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垃圾围城 北京“七环”上的垃圾生意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14日 11:05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金松 与城市摊大饼式的扩张同步,北京城的垃圾包围圈也在不断扩大,从最早的在四环路形成围困,到去年的垃圾七环,垃圾围城的窘境一直与之相伴。

  摄影师王久良拍摄的《垃圾围城》系列,为公众勾画出了北京城少为人知的七环垃圾带。根据所处的经纬度,王久良在地图上为每座垃圾堆做了黄色标记,从最终标出的地图上看,在六环之外,400多座垃圾场组成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包围圈,将北京城围困其中。“在野垃圾场周边一走,到处都是金钱流动的声音,垃圾场背后,都是有利益的。”实地踏访了北京周边400多座垃圾场的王久良感慨说。

  垃圾围城

  北京市南六环向南3公里,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小张湾村南边的一个垃圾场内,拾荒者们正在将垃圾进行分类,从中拣出布、金属、塑料等废品后,将剩下的垃圾残余推向更远处坑中。

  据当地村民介绍,这个近300亩的垃圾坑,是村里抽沙后留下来的,原本有六七米深,从2009年开始承包给个人,现在已经基本填满。填满后的垃圾坑,覆上一层薄土后,在上面建起了一排排的小房子,供拾荒者和废品回收者居住。

  这个天然的垃圾场并不在北京市环卫系统的监控之内,承包者向村里交一定的费用之后,就可以做垃圾回收处理的买卖。

  从小张湾村继续向西两公里,在一片树林的遮挡中,从去年刚开始经营的一个规模更大的野垃圾场,正在重复着小张湾垃圾场的发展路径。

  目前这个野垃圾场内,对污泥、粪便、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是来者不拒,无法分拣的直接倾倒到坑里,根据车的大小,向倾倒者收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费用。可供分拣的垃圾,则根据种类,从南向北划分为木材、泡沫、金属、生活垃圾等不同的区域,由专门的垃圾分拣者进行分类整理。剩下的残余物则用铲车一起推到外围的坑里。

  据一位来自河南信阳的垃圾经营户介绍,他们去年2月份刚从其他垃圾场转过来,在这里捡垃圾的大多是信阳老乡,“管理肯定都是他们当地人,他们从村里把废坑租下来之后,再分包给我们”。

  王久良拍摄的400多个野垃圾场中,多数都有人看管。在拍摄过程中,他曾遭遇过提刀撵、放狗追,比较温和的则警告说,“小心有人找你麻烦”。在拍摄朝阳区孙河乡的一个垃圾山时,他曾被十几个青年围住,威胁说要砸烂相机,最终还是删除照片后,才被允许离开。

  作品展出后,王久良曾对拍摄过的垃圾堆进行了回访。有50%的垃圾堆已经被彻底清理,有部分在清理后又开始倾倒,有30%的垃圾堆依然未得到任何改变和处理。

  与以往因城市垃圾处理能力不足而形成的垃圾围城不同,此次的垃圾七环的形成,更多是在利益驱动下的主动行为。据王久良粗略统计,其走访过的野垃圾场中,租赁经营形式的占1/3还多。

  不过对于垃圾二次围城的说法,北京市政府参事、著名垃圾处理问题专家王维平并不认可。在其看来,北京真正遭遇垃圾围城是上世纪80年代。根据当时两次航拍的结果,在四环路一圈,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多堆。“现在的垃圾堆数量、密集程度,都不能和当时相比。说垃圾二次围城,不科学。”王维平说。

  如何淘金

  寻找足够容量的深坑是经营野垃圾场的第一步。据小张湾村村民介绍,这里原本都是平原,哪有什么深坑,还不都是抽沙抽的。在最高峰的时候,曾有3台抽沙机不停在现在垃圾场位置抽沙,最终形成了一个近300亩的大坑。

