滦工程对滦河水的榨取,今日的海河流域的生态基本陷入绝境。污染异常严重,年入海水量比建国以前少100多亿立方米,在一定程度上使渤海变咸,诱发了渤海生态问题。

  超采地下水

  北京全市十多年来超采的地下水超过56亿立方米,相当于抽干了2800个颐和园昆明湖。北京地下水水位已由1999年的平均12米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平均24米左右,至当时已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区,而现在北京建成区面积才1040平方公里

  北京小规模开采地下水始于民国时期。1949年后,官厅、密云两水库一度缓解用水紧张局面,所以直到1972年遭遇大旱,北京才开始大规模开采地下水。

  此后,城区地下水开采与两库地表水利用呈此涨彼消态势。至2000年前后,北京市共打生活井1万多眼,工业用井近5000眼。知情水务人士回忆说,至上世纪90年代,地下水已超过地表水,成为北京主要水源。

  据2008年北京地勘局《南水北调进京后地下水蓄养战略研究》报告,至当年,地下水约占北京市用水量的65%。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北京市每年地下水开采量维持在25亿立方米以上,高峰时达到40亿立方米。

  《人民日报》2010年12月下旬的一篇报道显示,至当时北京已经连续12年干旱,水资源紧缺问题更加突出。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程静说,全市十多年来超采的地下水超过56亿立方米,相当于抽干了2800个颐和园昆明湖。

  受多年连续超采影响,北京地下水水位已由1999年的平均12米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平均24米左右,至当时已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区。而现在北京建成区面积才1040平方公里。

  除常规的地下采水,自2003年以来,北京还先后在郊区建成至少五个地下应急水源地。据称,应急水源地的初衷,是保证在2010年“南水北调”工程完成之前,避免超采地下水、挤占农业和环境用水,缓解北京水资源紧缺。

  原本,这些地下应急水源地的水源具有易采难补特性,应遵循“采二停三”原则。但北京水务局副局长张寿全的一篇论文显示,怀柔应急水源工程于2003年8月30日建成以来,因为北京持续缺水,在开采两年后并未停采,而是连续供水五年,累计供水5.4亿立方米后才停采。该论文称:“连续供水五年后,该应急水源已接近极限,浅层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一些浅层农业井暂时报废。”

  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是,尽管北京市最新规划称,在“十二五”期间才进行岩溶地下水开发的前期工作,但事实上,2003年北京已借应急供水名义,开采数处岩溶水。

  北京水务局潮白河管理处周嵘等人发表于2009年的一篇论文透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市(岩溶水)的年均开采量已超过2.5亿立方米。”

  如果此数据属实,则意味着北京在未完成岩溶水资源勘查评价、未做好工程建设前期准备时,就开采了理论上年可开采量5亿立方米的一半。

  岩溶水是指赋存于可溶性岩层的溶蚀裂隙和洞穴中的地下水,又称喀斯特水。其最明显特点是分布极不均匀。北京地质勘探部门上世纪末作出结论认为,北京每年有5亿立方米的岩溶水可开采量。

  国内不少水利、环境专家对开发岩溶水持有异见,认为岩溶水并非额外的地下水库。这些水就像地下河流一样,与地表水、普通地下水是相通的,存在一个自然的水平衡。

  他们认为,普通地下水已超采,地表水日益减少,再采岩溶水,易引发“天坑”等地面塌陷现象。而这些地方均为生态脆弱区,还易导致岩溶水被大面积污染,最终可能得不偿失。

  调水保京

  由于长江水一时不能进京,为保京城水源无虞,北京从2008年以来已至少四次从河北、山西调水。这些水源地基本得不到北京的水资源补贴,也没有生态补偿金,却必须承担起保护京城水源供应的重任

  种种迹象表明,2000年前后是北京水危机的一道大坎儿。

  那一年,从地表水看,官厅水库无水可供,密云水库也不乐观;地下水方面,超采已出现环境恶果。而北京常住人口更是达到空前1300余万人,且显示超速增长态势。

  更加现实的考虑是,北京2008年将举办奥运会。而保证奥运会的安全供水,是当时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2001年初,国务院批准《21世纪初期(2001-2005年)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后,北京水格局转向对外调水。

  几个步骤同时展开:在要求永定河、潮白河上游更少用水支持首都,以及开建应急水源地之外,2003年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面开工。

