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官员反思瓮安事件:敌对思维致民怨淤积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4月27日 15:48 中国青年报

  3年前,这里爆发了一场闻名中外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只有近10万人口的瓮安县城,有3万多群众走上街头。由于对一位16岁少女溺水死亡处置不当不满,再加上谣言煽动,愤怒的人群先后冲击了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并点火焚烧了3座办公大楼。

  冲天大火震惊全国。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瓮安建立了长征路上第一个人民政权——桐梓坡农会。70多年后,这里的基层政权却遭到了质疑:她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究竟如何?反腐防变的能力怎样?她的执政基础是不是正受到威胁?

  在一段时间里,“瓮安执政”成了全国领导干部的一道考题,“瓮安之问”引发了社会的深沉思考。

  瓮安人的解答是写在现实中的。3年过去,瓮安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信访奇迹:80%纠纷可止于初访

  2008年7月4日,“6·28”事件刚过去6天。龙长春从贵州省委办公楼出来,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就直接前往瓮安履任县委书记。此前,他的职务是铜仁行署副专员。一同“空降”的还有代县长谢晓东、公安局长庞鸿和政委周胜。

  新班子带着省委的基本判断上任:“6·28”事件是当地社会矛盾长期积累,民间怨愤淤积太久的结果,是典型的泄愤式群体事件。“近10万人的县城,3万多人上街,办公楼烧着了有群众还欢呼。”龙长春坐在车上,一位老领导的话言犹在耳:“瓮安县委坐在火山口上了尚不自知!”

  此时的瓮安县委大楼已是满目疮痍,龙长春只能先在林业局“安营”。在这里他劈出了第一板斧——县委书记大接访。“要化解民怨,就必须直面矛盾。”他在临时办公楼里先竖起了“为人民服务”的屏风,又在一楼设立了信访接待室。一时间,楼前人流熙来攘往,办公室灯光彻夜通明。

  4天后的赶场天,公开大接访的大棚搭到了县城中心的广场上。由于电视台提前发了预告,所以一大早访民就蜂拥而至。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放号”,叫到号后,访民按反映问题被分到不同部门的棚子里,但许多人进场后却直奔县委书记的大棚。

  当天一共接访了115个号。傍晚收摊时,上访群众不愿离开,县委、县政府承诺:放号有效,下次继续使用。瓮安县信访局原局长秦综就在现场,他对中国青年报(微博)记者分析说:“这种场面表明,老百姓对新一届县委县政府抱有希望。换句话说,这些信访件能不能办好,决定了老百姓能不能重新相信你。”

  在此后的40天里,像这样的大规模公开接访又举行了两次。

  除了书记大接访,瓮安还同时启动了干部大巡访、教师大家访、公检法司大联访、乡镇干部大走访,俗称“五大访”。五大访引爆了全县的信访潮。“2008年上半年县上信访只有42件,7月4日到年底,就爆涨到2121件次3449人次。”秦综回忆说,“许多长年积案都翻了出来。”

  构皮滩水电站移民搬迁是瓮安的一个著名积案。由于不满安置政策,部分移民长期上访。2004年12月,当时的县领导带队到江界河村商议补偿标准,谈判陷入僵局。有村民将宪法拿给县领导,让其当众朗读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矛盾瞬时激化,干部群众发生激烈争执。不满的移民把工作组扣了两天,工作组最后在警察解救下才得以脱身,解救中多名村民受伤。从此,江界河移民成了瓮安一块板结的伤疤。

  这块伤疤不时化脓。一些移民参与了“6·28”事件,还有的移民抢占乡政府食堂,自己淘米做饭。2009年夏,瓮安县工作组到江界河村进行了逐户访问,他们发现,僵局缘于敌对思维,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工作到位,再死的结也解得开。

  新政策很快出台:愿意搬迁的移民,及时补偿到位。暂时不愿搬的不强迁,哪天愿意哪天迁,县机关部门对口帮办手续。实在难离故土的,政府花钱在水线上平整一块地,供其建房安置,并由县领导逐一“包保”。

  “移民后来大多自愿迁走了,300多户中留下的只有20多户。”龙塘乡党委书记李飞对记者说,“留下的也已安定,江界河基本实现了息访。”

  大接访当年接案3170件,结案率达98.1%。“6·28”前,瓮安的信访结案率只有18%。半年间,信访结案率提高了80.1%,堪称奇迹。

  大接访次年,瓮安信访量迅速回落,2010年下降到693起,较2008年下降68%。“80%的上访其实完全可以止于初访。”一份总结报告写道,“如果基层执政得力,民怨何以如此淤积,又怎么会爆发‘6·28’事件?”

