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正被“妖魔化”：躺着也中枪的河南人

　　提要：对于河南人的歧视由来已久，据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青海省西宁市，一个小商店挂出一条横幅：处理河南坏蛋，每斤一毛钱。有河南人前去抗议后，店方改为：处理河南蛋，每斤一毛钱。再遭强烈抗议，后改为：处理河南坏鸡蛋，每斤一毛钱，终于通过。

　　1.躺着也中枪的河南人

　　在中国，深受“地域歧视”之苦的当属河南人。河南人每到一地，当地人都用异样眼光看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最近几年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关于歧视河南人的公众事件如下：

　　2005年，深圳龙岗区公安分局悬挂“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横幅引起争议，两名河南律师以此侵害名誉权为由提起诉讼。2006年2月，这起全国首例地域歧视案经法院调解结案，深圳警方向辖区内河南人道歉。

　　2007年，赵本山主演的电影《叶落归根》，里面有一位抢劫者(郭德纲饰)，讲河南话。这引起了社会部分舆论的持续关注。

　　2010年10月，演员郝蕾连续发布几十条微博，“怒骂”河南人，文中脏话连篇，文中脏话连篇，引起网友一片哗然，河南媒体《东方今报》刊发社论要求郝蕾“公开道歉”。郝蕾在其博客上发博文两篇首度回应此事，承认其27日其骂人的微博博文是其所写，不过并未透露其“骂人”原因。

　　2011年11月上映的《失恋33天》体现了“台词”高于一切的风范。文章的小男人形象再加上传统的“耍贫”台词风格，还有点小哲理，让观众既忘不掉巧妙的台词，又不会贪恋于思考台词中的爱情哲学。《失恋33天》的编剧鲍鲸鲸称赞文章，“他演的王小贱真的非常棒，比我想象的还要贱”。但片中有个令河南观众纠结的地方，“傍款”女李可说着一口标准的“台湾腔”，其男友介绍道：“我的女朋友普通话说得很好，大家都听不出来她是河南人。”影片后面还让李可在电话里爆了句河南粗口。虽然“笑果”很好，但让河南影迷难以接受。有河南观众在微博里说：“原著小说中压根没有提到河南人，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编剧、导演拍成电影时非得改了这么一出戏的，1亿多河南人躺着都中枪啊！”更有影迷在贴吧、论坛等呼吁“抵制《失恋33天》”。

　　2012年2月，读者蔡先生向报社投诉称，他在深圳市龙华新区一家科技公司附近发现一则招聘公告涉嫌就业歧视，公告中称“河南籍已招满”。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表示，该公司并没有明确表示不招河南人，故不能认定为地域歧视。蔡先生称，作为一名河南人，他看到这六个字时感到如鲠在喉，认为有歧视河南人的嫌疑。该公司负责投诉的一位李姓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他们确实发布了这样一条招聘公告，并称他们没有歧视河南人，这个规定是为了给全国各地来深就业者一个公平的机会，现在公司100多个人中已经有40多个河南人，他自己也是河南人。

　　对于河南人的歧视由来已久，据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青海省西宁市，一个小商店挂出一条横幅：处理河南坏蛋，每斤一毛钱。有河南人前去抗议后，店方改为：处理河南蛋，每斤一毛钱。再遭强烈抗议，后改为：处理河南坏鸡蛋，每斤一毛钱，终于通过。

　　这种民间调侃，十分无趣。这个案例一度成为河南社科专家分析的样本。西宁并不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他们为何也看不起河南人呢？专家分析说，近一百年来，河南生态恶化，大量人口外迁，作为外来人员，他们生活贫苦，处境不佳，难免会和当地人产生矛盾。地区差距和地区利益矛盾的存在，必然反映在社会心理方面，形成优势地区人群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如果不加节制而膨胀起来，歧视就难以避免了。

　　丑化和歧视的“沙尘暴”让河南人，尤其是在外地奔波的河南人感到人格、自尊被无情地伤害。到大城市寻梦的河南人不敢说自己是河南人。应聘时不敢在表格的籍贯栏里填写“河南”；租房时不敢用自己有河南标识的身份证；对别人介绍自己时不敢讲是河南人；听到七嘴八舌的丑化河南人的段子只会脸红、躲避、向隅叹息……离开乡土的河南人在公众场所--电车、地铁、餐厅里，即使和老乡在一起，为了躲避歧视的目光和歧视的待遇也不敢讲河南话。为了赢得成功的机会至少是他人的信赖和支持，赢得和其他省份人同等的待遇，河南人往往要顶着丑化的压力和歧视的重负，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来证明自己。

