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张怀水 每经编辑 陈俊杰

  在2018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过去五年里,中国城镇化率从52.6%提高到58.5%,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正在加速,且不光注重量的扩大,更加注重质的提升。历经几十年的探索与发展,中国城镇化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

  6月2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8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发表了主题演讲。

  回顾40年发展历程,蔡昉认为,城镇化过程也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在重新配置过程中,不仅包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重新配置,也包括地域之间、部门之间、城乡之间的各种配置”。

  “退出、流动和进入,这三个词确定了我们以劳动力为主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蔡昉表示,“这就是城镇化过程,也就是改革开放发展的过程。”

  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

  翻看1978年的数据,公开信息显示,当时全国人口9.6亿,乡村人口7.9亿,城镇人口1.7亿,城镇化率不到18%。全国就业人口4亿,2.8亿在农业,0.69亿在工业,0.49亿在服务业,农业就业占总就业的70%。

  40年后,中国的城乡格局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049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7661万人,减少1312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

  从过去8亿农民到现在超过8亿的城镇人口,这就是中国40年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呢?在蔡昉看来,“退出、流动和进入”这三个关键词确定了中国以劳动力为主的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而这也是城镇化的过程。

  蔡昉表示,中国城镇化第一个特征化事实就是“退出”。农村改革推动劳动力的退出。农村改变了激励机制,显著提升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释放了剩余劳动力。“城镇化率伴随着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和人数的减少,以及非农产业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劳动力从农耕中释放出来。”

  第二个特征化事实是“流动”。蔡昉表示,“集中在小城镇地区的产业集群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导致被释放出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够在区域上进行大规模转移,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在城镇地区,农民工的数量大幅提高。因此,第二阶段表现为劳动力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的流动。”

  中国城镇化第三个特征化事实则是“进入”。蔡昉认为,过去,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面临较大的制度障碍。制度层面的障碍会阻止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清除进入障碍的一系列改革也是完成整个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中国城镇化赋予新内涵

  根据国家发改委此前发布的《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人口变动与公共服务》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化进程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1978~1985年,城镇化启动;1986~1995年,城镇化缓慢增长;1996~2010年,城镇化加速发展。

  那么,随着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阶段,未来城镇化发展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蔡昉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是人口结构转变的阶段,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城镇化,也应该赋予新的内涵。“退出、流动、进入”三个关键词也有了新的解读。

  蔡昉认为,在目前,中国城镇化的第一个特征仍然是“退出”。过去的退出是靠激励机制,实现家庭承包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体制上解除了对农民的束缚障碍。而未来是要靠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提高劳动生产率,让没有转型出来的劳动力进一步转型。

  “高农业生产方式,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增加资本投入,用机械替代人。但并没有明显增加资本回报率,当前,中国已经出现明确的农业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原因在于经营规模,土地规模有限,大幅度投入资本必然导致边际效应递减,因此,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的重要转变,这样的转变,会带来从过去的退出到今后的退出。”蔡昉说。

  再来看“流动”。蔡昉表示,过去看到的是横向的流动,地域之间,城乡之间,没有相应的纵向流动。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从根本上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还很难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因此,未来人口会逐渐从过去横向的流动向纵向流动转变,改变原有的社会身份。

  新时期城镇化发展的“进入”特征也发生了改变。在蔡昉看来,现在,农民工可以进入到城市,进入到城市各个领域,各个行业,能够和城市居民一起竞争同一个岗位。但是归根到底,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还有16个百分点的差距。“这种不充分的进入,导致城镇化有时候是可逆的。”他强调,“因此未来,我们在退出机制、流动机制和进入机制上会赋予中国特色城镇化的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