  权力失范:干群关系扭曲错位

  “6·28”事件其实早有前兆。

  “2008年的时候,冲突已有好多次。农民扣干部,警察抓农民,有一次水库移民甚至冲击了公安局。”一位瓮安老干部对记者说,“点燃县委大楼的那把火,是迟早的事。”

  “瓮安事件的深层原因是干群关系的严重扭曲。”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分析说,“公仆跟他的主人,在角色上出现了严重错位。”

  “玉山帮”案是这种扭曲错位的典型案例。

  “玉山帮”是当时瓮安最大黑帮。因其骨干多为玉山镇人而得名。在2008年7月被剿灭前,它已在瓮安横行了10年。其间,多名黑帮头目成为中共党员,一个黑老大的父亲甚至被任命为村支书,其能量让外间人瞠目。

  在“玉山帮”的审判卷宗中,记者看到了6名国家工作人员的名字,其中有乡镇党委书记、科局级干部和公安干警等。判决书写道:由于他们的庇护纵容,“玉山帮”得以获得政治和经济力量,从而发展壮大。

  中坪镇党委原书记杨兆明是曝光的保护伞之一。乡邻周知的是,他的儿子拜了“玉山帮”老大熊教勋做干爹。2005年,“老亲”熊教勋看上了一座铁矿,可当地商人的承包合同还没到期。多次滋扰威逼无效,熊教勋即请杨书记出场“劝退”,并允诺赠送未来“腾飞”洗矿厂干股。

  此事正合杨兆明之意。他随即伙同副书记郎永林以无证开采为由,威逼原老板退出了矿山。事后杨、郎如愿各分得“腾飞”六分之一股份,先后获利人民币20多万元。在“腾飞”,杨、郎也默认了职责,即提供“官方保护”。

  中坪镇国土所曾因“腾飞”手续不全下发过十多次停采通知,但由于杨、郎屁股坐在了“玉山帮”一边,“腾飞”每次都顺利过关。郎永林事后供述,“我每月都要与国土所到各个矿山检查安全生产,但‘腾飞’从未被处罚。即便他们单独去的时候,也只是象征性地下过处罚单,没有真正处罚过。”

  中坪镇派出所原所长杨育平的“角色穿越”更为戏剧。杨育平和“玉山帮”另一老大卢宝霖是干亲,两人的合作堪称经典。卢的生意主要是开赌场,杨在卢的多个赌场都有干股,杨调到哪里,卢的赌场就开到哪里。由于杨的庇护,卢的赌场形同敲诈。而且因为有此内鬼,多次打击“玉山帮”的行动都落了空。

  具有红黑双重身份的杨育平多次上演无间道。2007年1月,杨得知县公安局决意要禁赌,就给“玉山帮”传过话去:“我们搞的赌场应该停了,不如我带派出所把它砸了,也好给群众一个交代。”3天后,杨带着五六个警员冲到赌场,当场砸了啤酒机,还煞有介事地罚了“玉山帮”3000元。“两千块买了头猪,所里年终聚餐。剩下的一千元交给内勤上账。”

  此事不仅成为杨育平夸口的工作业绩,还成为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证据。

  在瓮安,我们经常听到过去这种角色错乱的故事。有警察在警局旁的饭馆吃饭常不给钱,结果老板见他来就关门。有派出所经费不足,就派员隐藏在乡村小路边,等有人骑摩托车过的时候,突然窜出来执法,“没有说服教育,只有罚款放行。”一位老民警说,“有时一辆摩托车一个月能被查三四次。”

  “完全忘掉党的宗旨和自己的身份啦。”临危受命的瓮安县政法委书记吴智贤对记者说,正本清源的第一步,就是要让干部和警察知道:我是谁!

