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刘言

  真正的便商营商环境、真正运行良好的自由港和自贸区,是权力止步于权利和市场。

  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模式上表示,为更好发挥上海等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决定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

  紧接着,上海市副市长吴清在11月6日透露,上海自贸区的扩大范围将相当大,远超原有的120.72平方公里。

  作为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贸区自2013年9月正式成立以来,已经经历过一次扩容。上次扩容使该自贸区的面积由28.78平方公里,扩容到120.72平方公里,新增了张江高科技园区和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等,使上海自贸区增加到了七个功能区。

  上海自贸区扩容,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尺度只会越来越大,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自贸区扩容本身就表达了中国敞开国门迎接自由竞争的坚定立场。

  自2013年以来,上海自贸区在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上,做出了许多大胆的创新和探索。在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建设,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制度创新,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方面,它都为全国积累了许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这一系列的努力,有力地改善了上海等地的营商环境。比如,世行最新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为改革而培训》中,以上海和北京为样本的中国营商环境跃升了32位,在190余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46位。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上海自贸区的试点创新密不可分。

  不过,要真正有效地提高自贸区的辐射推广效应,还必须如经济特区深圳一样,探索出具有可复制的制度体系出来。

  当然,当前国际上运行良好的自由港、自贸区等,尽管大都不是主动规划出来的,而多遵循自发扩展的秩序,但是,几乎所有运行良好的自由港、自贸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很清晰,权力与权利的界限很明晰,权力主要通过搭建和完善透明性担保制度、防护性保障体系,为经济社会主体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充分激发经济社会主体的企业家警觉性,而非政府简单地利用公权力营造便商宜商的环境。

  从这个角度上看,上海等自贸区探索的制度关键,就在于管好权力这一有形之手,使之无需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在市场进行扭曲操作,就可以激发自贸区、自由港内经济社会主体的内生活力,激励经济社会主体的企业家精神。

  唯有有效理顺政府与市场边界,权力与权利的界限,上海等地的自贸区在高水平开放上,才能真正实现“船到桥头自然直”。

  □刘晓忠(资深金融从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