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挪移:四大中心的机遇与挑战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7月18日 09:41 中国经营报

  上海大挪移:四大中心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经济中心:创新不足是软肋

  专家认为上海仍未摆脱政府主导模式

  本报记者  杨晶晶  李正豪 

  上海  北京报道 

  虽然已是国内无可辩驳的经济中心,同时在亚太地区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但是在城市竞争力方面,上海与亚太地区经济中心还存在一定差距。

  数据显示,2011年上海经济总量达到1.9万亿元,超过日本京都和韩国首尔,排在全球大城市的第11位。但根据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1年~2012年)》,亚太地区的几大经济中心如东京、新加坡、香港、首尔分别排名第3、8、9、10位,中国内地的上海、北京、深圳仅仅位列33、55、67位。

  可见,上海要想成为真正的国际经济中心,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差距在软实力  “上海总是步履匆匆,工作和生活的节奏相比欧美国家的大城市要快很多。”丰泰保险(亚洲)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陈耀棠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亚洲大城市生活压力都比较大,“换个角度来看也是合理的,毕竟是用1年追赶人家的10年。”

  陈耀棠是加拿大籍华人,因为工作关系,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2年,其中6年是在上海,但经常在全球各大城市之间充当“空中飞人”。“上海是中国最发达城市的代表,在生活设施、金融服务等方面已与亚洲的经济中心新加坡、香港等地差别不大。

  他的感受是可以用数据佐证的,上海GDP在2008年超越新加坡、2009年超越中国香港、2011年超越日本京都和韩国首尔,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中心。另外,上海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人均GDP在2011年达到1.28万美元,已经达到中上等富裕国家的水平。

  但国际经济中心不能只看经济总量。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乃剑表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还要看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等各方面因素,上海这些方面的表现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但是跟公认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芝加哥、香港等相比,软实力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另有区域经济专家认为,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应是国际经济中心的重要衡量标志之一,在输入方面,外资在国内对广东最为青睐,台资在苏南投资最多,民营资本在浙江最为活跃,而政府投资正转向中西部地区,上海虽仍被投资者所看好,但已不是投资高地;在输出方面,新加坡的淡马锡早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投资主体,香港和台湾也是重要的资本输出地,而上海整体上还处于积累资金的阶段。

  上海要想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必须首先全面赶超亚太经济中心。陈耀棠告诉记者,亚太地区的城市,除了东京可以作为综合性的国际经济中心之外,新加坡和香港的定位其实还是商业中心、贸易中心以及金融中心,“上海其实也在走新加坡和香港的路,而且拥有一定的政策和资源优势。”

  根源在于创新不足

  “就是在国内,提起北京大家就能想到联想集团,提起深圳大家也能想到华为、中兴,在上海具备强大带动力的明星企业太少了。” 前述区域经济专家表示,上海缺乏像柳传志、任正非、马云、王石那样的明星企业家,上海的代表企业——宝钢以及上汽的当家人更像是政府官员。

  该专家告诉记者,这种现象对应到上海经济,具体表现就是国有成分还是比较高,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民营企业比较少,“上海工业门类最齐全、产值最高,这是毋庸置疑的成就,但也应该看到,上海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不多、知名品牌不多、大集团企业不多,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小企业也不多。”

  该专家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仍然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大国模式”,是投资和资源导向的模式,这种模式看似是优势,能培植一些企业,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导向性也禁锢了另外一些企业的发展。

  “对于外资银行、保险公司,即便开放如上海,也是存在戒备心理的。”一家外资银行的高官胡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很多人认为,一旦外资进入,中资企业就会受到危险,不过现在这种现象逐渐消失了。”

  另一家在上海创业的中资、民营背景的高新技术公司管理人员则对记者诉苦,尽管他的公司身处政府重点扶持的新兴产业之列,但要想获得真正的支持并不容易,“一是要讲关系,跟政府关系好的企业就能得到更多支持,二是只要遇到几个部门协同解决的问题,往往受尽‘踢皮球’的苦,三是不会主动帮助中小企业解决现实问题。”