  重归公仆:组织压力逼出奇效

  压力让瓮安人警醒。醒来后首先做的就是把公仆们“赶”到百姓中去接地气,建感情,找回自己应有的位置。这是强制性的,自干部作风教育整顿以来已问责127名干部。

  杨胜乾是雍阳镇原政法委书记,因“6·28”事件受到处分,被调往鱼河乡任乡长助理。深溪村是乡里情况最复杂的村,杨胜乾选择到那里“从头再来”。

  进村第一次开大会,“那天出大太阳,主席台在屋檐下的阴凉处,村民们都坐在坝子中间。”杨胜乾说,自己刚在台上坐下,就听到有人喊,“为哪样你坐在阴凉里,我们晒太阳?”“对哈,大家都坐在一起。”杨胜乾应和着赶紧把桌子搬到坝子中间。

  顶着烈日,他扳着指头一项项地说村里可能发展经济的路子,村民们也一直仰着头,仔细地听着。那次大会后,杨胜乾成为深溪村党总支书记。

  接着,杨胜乾为村里引资准备发展1000亩精品猕猴桃种植基地。但一下子流转出这么多土地,在过去肯定要吵得天翻地覆。杨胜乾给农户一笔笔算经济账,靠着增加收入美好前景说服了大家。“现在懂得了什么是为老百姓执政。”杨胜乾总结,把自己摆在服务者的角度,用一颗公心干工作,才会赢得公信。

  治吏的同时也在治警。2011年春,瓮安公安系统选派了100名年轻干警到老百姓家去当“义工”。20天里,跟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准请假,不准探视,凡私自离岗一律关禁闭7天。

  中坪镇派出所民警曹开野被派到一个小山村住户,一落脚,房东就问他:“你还记得我吗?”曹开野马上愣住了。

  原来,2007年一个冬夜,这个村民曾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的耕牛被盗,因此类案子费时费力,曹开野不积极:“太晚了,明天再去看吧。”村民重复了很多遍心中的焦急,没能说动小曹出警。第二天,小曹又因为有其他事情,最终没去勘察现场。

  “你知道吗?我那天特别失望。其实也并不指望能找回牛,只是希望在最害怕的时候,你们能起点震慑作用。”那个老乡说,“可我连这都没得到。”

  此时留给曹开野的只有痛悔。“那次活动回来,许多人的总结都写成了检讨书。”

  “瓮安现象有很强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内管束特点。”王长江教授说,“而这里的作风转变之所以效果好,是因为他们不仅有风暴,还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制度。”

  瓮安县委组织部率先试水建立了“基层组织局”。他们首创了机关和基层党支部“双向组织生活”。“现在县乡村干部都实行了‘写民情日记’、‘记民情台账’制度,以检查干部下基层的情况和对农户的了解。”瓮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彭志伟说,“这些记录都是提拔任用干部的依据。”

  最有特色的是副科级干部任村支书的制度。目前已有49个副科级干部任村支书,约占全县村支书总数的一半。这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瓮安做法,在这里还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熊永忠是铜锣乡著名的上访户。他所在的村组大片林地因构皮滩水电站的兴建而淹没,可国家给的补偿款却被原村支书廖德云私吞了。后来廖德云被判刑,可他的家族势力仍非常强大。讨款无果,熊永忠只有不断上访。

  2011年8月,铜锣乡党委换届,熊永忠再次上访。令他意外的是,新来的党委书记宋华当场表态,15日内肯定给个答复。此时正值瓮安县推行副科级干部任村支书制度,铜锣乡党委将副书记下派村里兼任村党总支书记,同时将临近两村的党总支副书记实行异地交流任职。

  由于排除了人为干扰,实地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12天后,宋华等人到熊永忠家商议,听取意见,最后决定用一笔专门的资金解决问题。

  等到这个结果,熊永忠大喜过望:“多年的上访路,走到这里,算是到尽头了。”

  不仅如此,在多次目睹了乡干部的新作风后,熊永忠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村党支部,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为老百姓干事的党,值得加入!