  与本地挖潜根本不同,“南水北调”中线的开工,意味着北京水源开始进入对外调水的阶段。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度十分激进,计划2008年奥运会之前即向北京供水。但由于该项工程涉及30多万水源地居民移民工作,格外复杂和困难,最终决策层不得不将中线水进京时间推后至2014年。

  目前,中线工程30多万移民的迁移工作基本结束。这是一场数量仅次于三峡工程的大移民。在中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施国庆看来,这些移民在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都将遭受迁移之痛,社会适应或社会融合均较难完成。浅层次是适应新的气候、新的邻里关系,重构社会网络;深层次则是适应新的土地耕作方式,新的文化和经济系统。新中国成立后,大中小型水利工程次第展开,共造成1600万上以人口迁移。而约1000万以上移民生活水平下降,甚至陷于贫困。

  中线调水可能造成的生态影响,近十年也一直被环境、水利专家所热议。学者认为,作为中线源头的汉江在中线调水后,襄樊段水位下降严重,水污染将加重,水生鱼类可能大幅减少。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南水北调”后或可能导致长江入海口遭受更大程度的咸潮倒灌,从而影响上海的饮用水质,造成水源危机。

  由于“南水北调”水一时不能到达,北京从2008年以来,已至少四次接收了外调水。

  为保京城用水,2008年,“南水北调”京石段率先竣工。当年9月,河北省所辖的岗南、黄壁庄、王快、安格庄四座水库,开始输水进京。四年来,已向北京应急调水近10亿立方米。

  2010年10月,山西、河北两省数个水库,也在上游放水4000万立方米进入官厅水库。

  一位水利专家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官厅、密云两水库专供北京,就可视为河北向北京调水。这些水源地基本得不到北京的水资源补贴,也没有生态补偿金,却必须承担起保护京城水源供应的重任,只能自身承受经济和生态上的代价。

  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与河北省政府公布《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使环京津贫困带曝光于世。研究指出,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6个设区市的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等地区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

  该研究将贫困带的出现指向京津二市的用水。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来自河北。作为水源地的河北为保护水资源,只能对工农业生产进行限制,经济发展由此受到极大制约。

  八方找水

  北京三大水源“储备军”——海水淡化、岩溶水、北引黄河,如今均已箭在弦上。此外,北京还在规划第四支未来部队——雨洪水的利用

  在计划中,2014年后“南水北调”水会进京担当供水主力。但北京并不放心。北京三大水源“储备军”——海水淡化、岩溶水、北引黄河,如今均已箭在弦上。

  2011年10月10日,位于河北省曹妃甸的海水淡化工程——曹妃甸北控阿科凌5万吨/日海水淡化项目竣工投产。出席仪式的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河北省副省长张杰辉,还有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吉林。

  次日《北京日报》报道称,吉林对项目竣工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北京市将与河北省密切合作,积极推动淡化海水进京,为北京水资源持续利用提供保障。这是迄今北京对海水进京最为明确的表态。在此之前2010年北京水务局相关文件中,曾提及将海水淡化作为战略水源。

  前述接近北京市水务局高层的人士分析称,北京肯定会上马海水淡化项目,而且未来海水淡化会成为主力水源之一。原因是“南水北调”调水距离太远,付出的水代价远高于100多公里外的海水淡化项目。

  据介绍,海水进京之所以迟迟未实施,全因目前条件远未成熟。一则北京居民对渤海污染状况有所担忧;二则海水淡化技术在国际上虽成熟,但引入国内还需检验;三则除需要铺设近200公里海水输京管道,目前的北京自来水供水管网对淡化海水也可能“水土不服”。

  第二支“储备军”岩溶水方面,北京已开发可采水量的一半2.5亿立方米,目前开始盯着另一半。据了解,该方面工作正在“紧锣密鼓”进行。

  第三支“储备军”则是北引黄河水。北京市水务局近年多次对外表示,正在筹划实施引黄工程,即从黄河的山西万家寨枢纽调水进桑干河,最终到达官厅水库。设计调水规模可能达每年3亿立方米。

  在三支“储备军”之外,北京还在规划第四支未来部队——雨洪水。在《北京市“十二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中,特意提到雨洪利用:“把雨洪综合利用纳入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十二五’时期要规划建设地下蓄水池,推广透水铺装,建设低洼草坪绿地,建设下沉式绿地及雨洪蓄滞区,利用砂石坑建设雨洪滞蓄区,把水留在地下,留在绿地,留在坑塘……大幅提高雨水的集蓄利用水平。”

