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难的“难题”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6月27日 10:44 财经国家周刊

  最难的“难题”

  空间的大调整,理论上为上海市“腾挪”出更大的发展空间。“东西南北中”的大腾挪,让外界看到了一个“新上海滩”的框架与蓝图。

  而空间调整易,注入内涵和内生机制难。这方面,上海市意识到将面临着多种制约瓶颈和困难。

  按照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说法,“十二五”时期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旧的增长动力明显减弱与新的增长动力形成不足的矛盾;第二,地方层面结构转换的率先突破与制度大环境不配套之间的矛盾;第三,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及战略性产业财政支持需求上升,与经济增长减速、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之间的矛盾;第四,通过引入外来人口来调整上海人口结构的迫切要求,与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公共服务提供能力之间的矛盾;第五,产业升级对人力资本提出的更高要求,与劳动者总体素质仍然较低之间的矛盾。

  就具体问题而言,解决第四和第五条“难题”是一项慢功,拼的是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海市人才济济,但随着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对全球性高端性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香港、新加坡等城市相比差距较大。以最关键的人才为例,目前上海金融人才总量约23万,其中有国际化经历的仅占0.2%,而新加坡为20%。

  显然,提高劳动者素质,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入沪,上海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针对第一个和第三个“难题”,最大的担心是,产业结构调整,旧的产业下来了,新的产业“一时难以接力”怎么办?随着财政收入增长的放缓,是否会迎来一个财政收支的“紧平衡期”,进而制约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纽约、伦敦和东京曾遇到过同样难题。“所有的城市都会遇到,当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未成气候时,很容易出现地方财政赤字。”

  上海市提出“减少四个依赖”,能不能实现,很大程度上拼的是财力能不能维持下来。周振华表示,前车之鉴下,上海发展相对稳妥。从今年前5个月的财政收入看,地方财政还没有遇到难题。

  今年1月1日,国家酝酿多年的“营改增”在上海部分行业率先破冰。作为最主要的两大税种,由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上海市的服务业产生巨大影响,企业税率最高将可以由17%减至6%。尽管如此,周振华说,上海今年前5个月的税收收入依然高于财政支出。“这意味着上海在结构性减税后,依然可以完成全年税收指标。并未出现财政吃紧。”

  回顾2011年,上海以占全国0.07%的土地、1.7%的固定资产投资,贡献了全国逾7%的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0%,失业率没上升。

  在上海的时尚地标新天地周边,有一幢叫“企业天地”的办公楼宇,建筑空间7万多平方米,每年创造税收22亿元。如此高含金量的产出,靠什么?

  “靠的是对索尼中国、普华永道等高端服务企业的吸引。”谈起现代服务业的集聚,黄浦区区长周伟如介绍,在黄浦,税收过亿元的楼宇有45幢,税收过亿元的企业有62家。

  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上海产业转型后,就需要大力提高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使GDP的增速再次提高。

  方星海认为,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就是提升高端服务业占比、譬如推进发展航运金融、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高端服务业。如果高端服务业得到提升,届时不但GDP增速提高,政府税收也会随之增加。

  除服务业之外,大量的“上海制造”在走调整、转型之路。它们有个共同的名字:“两头在沪”企业——制造在外地,研发和销售两头在上海。也催生出一个统计上还没有的“2.5产业”:介于二产和三产之间,融合制造和服务。

  这些成绩,可能会让人觉得上海市经济转型“基本没有问题”,但上海市的负责人却不无忧虑:与发达城市相比,上海市二、三产业的生产效率明显低下,持续提升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内的产业效率,应成为上海转型发展的核心目标。

  最难的还是第二条——“地方层面结构转换的率先突破与制度大环境不配套之间的矛盾”。

  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是一个直辖市,大部分的审批权限在上面,有时候想动也动不了,还必须与中央决策部门一个一个地沟通。中央部门考虑的是“全国一盘棋”,上海市要“先行一步”,沟通和协调考验耐心与智慧。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杨说,上海市要通过对现行的准入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会计制度等进行重大改革,来实现“在持续改善效率的基础上推动转型升级”的目标。

  但这些改革的“启动按钮”与“决策拍板”,都不在上海市能够掌控的范围之内,例如税收制度。

  上海要建设“航运中心”,但我国的航运及航运金融税负偏重,以企业所得税为例,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境内企业在境内、境外所得需按25%缴纳企业所得税,而新加坡近年来为了提高竞争力,两度下调税率至17%;香港为16.5%。同时中国在船舶进口环节,要征收9%的关税和17%的进口环节增值税。