  立党为公:利益切割标示执政理念

  瓮安矿产丰富,自古就流传着“谁能识得破,金银用马驮”的诗句。如何切割好这块“肥肉”,一直考验着瓮安的基层政府。

  瓮安的磷矿大多在玉华乡,这里也是矿群矛盾最尖锐的地方。由于矿产的开采,当地地下水源曾被挖断,人畜饮水发生困难,而地基的下沉,也导致一些百姓的房屋开裂。

  “政府的税收增加了,老板腰包鼓了,村民非但没有受益,甚至还受了损失。”玉华乡乡长张林才说,“这样的发展怎能不累积危机?”

  2007年4月,玉华乡岩根河村田坝组村民与当地矿产开发公司发生纠纷,在解决过程中,村民又与政府人员发生冲突,13名村民被拘留。随后村民冲击了县公安局。“6·28”事件当事少女的干爹也曾参与此事。一年后,正是他用冰棺保存少女遗体,导致事态向恶性发展。

  “参加群体性事件的许多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政治诉求,大多是因为具体的经济利益问题。”王长江说,“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的关键是切割好利益。执政党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是瓮安人用血换来的教训。”

  2008年10月,瓮安县人大通过了《关于建立瓮安县和谐矿区建设基金的议案》,制定了“谁开发、谁保护,谁引发、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明确矿山开采业主的责任,保证治理资金和治理措施落到实处。

  在新理念指导下,玉华乡解决了一桩历史公案。牛宫村由于矿产开发,许多农民失去土地,生活无着。运输矿石是很大一块肥肉,可乡里的车队长期交给私人老板经营,村民得不到一点利益。为此,失地农民常常堵路。

  “6·28”后,玉华乡动员老板退出车队,然后成立了“北斗装运有限责任公司”,村民一人一股,每股2500元,总集资120万元。公司雇佣经理班子负责运营,除提取一定公益金帮助村里的孤寡老人,红利年终均分给每个村民股东。2011年,每个股民都分到了2000多元。

  “公司制度非常严密。每年出生的婴儿在次年入股。”总经理舒泇华说,“公司成立后,再没发生过堵路,一堵路,就损害自己的利益啊。”

  切民间资本的蛋糕不易,切政府自己的蛋糕更难。

  这方面,瓮安也有教训。2007年前,瓮安县工农业产值和财政总收入都增长很快,但用于民生的支出却很低,以至怨声载道。

  对此,瓮安一中校长李凤奇的感触最深。在他的记忆里,2008年以前,政府不但不对学校发展投入经费,还要将学校收费中的40%交给财政统筹,“2007年瓮安一中就‘统筹’走了116万元。”有校长曾经跑到教育局局长办公室去争取、吵架,还是依旧统筹。

  当时,瓮安全县3200多名教师承担着近8万中小学生的教育任务,其中瓮安一中的师生比达到1∶30,全县人数最多的班级有145人。“全县初、高中校内住宿只能容纳2000多名学生,七八千名学生在校外租房居住。”李凤奇说,“由于管理跟不上,黑社会势力慢慢渗透到学生中间,‘6·28’事件中,青少年成为参与的先锋。”

  痛定思痛,瓮安县领导在反思会上表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先把民生的欠账还上!”2008年以来,瓮安县偿还教育历史欠账4826.77万元,投资3.06亿元建设和改扩建重点学校,筹资3978万元改造了一批农村初中和薄弱学校。县城学校每班学生变成了60人左右,校内宿舍也基本满足了需求。

  观念一变,思路大开。征地拆迁是各地政府最头疼的事,然而瓮安县城改造实施3年,涉及到的4000多拆迁户却无一上访。“根本原因就是让利于民。”瓮安县委副书记、县长尹德俊说,“把利益多切一点给老百姓,是市政工程,就切政府的;是商业开发,就切开发商的。”

