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外逃“裸官”天堂依旧?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3月01日 09:43 南方都市报新浪城市新浪机构认证

  加拿大:外逃“裸官”天堂依旧?

  早期的外逃“裸官”高山依然“潜伏”。

  赖昌星被遣返对在加拿大生活的中国贪官们触动巨大。

  南都记者 陈显玲

  美丽的“枫叶之国”加拿大,是16世纪法国航海家杰克斯·卡蒂埃在寻找通往印度航道的探险中,寻找到的新世界。这块独立后历经30余年治理形成的尊崇法治的北美圣土,屡屡与中国外逃贪官的名字捆绑在一起,并成为这些曾肆意在中国官仓啃啮的“硕鼠”们的“新世界”——避难天堂。

  “天堂”里的中国贪官群体

  《环球华报》是一份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华文报纸,其总编辑黄运荣十年前开始关注到,在加拿大的主要城市,隐藏着一个数量不在少数的中国人群体,这个群体与中国有着丝丝缕缕扯不断的联系,他们或安静或喧闹的加国生活的前身,基于一个共同的标签——中国贪官。

  最早引起黄运荣关注的并非中国贪官,而是一个把数百官员拖进牢狱的福建商人——赖昌星。

  “赖昌星逃到加国,与他曾经有金钱关系的贪官也许也在加拿大。不过,当时只是凭直觉感到应该有不少贪官在加拿大,但加拿大政府无从提供有关信息。”黄运荣说。

  黄运荣了解到,由于赖昌星案的指标作用,令不少中国贪官近年来都选择加拿大作为避难之所。至少也可以弄个“免死金牌”,直到高山案曝光之后,中国贪官群体在加拿大才正式浮出水面。

  2007年,黄运荣在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寻找并采访因在中国境内贪污移居加拿大的中国贪官群体和贪官的“先遣部队”,先行移居的官太太和子女。他和一位移民温哥华多年、做过地产经纪的中国人同行,起点选在本拿比市中心,理由之一是赖昌星曾长期居住在这个区。

  2007年的本拿比,逛商店,去餐馆,用普通话可以畅行无阻。当年不完全统计显示,本拿比的华裔人口已在四成左右,已成为大批中国大陆新移民的首选定居地之一。

  他在文章《中国贪官加拿大窝点调查》开头写道:“美国是乐园,加拿大是天堂。”据说这是中国外逃贪官总结出来的“经验”。位于加拿大西部太平洋沿岸的大温哥华地区,由于气候宜人,生活方便,而且距离中国较近,已成为中国贪官藏身的“理想之地”。

  近二三十年,华人甚至打破了加拿大最早的英国殖民者居住区——西温哥华市“华人不得在此居住”的禁忌,加国地产经纪介绍,五年前该区放盘出来的顶级住宅,价格在数千万加元,几乎全部为华裔包销。

  西温哥华市地势奇特,依山傍海,给人一种“会当凌绝顶”的感觉。加上这里没有闲杂人员路过,十分隐秘,只要不下山,基本上没有人知晓你的行踪。黄运荣采访中得知,这也是不少中国贪官首选此地的原因。而房价的高昂令不少贪官觉得很有满足感。

  在温哥华众所周知的富人区——温哥华西区,除了有加拿大排名第二位的高等学府卑诗大学外,还有不少优秀的中小学。跟随黄运荣采访的地产经纪介绍,在重视教育的中国人眼中,学校成为他们选择居所的首要选择。赖昌星刚到加拿大,就曾在加国温哥华西区置业,旋即搬走。