  据记者了解,这家公司曾有重要项目申请政府的资金支持,但在相关部门那里挂名排队了一年多,最终不仅错失了得到扶持的机会,而且错失了时间。“尽管政府正在不懈地服务转型,但我的感受是,距离真正的服务型政府还是很远。”上述管理人员表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刘强认为,上海的确存在政府管得太多、触角伸得太长等现象,这必然会影响到民间的创新。

  上海应是“火车头”  不过,背靠中国的巨大市场,上海代表着未来。

  麦肯锡6月底发布的研究报告声称,最近十几年是全球经济平衡史上变化最快的时间,全球经济重心以每年140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移动——这比二战之后的十年快了大约30%,亚洲正逐渐成为全球的经济重心。

  同时,快速崛起的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规模已是世界上首个城市化国家——英国的100倍,转型的速度则是英国的10倍,单是在2007~2010年间,中国就有三个城市升级为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

  麦肯锡还预测,按照已过中年的高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计算,到2025年的时候,上海、北京和东京将会成为领衔增长的热点地区。

  张乃剑认为,上海应该进一步创新发展模式,增加经济发展的活力。

  “上海已经明确向服务业转型的路线。”福卡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万篷表示,“未来上海将继续充当‘火车头’的角色,她的转型升级将继续带动长三角的发展。”

  何万篷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上海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条东西走向的服务业走廊——从浦东的世纪大道到虹桥机场,这条长廊出了上海一分为二,一条往浙江去,一条往江苏去。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重要高地。”王志纲工作室北京战略中心总经理任国钢认为,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已经带来一系列变化:首先,上海已经成为国际性港口,这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其次,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高科技企业落户上海,促进了产业转移和优化。

  国际航运中心:尚需更多配套政策

  航运服务体系是薄弱环节

  本报记者 何勇  上海报道 

  连续保持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全球第一的位置以后,上海正在加快国际航运中心的政策配套。

  今年8月1日,从青岛港和武汉港发至上海洋山保税港区中转到境外的货物,在青岛港和武汉港即可获得出口退税。6月中旬,国家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在上海试行启运港退税政策的通知》(下称《通知》),确定在青岛港、武汉港至洋山保税港之间试行启运港退税政策。

  《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启运港退税政策是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配套政策之一,这意味着国内的货物只要确认离开启运港发往洋山港中转至境外,即可视同出口,并办理退税,此举将为洋山港吸引更多的中转量。

  上海洋山港的春天

  业内人士表示,启运港退税试点开始以后,从启运港发往洋山保税港中转至境外的出口货物,一经确认离开即被视同出口并可办理退税,这样能给企业退税节省时间。

  该人士告诉记者,相对于上海洋山港原来的“到港退税”政策,即将试行的政策可以使出口退税在办理时间上提前两周到两个月,这将大幅度地提高出口企业的资金周转效率。

  例如,一批货物从武汉阳逻港出发运往美国,上海港是报关港,武汉阳逻港就是启运港,按照“到港退税”政策,出口退税只能在上海办理,这往往会耽误半个月的时间。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这会影响资金周转,因此很多国内企业的出口货运此前都是被迫选择去韩国釜山港、日本东京港中转。启运港退税政策一旦实施,就可解决这些问题,这将有助于提高上海港的中转量。

  上海组合港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明志透露,目前国内出口的货物将上海港作为国际中转站的不到10%,但是通过韩国釜山、日本东京等其他亚洲国家港口中转的约占40%以上。

  “特别是韩国釜山,在亚洲国际中转港业务上与上海竞争得很厉害。”王明志告诉记者,釜山港在2001年的时候即被韩国政府确定为关税自由地区,实行低价竞争的策略,吸引了我国大批的中转货源。

  王明志分析,上海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以后,我国沿海中转以及长江腹地的水、水甚至地、水中转都会把上海作为出境之前的中转港口,这样就会把以前通过其他亚洲国家中转的货源都争取到上海来,将对韩国、日本乃至中国香港的中转港口地位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果上海成为主要的中转港口,国内企业将在上海集拼后出海,作为中转港口的主要指标,比如集装箱的丰富程度以及航线的设置问题等都将加快推进。”王明志表示。

