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古城探索“慢更新” 包容性城市改造延续“深圳梦”

http://www.sina.com.cn 2017年12月12日 09:26 21世纪经济报道

  在深圳历史最久远的南头古城,同时也是一座城中村,一场城市改造探索正在进行。这场被称为“慢更新”的改造,意在探索城市存在的更多可能。旧城、城中村不只代表着城市历史和文化记忆,同时也承载着年轻人的“深圳梦”,很多创业者正是从城中村走到科技园。在急速发展中,深圳的城市更新更加紧迫,但它仍在以包容的态度,接纳更多各个阶层的人。

  小贩当街叫卖,随处可见怀抱婴孩的居民,杂货铺外摆着棉花褥垫,看店老板站在一旁看着路人过往。从挂有“岭南重镇”的城门走进肉菜店、小卖部等聚集的东街,人群熙攘,充满着市井气息。

  这里,就是南头古城。

  南山区聚集了深圳最多的上市高科技企业,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还藏着一座拥有1730年历史的古城。南头古城被称作深圳的“历史之根”,位于南山区南头天桥北,占地面积约7万平方米,是目前深圳最具规模的历史文物旅游景点。

  12月8日,深圳召开了一场关于南头古城保护利用与更新改造的对话会,组织方之一深业集团提出,以“慢更新”为理念来介入南头古城,探索城市存在的更多可能。

  当前,深圳正在编制新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城中村与旧城改造的议题备受市民关注。11月下旬,深圳规土委为总体规划组织了一场关于城中村的专场讨论,邀请了30名市民代表参与其中。

  深圳规土委副主任王策飞在主持辞中表示,城中村孕育了深圳人思变的动力,见证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它是深圳移民文化最好的注脚,城中村的改造应该“记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

  在城市形象升级、消除安全隐患等因素的考虑之下,一些城市的城中村或类似建筑面临着被清理、整治的命运。作为一座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的年轻城市,深圳正在谋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无论是从就地改造南头古城的做法,还是官方组织这一场专场讨论的姿态来看,深圳仍然在以包容的态度,接纳更多来自各个阶层的人。

  “慢更新”,探索城市发展更多可能

  12月15日,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以下简称“双年展”)将开幕。展览的主展场也首次选址南头古城——这个被古城墙圈起的城中村。

  本次展览的主题是“城市共生”,倡导文化、社会、空间多层面的共生,重点关注城中村的发展。尽管此前几届双年展都曾讨论城中村的问题,但这是第一次将它作为主要议题。

  作为深圳城市行政区划的原点,南头古城保留着深圳城市历史建筑的清晰迭代,内有东莞会馆、文天祥祠等十余个文物单位。古城主要由东街、西街和南街组成,街区宽度约为3-4米,两侧小巷密集,适宜步行或骑行。现居住人口超过3万,绝大多数为外来人口。

  尽管在古城墙的环绕之下,南头古城仍然难逃深圳城中村特有的自然生长形象,缺乏规划,几年前还曾面临着脏、乱、差的质疑。

  2010年,深圳在市级层面提出南头古城要彻底保护与开发,后因各相关部门在就地活化保护还是整体搬迁方面存在不同意见,规划一直搁浅。

  去年6月,南头古城启动保护性改造。借助此次双年展的契机,深圳市属国企深业集团让艺术家、设计师入街,有步骤地完成产业、文化、商业、环境和居住五个维度的升级,最终欲将南头古城打造成为一个集创意设计、特色商业等多种元素的设计小镇。

  深业集团为古城的6家店铺实施了七日“焕新计划”,即以创意轻改造的方式升级店铺。深业置地董事长张健在谈到这一计划的初衷时说,“焕新”不是把旧的抛弃,而是利用小小的改造,把外面的眼光吸引到南头古城来。

  12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古城看到了“焕新计划”的成果,6家店铺的店面设计多少跳脱了城中村的旧形象,多出了几分设计感。

  三代豆腐店穿上了油炸豆腐的“金色外衣”,与新鲜出炉的豆花、豆浆相映成趣。文庆鲜水果店的外墙,画满了以绿色调为主的水果涂鸦。4平米不到的张姐裁缝铺,也挂上了用边角布料设计的“衣美缘”招牌。

  深业相关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除了新引进的飞地书局外,另外5家均为古城经营多年的本土原创店铺。未来,古城将保留并升级东街的生活配套,另两条主要街道——南街和西街,则引入本土原创的设计品牌和文化品牌。

  这一系列举措被深业集团称为“慢更新”,意在探索城市存在的更多可能。

  深业集团黄伟总裁表示,深圳从小渔村到世界大都会,40年的快速发展,忽视了对城市历史的尊重,很多建筑渐渐消失。城市的历史不能只停留在博物馆里,必须要用一种方式保留下来。

  “深圳梦”,城市要更新也要更包容

  对于深圳这座城市而言,旧城、城中村不只代表着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同时也承载着年轻人的“深圳梦”。

  一位创业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创业起步期,他和团队在深圳宝安的一处城中村民房中待了半年,半年后拿到融资才把办公室搬到科技园。

  居住在城中村,更是众多刚刚来到深圳的年轻人会选择的“过渡”方式,当前,城中村租赁住房仍占深圳总租赁住房的70%。如此庞大规模的价格低廉的住房,也被视作为支撑深圳城市竞争力的一座堡垒。

  在前述深圳规土委组织的城中村专场讨论会上,一位市民代表说,“我1994年就来到深圳,在城中村住过,现在公司在科技园。大冲村拆了之后,科技园一带的员工,尤其是月薪在万元以下的只能住到更远的西乡,幸亏有地铁开通。如果把周边的城中村都拆掉,我估计很多公司要搬走。”

  在城市迅速发展和土地资源稀缺的双重背景下,深圳的城市功能在迅速变化,对城市更新的要求也变得尤为迫切。

  根据深圳《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全市要争取完成各类城市更新用地规模30平方公里,稳步推进城中村和旧城区综合整治,规划期内力争完成100个城中村或旧住宅区、旧商业区综合整治项目。

  几乎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城市更新会不可避免地推高区域成本,“挤出”原有居民。决策者该如何在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之间找到平衡点,兼顾城市发展和民众利益?

  南头古城代表的慢更新、轻改造的方式,正是众多规划设计界人士所推崇的方向。AECOM亚太区总裁、美国建筑师协会院士乔全生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除了必要的拆除外,城中村更应该寻求改建的途径,尤其是从安全角度出发进行基础设施的改造和修缮。

  但从长远来看,谁来决定城中村的改造?可能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参照国际经验,乔全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波士顿、新加坡、香港等地都有城市重建机构,基本是属于“半政府”组织,并不以利益作为唯一出发点,而是综合考虑人文、社会、城市历史等方面的因素。由于政府的有限介入,发挥规划和引导等作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开发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取向。

  在前述城中村专场讨论会上,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乡规划系主任杨晓春表示,“我并不想一味去赞美城中村,但也不能一棒子把它打死。但是谁来决定城中村的去留呢?我认为是居民,不仅仅是村民、房东,还应该包含真正住在这里的租户。当一个城中村没人租住,或者活力下降的时候,就是我们思考它是否应该改造的时候,而不仅仅根据区位来决定。”

  杨晓春继而提出,如果要由居民来决定是否拆迁,将面临着比较根本的制度革新。深圳在公众参与上超出其他城市,但是否可以有一个程序,让更多的声音能够发出,做更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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