  在环境幽静的卑诗大学的海滨富豪区,住宅占地面积均在1000平方米以上,有着漂亮的海景,地产经纪感叹说,有些中国超级大贪就住在这千万豪宅的区域。

  但在加拿大的中国贪官,并不是人人都能安居豪宅,他们的境遇因是否已经曝光而有天壤之别。

  未曝光的官员在加拿大过着尚属不错的小日子,虽然不及在中国那般风光,但在加拿大优越的自然环境下,倒也是优哉游哉。

  而那些已经被加拿大政府发现、控制或进入法律程序的人。这些人只要尚未取得难民身份,就不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加拿大华裔法律专家、澳门圣若瑟大学国际法讲座教授杨诚(Vincent Cheng Yang)在加拿大接触过一些中国逃犯案件,他观察到,尚未被加拿大政府发现的中国贪官,如果中国政府不知道这些人在加拿大,或者不向加拿大政府要求查处,这些人可以在加拿大高枕无忧,快乐生活,甚至大肆挥霍。而一旦曝光,没有难民身份的中国贪官往往是被羁押、监视、限制行动自由。

  早期“裸官”高山等依然“潜伏”

  多年来,国内媒体对在加拿大的中国逃犯的报道数量甚至超过对在美国和欧洲的中国逃犯的报道数量。去年,媒体关注度最高的中国逃犯赖昌星终于被强制遣返回国。但是,仍有不少中国逃犯案件有待解决,比如,同样享有很高知名度的高山等人的案件。

  高山是7年前在国内轰动一时的金融诈骗案“中行高山案”的主角,2000年至2004年间,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与北京世纪绿洲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哲等先后将骗取的近10亿元存款分期提现,通过地下钱庄转至海外。

  2005年1月4日案发前,高山、李东哲等主要涉案人员均潜逃至加拿大,在此之前,高山的妻子和女儿早已先期离开中国,高山作为早期的“裸官”在案发前逃往女儿所在的加拿大温哥华。

  一个月前,“中行高山案”主要幕后指使人李东哲投案自首,这起沉寂已久的金融诈骗案再度进入公众视野,但是高山仍旧在加拿大隐没在国人视线之外。

  黄运荣因为工作关系,与高山、高山妻子李雪以及女儿高山雪莲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与高山接触最多,包括在庭内庭外,高山也认识我,还曾向其妻子介绍我”。

  黄运荣说,最近几年,高山一家在加拿大十分低调,没有再出现在公众场合。而他接触过一些疑似中国贪官的家人,他们更是相当低调,基本不与外界接触,只是在小圈子内活动。

  “如高山之流的境况相对差些,一来由于他们金钱来源有问题,加拿大在国际合作打击洗黑钱方面一直不遗余力,只要中国公安通过国际刑警提供信息,便会对相关人士进行监控,甚至冻结有关账户。他们也不敢随意动用贪污所得,所以,日子并不好过”,环球华报总编辑黄运荣介绍。

  多年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加拿大,人们普遍认为有不少中国的贪官和其他涉嫌经济犯罪的逃犯跑到加拿大要求避难。毫无疑问,加拿大是涉嫌经济犯罪的中国贪官、奸商和诈骗犯外逃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在加拿大生活的中国贪官到底有多少,目前难以从公开渠道寻找到准确数字。

  加拿大华裔法律专家杨诚介绍,在加拿大的中国逃犯案件在审判前一般不公开,有的甚至在审判时也不公开,因此,没有公开的统计说明中国的逃犯跑到加拿大的具体人数和情况。

  杨诚在接受南都记者邮件采访时介绍,原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曾在加拿大公开对媒体表示,加拿大是中国逃犯的天堂,在中国被通缉的外逃经济犯罪分子一半以上跑到了加拿大。

  杨诚分析,这位大使的依据应该是中国官方的内部统计,“要具体弄清楚中国逃犯在加拿大的情况,必须有中加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而中国对不知去向的外逃罪犯,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予以全球通缉。”

  加国法律是否成“免死金牌”?