  因此,上海要想发展国际航运中心,尽快推进启运港退税等配套政策就显得尤为紧迫。

  实际上,早在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即确立上海“两个中心”的意见)就提出,上海要打造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在完善相关监管制度和有效防止骗退税措施的前提下,实施启运港退税政策,鼓励在洋山保税港区发展中转业务。”

  “其实2009年的时候上海就在想办法,争取当年进行试点,但实际操作有很大的困难,主要问题就是货物从启运港运到上海,中间如何对货物进行监管。”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真虹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假如运输过程中货物换了,或者压根就没出口,但退税已经得到了,国家就会出现税收损失,所以一直没有制定出财政部、海关总署等部门都能接受的一个方案。”

  “因此这次出台的政策具有试验的性质,做得好了,将来会扩展到其他地区,做得不好,就会中止。”真虹表示。

  真虹还透露,此前有关部门只想把青岛港作为试点,后来补充进了武汉,这样一个沿海港口,一个长江沿线港口,试点就更有普遍性了。

  高端航运服务业成软肋

  实施启运港退税仅是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一环,上海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还需更多配套政策持续发力。

  就在启运港退税政策发布之前,《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十二五”规划》正式发布,这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第一个专项的“五年规划”。

  按照规划,到2015年,上海要形成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能,实现航运要素和资源集聚:港口、机场吞吐量继续位居世界前列,航运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国际航运综合试验区建设要取得新突破。

  其中具体任务包括:集装箱吞吐量达到3300万标准箱,继续位居世界港口前列;航空旅客吞吐量达到1亿人次,货邮吞吐量达到550万吨,位居世界机场前列;出入境邮轮以及邮轮旅客达到500艘次、100万人次,初步建成邮轮母港基地;在上海登记注册的国际航运船舶超过400艘;二手船舶交易突破100亿元;初步形成比较完善的航运经纪、船舶管理、航运服务代理以及海事法律、航运金融服务体系。

  从现实情况看,虽然上海航运吞吐量较高,但上海与世界著名的国际航运中心之间仍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在航运服务领域,包括船务经纪、船舶分级与登记、船舶融资和租赁、海上保险、船舶交易、海事仲裁等方面仍是上海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薄弱环节。

  对此,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推进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沈晓苏表示,未来的重心将以建设高端航运服务业、提高航运软实力为核心。

  自2009年国家明确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以来,业界关于改善上海航运软环境的呼声络绎不绝。

  全国首家航运经纪人俱乐部秘书长刘巽良介绍,航运经纪人包括租船经纪人、船舶买卖经纪人和货运代理人等类别。从国际经验看,航运经纪人在航运市场上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比如伦敦就是凭借世界一流的航运经纪公司,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的,从而使其在港口功能退化以后仍能保持全球航运中心的地位。

  早在2000年,上海就发布了《上海市经纪人条例》。按照条例,从事二手房、二手车和产权等多个经纪行业的经纪人,需要在工商部门进行执业注册。不过,目前尚无航运经纪人类别,这造成数量庞大的航运经纪业务要么以外资公司办事处的形式进行操作,要么以船务、咨询公司的名目打擦边球。这不但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也使得整个市场较为无序,影响了上海航运服务能力的提升。

  另外,我国航运金融业的发展相对于国际公认的航运中心还有很大差距。

  以船舶融资为例,目前全球船舶贷款规模大约为3000亿美元,全球船舶租赁交易规模大约为700亿美元,航运股权和债券融资规模大约为150亿美元。全球船舶贷款、融资业务几乎被全球公认的三大船舶融资业务中心——伦敦、汉堡和纽约所掌控。相比之下,上海在相关领域涉足较少,在全球的市场份额还不足1%,这与上海港货物吞吐量世界第一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还有专家指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除需要直面自身的上述问题以外,还需应对其他国际航运中心的挑战;比如伦敦、新加坡、香港等港口城市,在海事服务、船舶登记服务、综合物流服务、船员税收政策等方面,比国内拥有更为优惠的产业政策,这让上海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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