  上海一直在努力减轻企业税负,一些航运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陆续出台,包括航运保险营业税减免、航运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等,形势在逐步好转。今年3月,上海洋山保税港区开始进行“保税船舶登记”试点,但所有的政策权限目前仍然掌握在上级主管部门手中,上海市获得的空间有限。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上海市采访时感觉到,上海市的经济管理部门越来越注重与中央部委之间的互动与沟通。一位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央决策部门有他们的运行规律和决策特点,上海市要主动适应,并且争取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协调机制的建立,让中央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更多放在上海先行先试,一步步解决这些难题。

  瞄准“全球城市”

  观察者认为,无论是空间结构的大调整,还是着眼于机制和内生力的深化改革,上海市的转型要取得成功,离不开三个扇面:一是上海市的产业布局要与长三角世界城市群相区隔,不与长三角城市的产业“同质竞争”;二是要继续做好服务全国大文章;三是要建立起全球坐标下的全球竞争力大格局。

  不久前刚刚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十次党代会上,上海市委市政府将之前沿用许久的“四个中心”提法改为建设“社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  民间对此的解读是:上海市已将发展的目标定位于“全球城市”。周振华则解读为:“前者主要说经济指标,而后者的范围更广泛。”

  上海不仅是中国的上海,还要成为世界的上海。

  成为“全球城市”,上海瞄准的是纽约、伦敦,或者近邻新加坡、首尔,甚至是最为相似的香港。

  从经济数据看,上海的确已经展露出国际城市的气质。在经济总量上,2008年上海超过新加坡,2009年超过香港,2011年超过了日本京都、韩国首尔。

  目前,如果按经济规模总量来排名,上海市位列世界大城市第11位,离“进入前十”只有一步之遥。

  上海提出,到2020年,上海的经济总量要进入全球前五位的国际大都市,到时候人均GDP要超2万美元。

  近期,英国《经济学人》发布了一项对全球120个城市的竞争力排行榜,上海名列44位。排名前五位的城市分别为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和巴黎。

  在这个排名中,包含了经济活力、制度效率、人力资本等8个指标。即使与排名第一的纽约相比,上海在经济活力、物资资本等方面也并不逊色。但在制度效率、全球吸引力和社会文化三项指标上,有相对明显的差距。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通过国际城市的比较不难看出,未来上海的发展之路不仅仅在于经济的赶超,更重要的是政府服务、开放和人力资本上的赶超,目标是让城市成为聚集资源、创新和服务中心,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

  周振华则认为,“全球城市”的目标,标志着上海需要在“对外联系度”上有更大作为。“经济是很重要的方面,而信息、文化、人才和科技创新等软实力,同样是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关键。”

  根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森的定义,“全球城市”就是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在不少经济界人士看来,上海与纽约、伦敦等城市的差距尽管还很大,“但上海发展的趋势很好、潜力很大。”

  周振华表示,成为国际大都市,已经不仅是上海的城市行为,而是一项国家战略。当前国与国的竞争,已经从国家扩展到城市;国与国的贸易行为,已经从国家层面扩展到公司层面。  因而上海的蜕变,既有内生力量的需求,又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另一种方式。在周振华看来,上海正迎来一次发展良机。“当前国际经济重心在不断东移至亚洲,从历史经验看,每一轮经济大转移,都可以造就新的国际大都市。”

  资料显示,目前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投资性公司累计达到927家。2011年上海市进出口总额比2006年增长92.3%,实际利用外资累计突破1000亿美元。

  “上海的基础性条件很好,服务业外资目前逐步进入,今后如果大量进入,对上海来说,无疑就是重大发展机遇。”杨建文说,但更高层次的服务业外资大量进入,需要有自主性、政策性的条件。这些条件相当程度取决于中央政府。

  国际大都市的气质,仅有炫目的经济数据远远不够。周振华认为“上海仍旧需要更多外界认同度。”

  他说,“具体而言是与国际惯例的接轨。比如税制、法制和管制;甚至包括统计制度、信用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

  而上述城市环境的转变,已经远非凭借上海之力就可独立完成,更有赖于中央政府的进一步放权。

  上海航运经纪人俱乐部秘书长刘巽良表示,由于外汇管制、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等原因,不少金融创新产品无法交易,典型的如“全球航运运价衍生品中央交易系统”。

  另外在税收方面,不少人士呼吁,上海亟需中央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这些现实困境,已经进入上海市决策层的视野。

  俞正声在今年党代会上也指出,将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创新,着力破解制约服务经济发展的制度瓶颈和政策障碍,继续推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中率先开展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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