  当然,北京还对“南水北调”二期工程寄予厚望,其市内配套水库、水厂等设施,将在2020年前,具备每年接纳14亿立方米汉江水的能力(即二期新增4亿立方米水)。

  多位水务专家用“上天(雨洪)、入地、南调、北引、出海,外加自产”,来打趣北京的未来水战略。

  僵局待解

  2011年11月,“逐步建立以水控制居住人口规模的制度”的表述,正式进入《北京市“十二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即以包括水、交通在内的环境资源承载力,确定城市规模

  北京之所以不遗余力、付出巨大代价八方找水,根本原因是自身严重缺水。

  “自己没水,虽然长途调来的水可能够了,但总觉得不安全,不保险,担心万一出现各种事。最终挟着首都政治优势,上各种各样的找水项目。”前述接近北京市水务局高层的人士说。

  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环科院生态研究所前所长高吉喜,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认为,北京虽然独创了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过境水、雨洪水和外调水六水联调模式,充分挖掘了各种供水潜力,但从长远角度讲,“南水北调”、北引黄河和海水淡化等外源性输水工程存在不确定因素。北京供水还是得尽量“自力更生”。

  高吉喜认为,北京自身首先要节水。虽然北京万元GDP耗水量由2001年的104.9立方米下降到2010年的29.4立方米,用水效率国内领先,但最缺水的北京就应该匹配最严格的用水制度。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程晓陶认为,北京有作为首都的政治地位,为保证其供水而从外地调水,很多地方不愿意也得服从。这导致北京虽然缺水,北京人却没尝到过一些中小城市每天限时供水的苦处,没有水荒的感受,用起水来大手大脚。北京各种调水工程用的多是公共财政的钱,用水者没有分摊,就不会特别珍惜。

  除建议使用经济手段,如提高水价,程晓陶认为还应通过教育、立法等手段来规范用水者的行为。“在澳大利亚,大旱的时候如果洗车不是在绿地上洗,邻居看见了就可以去告你,因为这样是违法的。”

  高吉喜还建议,北京应该建立首都大水源涵养区,通过生态的方法让永定河、潮白河以及北京地下水恢复水量,增强北京自身供水能力。

  他的理论依据是,北京近年通过对周边郊区造林绿化,使市辖区内每平方公里的水源涵养量达到了22.49万立方米,为辖区外的2.1倍。如果北京对上游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也进行同样的水源涵养,整个上游流域的水源涵养能力就可增加到143.32亿立方米。即使保守一些,这些地区能达到北京效果的三分之二,也可把水源涵养能力提高到95.55亿立方米。果真如此,这些新增水尽管不会完全流至北京,但会在河流水量和地下水补充方面显示出巨大效果。

  高吉喜认为,北京在过去十几年间,已为“稻改旱”等项目对河北部分地区进行少量补偿。如果真的正式搞大水源涵养区,北京未来就要科学测算,更大力度进行补偿。

  而多位人口学家为北京开出的药方,是“削城”和“调人”。

  时至今日,北京当初利用政治优势发展而成的经济中心地位已基本固化。与长三角、珠三角有连片的较发达城市群不同,北京在中国北方一城独大,而邻近的从地缘上更适合作北方经济中心的天津,经济总量远被北京甩下。河北石家庄等城市,经济则更为落后。此外,北京的央企总部、金融企业总部的地位也仍然稳固。在北方,少有城市能分担北京的人口。

  因此,有人口学家呼吁,北京应剥离相当数量经济职能给周边城市。这样,就可以通过“削城”以“调人”,北京也可由此跳出调水怪圈。

  2011年7月14日上午,在北京市水务改革发展工作大会上,北京市委书记刘淇首次提出“以水控人”。 2011年11月,“逐步建立以水控制居住人口规模的制度”的表述,正式进入《北京市“十二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十二五”规划人口问题顾问陆杰华曾向媒体解释称,“以水控人”意在让水资源示警,让人口数量和水资源、人均用水量“对话”。

  北京市人普办常务副主任顾兖州在做客“首都之窗”时指出,将来北京要发展科技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

  以包括水、交通在内的环境资源承载力确定城市规模,正是不少发达国家城市所奉行的。然而,复杂性也许在于,北京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牵涉众多复杂的政治考虑。在理念与实际操作之间,路途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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