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北京城什么样儿?

http://www.sina.com.cn 2017年07月04日 14:55 瞭望

  连玉明:目前北京正在进行的大规模“治违”和“背街小巷”整治,本质是要建立与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相符合的城市治理新模式,这也是北京“老城重组”的必然要求,不仅关系到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城市转型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民生的持续改善,意义深远。

  一是落实首都新的战略定位的根本要求。北京努力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对首都的环境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市委对首都功能核心区提出了“环境要优美、人口要调控、服务要优质、发展要持续”的要求,将环境摆在各项工作首位。

  二是首都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选择。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建设进入相对平稳期,更多的是优化功能,向管理要效益。北京中心城区要在首都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进程中走在前列,就要在城市管理、城市文化、市容环境、市民素质等方面用心用力,做细做实,展现特色。

  三是探索解决首都城市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针对城市环境乱象,北京积极采取多种形式治理“城市病”问题,但城市痼疾顽症仍时有反弹。要彻底根治“城市病”难题,迫切需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城市管理,消除管理漏洞,创新机制手段,实现城市面貌的改善,创造更加宜居的城市环境。

  《瞭望》:从国际视野看,“老城”越老越有味道吗?您觉得哪些国家的老城重组和保护利用经验值得借鉴?

  连玉明:从首都“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看,更重要的是文化中心的建设。最根本的、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文化。文化中心是别人无法比拟的最具权威性、排他性、唯一性的首都独特资源。

  北京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首都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多年的建都史形成了北京城市历史文脉,这正是首都城市魅力所在。

  国际上普遍坚持的是以保护为主的思路。巴黎旧城区划分为两个历史保护圈层。第一个圈层是老城历史文化中心区,即18世纪形成的巴黎古城。第二个圈层为19世纪形成的巴黎旧区。这两个保护圈层,避免了巴黎历史建筑与旧城风貌遭到破坏,非常好地将城市历史文化传承下去。

  要形成强有力的组织管理体系。意大利自1870年统一建国以来,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理念,认为意大利领土上的文化遗产体现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必须由国家统一进行管理的理念,中央政府在全国各地建立保护行政管理网络,直接委任地方代表并垂直领导。

  要着力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立法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基本保障。京都是日本较早开始对历史景观的保护进行立法的城市,先后颁布了《古都保存法》《古都保存法施行细则》等法律法规。

  要切实地让公众充分参与。法国巴黎之所以能成为国际大都市,是与巴黎人重视建筑艺术的保护和创新分不开的。1919年法国制定了法律,规定每5000人形成一个社区,每个社区均应有规划,任何新的建筑均须由社区批准。这种法规,使巴黎人重视并参与到城市历史文化遗存和建筑艺术遗产的保护中。

  未来的北京城,什么样儿?

  《瞭望》:能否描述一下未来的“北京老城”?未来的北京城又会是一座怎样的城?

  连玉明:我们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首都”,北京城市的未来如何,就是要按照中央提出的探索形成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要求,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在我看来,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功能适宜之城。适宜的城市功能是北京城市发展的首要任务。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大城市病”得到根本解决,首都核心功能得到优化,真正建立起与“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相适宜的功能定位与空间布局,成为世界级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地区。

  二是历史文化之城。历史文脉传承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灵魂。北京作为一个文化古都,是现代城市的传统保留地。未来通过老城重组,使“北京老城”成为一个继承传统、充满古都韵味的文化之城,一个开放创新、充满活力的高品位之城。

  三是环境友好之城。生态环境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命脉,保护生态环境与继承历史文脉,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通过生态保护,实现生态、社会、历史、文化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最优化。这是北京城市未来保护与发展并重模式的精髓和核心内涵所在。

  四是社会和谐之城。社会和谐是构建和谐宜居城市的内核。社会和谐关键是要看老百姓的获得感,北京城市未来发展得好不好、成效大不大,检验标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获得感。这是贯穿北京未来城市发展的重大主题。

  《瞭望》:对北京“老城”,甚至北京城的发展,您有怎样的可行性建议?

  连玉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重中之重和首要任务,北京城市的发展要围绕着“疏解”这个“牛鼻子”展开。北京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紧密关联,北京发展离不开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对接北京发展。

  一是强定位。“瘦身”是为了更好地“健体”。必须坚持和强化“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在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中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二是疏功能。疏功能必须以调整、转移和外迁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为重点,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功能:

  第一,首都核心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

  第二,导致北京“大城市病”的直接功能

  第三,对周边地区形成明显“虹吸效应”的其他功能。

  三是调结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本质是调整和优化首都城市结构。空间结构和交通结构的根本性缺陷是导致“大城市病”的根源。人口数量过度膨胀、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过大是人口分布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直接后果。必须通过调整和优化城市结构,实现空间重构、产业重构和功能重构。

  四是转方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重要的是转变发展方式。一是从空间上向生态优先转变;二是从内涵上向文化引领转变;三是从动力上向创新驱动转变。

  五是破藩篱。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情况复杂,既有行政分割,又有利益藩篱,更有隐形壁垒。破除部门利益、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的藩篱,需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也需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付出必要的代价。

  六是聚合力。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任务重、难度大,北京、天津、河北如何更好地形成合力,中央政务区、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如何相得益彰地发展起来等,既要充分调动疏解对象外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需要北京和中央行政企事业单位率先启动,做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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