  卖完沙之后,开始进入了回收垃圾回填环节。想承包废坑回收垃圾,必须获得当地村里的支持。据小张湾村村民介绍,村里的四个垃圾坑,都归村委会一王姓负责人主管,承包者为本村一刘姓村民,“前几年都是外地人来承包,有几个河南、四川的老板在附近的村承包,都挣了几十万。”

  野垃圾场的形成大多循着“卖沙-形成深坑-出租-回收垃圾”的链条演变。相对于正规垃圾场防尘、防渗漏、防污染等众多的处理措施,野垃圾场直接填埋的方式,成本要低不少。不过,承包大坑回收垃圾,重点不在倒垃圾本身,更大的油水还在废品回收。

  垃圾场经营者会根据垃圾含金量决定收费多少,据王久良介绍,“你车里要有很多好东西,不但不收你钱,还可能倒贴你钱,完全看这些垃圾值不值钱。”一些高档小区,则有人定点承包,“这些小区的垃圾含金量高,根本进不了环卫系统,像六里屯、使馆区、酒吧街等地方的,都被人直接拉走了。”

  进入垃圾场之后,再由垃圾场承包者和拾荒者进行分成。王久良在前期调查中发现,包场的老板可能挣得多一点,“一般都是三七开,捡的东西卖100块钱,给老板70,拾荒者拿30。”

  从媒体报道来看,这种野垃圾场的经营模式,从2007年即已在北京的郊区出现。位于昌平区沙河镇西二村曾以每年250元-2500元不等的价格出租土地给本村村民和外地人,近千亩土地被划分为10多个垃圾场后,土地承包者再以每车20-60元不等的价格,向倾倒垃圾者收取费用。

  垃圾分类待解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附近的劲松一区垃圾清理站内,设有专门的餐厨垃圾箱,虽然这是附近几个垃圾清运站中,唯一的餐厨垃圾回收点,不过每天送过来的餐厨垃圾并不多。

  据该清理站内的工作人员介绍,大饭店的餐厨垃圾根本不会往这边送,有专人上门去收;附近几个小区里,虽然设有垃圾分类箱,标有“餐厨垃圾、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等标志,但大多是混着丢,“最终都归到了其他垃圾里,餐厨垃圾顶多是附近的几个小饭店送过来一些。”

  这些油水丰厚的餐厨垃圾,是垃圾回收者眼中的香饽饽。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的就有一处处置餐厨垃圾的非法填埋场,收购者从城里运回泔水,筛选出能喂猪的材料后,其余的就直接倾倒在了填埋场。

  垃圾分类曾被认为是垃圾减量化的前提,不过这一倡导多年的行为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即便是在北京一些较早推行垃圾分类示范的小区里,源头的垃圾分类效果也并不理想。

  据上述垃圾清理站内的工作人员介绍,除了餐厨垃圾外,社区垃圾清理站里像塑料、纸张、金属等可回收的垃圾数量也少得可怜。虽然居民并未在源头实现垃圾分类,但在运送到垃圾清理站之前,已经历了拾荒大军们的数次分拣。

  据王维平介绍,2010年,北京近10万拾荒大军共清走了400万吨废旧物资,而北京全年的垃圾产生量也只才650万吨。如果不是拾荒者的分拣,北京市每年的垃圾量将达到1050万吨。

  不过这种粗放的分类方式,依然会带来遗留问题。经过一天的翻检之后,拾荒大军多会在傍晚开始把一天的成果运到五环路周边的近百个废旧物资交易点。但一些不符合收购条件的废品,则又重新堆积成了新的垃圾堆。

  最终破解垃圾难题还要靠垃圾减量,王维平举例说,日本东京1989年达到了垃圾峰值,后来制定了垃圾减量化的行动计划,垃圾开始负增长,一年比一年少,一直到去年,垃圾的产生量,只有1989年的56%,所以东京建设的25个垃圾发电厂,被迫停掉了10个。

  已于5月底提交北京市人大审议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提出了建立生活垃圾收费制度,有望为垃圾减量化提供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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