　　地球上每六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叫做“河南人”，而今天的河南人是尴尬的。谁也没想到，流淌五千年的黄河水现在弯进中原的时候，会突然被称为“盗泉”。一些同胞喊出了“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的口号，将一颗颗“鄙夷”、“冷漠”和“蔑视”的“目光散弹”深深射入了这群河南人粗壮的后背。

　　据五湖四海茶楼酒肆中的说法，有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的故事：解放战争期间，董存瑞和他的班长奉命去炸掉一座建在桥上阻挡部队冲锋的碉堡。当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到桥下时，却发觉没带炸药包支架，于是那位被现今“考据家”论证为河南籍的班长借口去找支架，逃之夭夭。英雄耳听冲锋号已经吹响，只好挺身举起炸药包，拉开导火索……巨响中传承下英雄无畏的精神，也“留下”英雄最后的呐喊：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

　　2.承受最著名歧视的上海人

　　世博会是传播中国的契机，也是改善上海形象的良机。上海人正在悄然改变，而外界对上海人的印象却几乎原地踏步。当下中国，最著名、最持久的地域歧视，不是针对河南人、北京人、广东人或东北人，而是针对上海人。

　　长期以来，上海在作为奇迹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被当作笑柄。上海交通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副院长王昊青觉得，她从小生活的这座城市一直陷于角色错位。

　　早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些去过“大上海”的国人大多有这样的经历：像搬运工一样扛回大大小小的日用品，顺便捎回的，是对上海人的矜持、排外、自以为是的抱怨。

　　海派女作家程乃珊告诉《记者》记者，她一直不明白，“上海人负担着全国1/6的税额，然后人均只住着两个平方(米)，为何外地人对上海人心存偏见？”

　　1990年，电视连续剧《渴望》在全国尤其北中国曾达到万人空巷的热度，而上海人对此却极其不买账，因为剧中唯一一个反面人物，就是以上海男人的形象塑造的，而且名字就叫王沪生。

　　若干年后，《渴望》的制作人郑晓龙接受采访，说起这部电视剧的创作缘起——当年跟王朔等几个朋友呆在一块儿“捏故事”，在王朔的主导下，刘慧芳这个人物出现了，集中国妇女所有传统美德于一身，女主角得有男的陪衬吧，于是宋大成这个好人和王沪生这个坏人就出现了。起名字的时候，大家说，“这坏人可不能是北京人”，于是，就叫王沪生了。

　　扮演王沪生的演员孙松说，自己演完这个角色后一度处境很尴尬。“走到哪都有人指指点点，在火车上都会被阿姨边打边骂。当年我在上海演出时，偌大的体育馆没有人为我鼓掌。”

　　自《渴望》之后，影视剧、春晚小品等场合出现的上海人形象，也多为自私自利、斤斤计较一类的典型。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张结海曾以热播的电视剧《潜伏》为例，其中一个情节是行动队队长马奎的上海太太给客人吃发霉的点心。他觉得这也属于对上海人的刻板印象，他的观点很快被媒体以“学者指《潜伏》丑化上海人”一类的火辣标题刊发，引起新一轮的热议。

　　发生在上海青年刘翔身上的故事值得玩味。当刘翔横空出世，并成功塑造出一个偶像形象，公众不觉得他是典型的上海人，反而认为他是“异类”；当北京奥运会上刘翔黯然退赛，被许多人视为“怯懦的逃兵”，一种很有市场的评价又风行起来：到底是上海人啊。

　　被“妖魔化”的上海人，大多一笑置之，只是某些时候的某些人群，会有烦躁和不理性突然爆发出来，并多次激化成网络热点事件。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院院长陈信康教授援引有关调查数据，认为上海人素质偏低，与国际化大都市形象不符，部分市民排外现象严重。他不曾想到，自己的发言在网络上引发一些上海人的愤慨，声讨甚至谩骂滔滔袭来。

　　无妄之灾也降临到上海文化商人李大伟的头顶。他不断接到陌生人的电话，“基本就没停过”，其中绝大多数开口就是谩骂。李大伟有点晕头转向，后来才搞明白，《新民晚报》社区版重新刊发了他四年前的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新英雄闯荡上海滩，不限户籍个个精英》，文中如下一段话激怒了一些上海人：“新上海人，浦东密集度最高，办公大楼里最多。到浦东，尤其是陆家嘴，都说普通话，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有点像美国土著红种人。”