  厦门远华走私案主犯赖昌星,外逃加拿大一拖就是12年,用足加拿大的司法程序。在环球华报总编辑黄运荣看来,此事形成的赖昌星案效应,为中国贪官们提供了一线生机,尤其是在赖被遣返之前,他们一度认为加拿大是他们最安全的避难所。

  因赖昌星案所带来的深层次影响在于,赖案所显示的加拿大的司法制度中“宁纵勿枉”的司法精神,被中国贪官看成是一块金钱难买的“免死金牌”,也因此在中国国内,加拿大的司法体系常被媒体和学者诟病。

  加拿大华裔法律专家杨诚,曾负责加拿大对华刑事司法合作项目16年之久,并受加拿大移民部聘请担任政府方专家证人,在赖昌星、高山等重要中国逃犯案件中提供专家意见和出庭作证,他详细梳理了加拿大处理中国贪官和其他逃犯要求避难的案件,要依据五个方面的法律规定。

  杨诚介绍,加国处理难民案件,主要是根据加拿大的《移民和难民保护法》。其次,如果外国逃犯在加拿大境外犯有国际犯罪,或者在加拿大境内犯有加拿大法律规定的犯罪,比如洗钱犯罪和有组织犯罪,要根据加拿大《刑事法典》和单行法加以惩处。

  “第三,加拿大是国际难民公约等国际公约的成员国,在处理要求避难的外国逃犯时,必须遵守加拿大已经加入的国际公约的规定,比如难民公约关于‘难民’的定义”。

  杨诚说,第四,加拿大高度重视保障人权,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适用于在加拿大的所有人,也包括在加拿大领域内的外国逃犯。第五,加拿大是判例法国家,所以,以往法院对类似案件的大量判例也是重要的法律依据。

  关于加拿大处理中国逃犯的法律程序问题,杨诚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解读,从中加双方来考虑。

  “加拿大在处理外国逃犯案件时,有不少案件久拖不结,这说明法律制度的效率有待提高”,杨诚举例说,比如,应该规定每一诉讼阶段的最长时间和最多次数,减少无限拖延和反复缠讼。

  杨诚在加拿大同样观察到,相对与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逃犯而言,来自中国等国的逃犯特别难办。

  “两国存在法制上、文化上的巨大差别,往往需要作出特殊的安排”,杨诚说,正如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承认的那样,目前中国在人权领域的确存在各种问题。因此,加拿大有关部门在处理中国逃犯案件时必须面对各种法律障碍。

  “比如,中国是法律上规定死刑最多的国家,也是实践中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加拿大必须考虑中国逃犯回国后是否面临死刑的风险问题。如果有死刑的风险,加拿大就不能遣返逃犯,否则,就违反了国际公约和加拿大的法律”,参与过赖昌星案的杨诚介绍,因此,在赖案中,就需要中方作出不判死刑、防止酷刑的特殊承诺。

  “有人会说,对赖昌星这样的中国通缉犯应该特别处理,但这违反了人人平等的加拿大价值观”,黄运荣认为,加拿大立法的原意是不要让任何人蒙冤,其司法制度是保护弱势群体,加拿大的整个社会都是建立在“诚信体系”之上,这是最人性的司法体系。

  由于中加之间没有签订引渡条约,所以,在法律上只能用对付非法移民的遣返程序,或者用个案协商引渡的办法。

  熟悉加拿大法律的杨诚介绍,在实践中,加拿大对中国逃犯基本上采用遣返程序。对于高山这样的已经取得加拿大移民身份的逃犯,由于在申请移民时隐瞒了犯罪事实,所以,加拿大可以取消他的移民身份,然后加以驱逐。

  “应该说,如果中加之间有引渡协议,可以更顺理成章地处理逃犯问题”,杨诚说,但是,即使有引渡协议,也要面对人权领域中的障碍。比如,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有引渡协议,对可能回国后被判处死刑的美国逃犯,加拿大也会要求美国作出不判死刑的承诺,否则不予引渡。

  去年,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曾在与南都周刊的对话中表示,“其实加拿大人民对贪官也同样憎恨”,他提及:关于罪款的移交上我们也希望能够很快达成一个协议,如果这类罪款被带到了加拿大,能有途径把这些钱返还到原来的国家,“双方正在讨论,希望能在未来的一年里取得进展,我无法预测什么时间能达成协议,因为这涉及到两个国家”。