  瓮安的补偿政策确实优惠:对县城居民拆迁执行“拆一补一,结构陈新不补差”政策;将农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从每平方米25元提高到43.09元;对失地农民的安置方式由原来单一的货币安置,转变为小城镇安置、货币安置、划地安置、社会保障安置等多种安置方式,让百姓自主选择。

  如此力度的让利补偿,在全国也是超前的。有人曾经提醒瓮安其中的风险,但瓮安县委的回答是:“发展是为了人民,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利益,就值得干。”

  还权于民:百姓评判永葆警醒

  通过过去3年多的治理,瓮安的成绩单十分靓丽:全县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7.3%,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7%。2011年,瓮安实现县内生产总值52亿元,财政总收入7.5亿元,分别是2007年的2.37倍和3.13倍。

  2011年群众对干部满意度比2007年增长57.2个百分点,群众安全感指数比2007年增长38.65个百分点,排名全省第2位,尤其是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从2007年的全省垫底提升到全省第1位。

  瓮安的未来也十分光明。一个以县城为中心的60平方公里规模的城市雏形正在显现,瓮安工业园区已经吸引总投资216亿元的57个项目落地建设,农民工创业园及瓮安职校正在工业园区内建设。更让瓮安百姓欣喜的是,县城到贵阳的高速公路将于今年开工,建成后将使到省城的车程缩短到1个小时之内。对瓮安这样一个资源大县来说,这无疑将会如虎添翼!

  “从大乱到大治,瓮安所做一切的根本就是回归党的宗旨。瓮安的实践也证明,执政者只要醒着,就有的是办法去解决问题,攻克难关。”王长江分析说,“但是,怎样才能保证执政党永远警醒,不再睡去?”

  王长江曾在瓮安干部陪同下去参观原县委大楼的废墟。大家议论说,这是对执政者的警示。

  回到宾馆,王长江和瓮安县干部一起讨论起了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

  67年前,黄炎培先生曾在延安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瓮安就是按这个思路在探索,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们对瓮安也应该有新的解读。”贵州黔南州委副书记、瓮安县委书记陈昌旭对记者说,“瓮”字由一个“公”和一个“瓦”组成,“公”代表立党为公,“瓦”代表群众,只有“公”字当头,才能赢得群众拥护,只有做到“公心、公开、公平、公正、公信”,才能实现瓮安“政治安定、社会安稳、生产安全、干部安心、群众安逸”。

  目前,瓮安已普遍推行了村务民主决策的‘一事一议’制度、科级干部由群众考评组“下评上”考核制度、各级政府部门公开承诺制度等等。

  今年2月23日,瓮安举行了一次承诺大会。全县23个乡镇、81个机关单位的负责人在电视镜头前,用普通话对2012年的工作作出公开承诺。“诺而必为,为而必力,言出必行,行必有果。”陈昌旭说,“这就是要对所有承诺的工作,让老百姓可以一条条地对照监督。”

  让干部们印象深刻的,还有2010年的村(居)民委员会换届“海选”。

  “民主是一个多环节有机联系的系统。在中国现实情况下,选举环节的单项突进,并不一定会有期待的结果。”王长江说,“这不能成为不搞民主选举的理由,总得开始,发展民主的问题要靠民主的发展来解决。”

  2010年的“海选”就是这样的“渐进”。全县有21个乡镇的24个村、1个居委会进行了“海选”,占应选村(居)数的25.8%。

  “海选”不确定正式候选人,公开报名竞选,村主任、副主任在选举会场向选民发表竞职演讲,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竞争非常激烈。”一份工作总结写道,“最受村民青睐的还是凭自己双手富起来的人,竟然有107个农村产业带头人和164个农村经济能人进入村委会。”

  在这次选举中,36.4%的原村(居)主任没有连任,而新当选的副主任则占到83.6%。这让村干部们第一次切实感到了压力。

  “只要执政者的动力和压力都是自下而上的,都来自于内部,来自于老百姓,瓮安就一定能够长治久安。”王长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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