　　有人致电报社和宣传部门抗议，有人直接在网络上回击，《新民晚报》所属的论坛也曾遭受恶意攻击，而当事作者和编辑更是被“人肉搜索”。

　　从小在上海出生、长大的李大伟有点诧异，他没有想到骂他的人大多数不是老上海人，而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许多人的上海话也说得并不地道。

　　那篇文章被缩编到报纸上，又被摘取到网络上，不断被断章取义，最后直接称了一句“说上海话是没文化的表现”，这让某些人心中积郁的怨气找到了发泄的出口。“年轻人一看到那句被放大的话，立即热血沸腾，有的没有搞清前因后果，就开口大骂。”

　　李大伟经营着一家很有名的茶馆，“上海话事件”中，他很担心发生过激行为，比如有人上门闹事。但事实表明，他多虑了，那些谩骂者不过只是躲在暗处发泄一下。“上海话”事件最直接的影响发生在当值见习编辑周小姐身上，因为某些官员也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怒，致使周小姐被调离原来的岗位。

　　一位网友的评论对此现象感到诧异，开埠以来海纳百川的上海，怎么连一句调侃都承担不起？他觉得“上海话赢了，上海输了”。

　　最近的一次关于“歧视上海”与“上海歧视”的著名公共事件，发生在2009年12月23日早晨，上海电台动感101《音乐早餐》直播中，主持人晓君和小畅在播放音乐间隙用上海话调侃。一名听众发来短信称“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晓君在节目中回应：“⋯⋯这位听众，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以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讨厌的人的周围。”

　　3.“匪气十足”的东北人

　　2005年1月17日的《北京娱乐信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北京市无业人员方某苦觅工作干了两个月后却未得一分报酬，心里不平衡的他便起了抢劫的哥司机的念头。为了达到抢劫、唬住的哥的目的，方某苦学东北话，结果他学得一口纯正的东北话。作案时，他便谎称自己是东北人，用匕首和东北话唬得司机乖乖地拿出钱来。据悉，方某在两天内抢劫“的哥”十起，抢得1400余元，被抢劫的的哥只有一人报案。

　　本地人非要冒充外地人进行抢劫这倒是一大新闻。但为何偏偏要冒充东北人进行抢劫呢？显然在方某看来，东北人代表着野蛮与犯罪、代表着违法乱纪。这恐怕对东北和东北人的偏见与歧视所造成的，对东北和东北人的偏见与歧视就是对东北的一种社会记忆：东北人和东北话是懒惰、野蛮、粗俗、匪气的象征和标志，东北人的形象是野蛮和粗俗的。

　　早在2002年6月，北京本地某报6月19日的一则报道让在京所有的东北人犹如掉进冰窟。报道称，在亚运村大屯地区北顶村，由于频频发生由东北人制造的恶性治安案件，当地有关管理部门不客气地对村内所有东北人下达了“逐客令”。此事被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虽然事后很多东北人又陆续回来了，但社会上有关“地域歧视”的争论仍在继续，尽管许多人相信，东北人在北顶村的遭遇只是一个偶然和个例。

　　从历史角度来看，东北人的土匪形象在民国前后形成的。东北战乱连年，社会经济依然十分落后。比如最能代表经济状况的城市建设问题，吉林“最早的城镇是船厂，它是清朝为皇家造船的集镇，由造船、屯兵带动了其他产业、服务业，直到1930年才由当时政府正式命名为‘吉林市’的。长春市是原名为‘宽城子’的一个小镇，被伪满洲国定为国都后，才形成城市雏形。……与其他城市比颇为逊色。”那时东北还常有土匪、马贼侵扰民众，他们“多则千余人，少亦数百人、数十人不等。肆出绑票，民不聊生。受害者控于有司，不为理，控于日，不得直。地方官欲按其罪，惮其为外人用，不敢动。外人亦曲庇之，俾地方官法令不能行。”而且当时掌握东北军政大权的军阀张作霖也是靠土匪起家。因而那时的东北在关内人心中，依然是一个贫困落后、土匪横行、野蛮粗俗的地方。

　　从古代到民国时期，东北在人们心中一直是一个荒芜落后、土匪横行的地方，提到东北，人们就会想到一个土地荒芜、生活困苦的蛮荒之地，这个时候的东北人给人的印象都是好吃懒做、一身匪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