  环球华报总编辑黄运荣并不认为,中国贪官赖在加拿大,是因为加国的法律有问题。他向南都记者讲述了“温哥华的地铁”的例子。

  温哥华地铁自从建成的那一天起,都是由乘客自觉购票的,既没有售票员,也没有入闸机,更没有验票员,全凭大家诚实购票。“现在,几个外来人,不买票乘‘霸王车’,这难道是温哥华人的错?”

  黄运荣猜测,如果温哥华地铁只针对中国旅客实施验票,国内网民不翻天才怪,“但现在温哥华地铁马上就要装入闸机了,这是谁的不幸呢?”

  防范裸官外逃,“单纯申报是不够的”

  除了已经外逃的贪官,目前国内引起热议的裸官现象,即中国公职官员的配偶和子女,并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通常舆论认为,裸官现象使贪官在事发前后外逃变得容易,而且增加了贪官外逃的几率,成为防腐败工作中难以防控的风险,一系列“禁裸”的措施也开始在官员系统中进行试水和实施。

  黄运荣观察到,在加拿大确实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国留守太太群体,她们单独或者带着孩子在加拿大生活,而她们的丈夫留在国内,大部分是生意人,其中也有少部分是中国在职官员。

  “她们是中国特定发展时期的产物”,黄运荣说,目前在加拿大不可能有具体统计中国官员配偶或子女的数据,这个数据只可能在中国找到,因为加拿大不需要申报,而中国是要求所有官员申报。

  黄运荣认为,国人不必对官员送子女出国过度敏感,官员的配偶出国大多是为了照顾子女,加之以“裸官”之名,让人觉得其有贪污之嫌,恐怕也是“未审先判”,有失公道。黄认为要具体分析为官者送配偶子女出国的原因,是关乎生活条件,亦或者是不满于食品安全、教育环境,也许他们希望子女出外学习先进知识和管理经验?恐怕每位中国官员送配偶和子女出国的原因都不尽相同。

  加拿大华裔法律专家杨诚也关注到中国国内热议的“裸官”现象,他认为探讨这个问题很有必要。

  “事实是,裸官外逃和转移资产都比较方便,也确实发生了不少裸官外逃的案件”,杨诚认为,目前中国出台的裸官申报制度是一个重要的进步,有助于预测、防范官员外逃风险。但是,单纯的申报是不够的。

  杨诚认为,广东等地规定的裸官不得担任正职是一个有趣的尝试。申报要与核实、公布、任职条件挂钩,否则,难以防止瞒报、走过场的问题。

  “比如,假如一个省的省长或副省长的家属都在海外,只有他一人在国内,是不是应该让这个省的人民知道?民众在反腐败领域有没有知情权?”杨诚建议说,要有效防止腐败,只有内部控制不够,还必须依靠社会大众。

  除了官员的配偶和子女信息的申报、核实和公开,杨诚认为,与之相配合的防止贪官外逃的主要制度之一,是一定级别主要官员的资产公布制度。“这个问题在港澳能够解决,内地也应该不难解决”。

  杨诚介绍说,加拿大政府近年越来越重视处理中国逃犯问题,加拿大政府一再重申,加拿大不是外国逃犯的避难所,加国内也在研究如何修改《移民和难民保护法》,如何提高处理外国逃犯的工作效率。

  “去年,赖昌星被强制遣送回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对目前还赖在加拿大的中国逃犯是一个极具震撼力的事件。其中,有些人会发生动摇,自愿回国争取主动”,杨诚分析说,现在,中加两国都将要开展对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情况的自我评估和国际评估。这会有助于发现各自制度上的缺陷和相互合作中的障碍,促进问题的解决。随着中加两国互信的提高,两国在处理逃犯和赃款问题上的合作必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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