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内地经济提升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http://www.sina.com.cn 2013年04月23日 10:00 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顾问 秦晓

  “巩固”和“提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在内地经济体制转轨和对外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香港一直扮演了一个重要的、特殊的角色,这包括:内地进出口转口贸易的主要枢纽、内地海外直接投资最大的资本输入方、内地大型企业上市融资的最主要海外资本市场、最具规模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人民币离岸中心等。

  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后,发达经济体受到重创,经济复苏道路漫长,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内地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后,将进入新一轮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时期。在新的外部环境下,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区域)金融中心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未来一段时期内地经济的发展、改革与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巩固、提升之间是否会产生一种良性互动?要实现这一双赢的局面,在政策层面上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在微观层面上要做出怎样的改善?这是一个有待设计和实施的工程。

  “十二五规划”和香港特区政府都将巩固香港国际(区域)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升香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和竞争能力作为香港经济繁荣稳定的核心要素。

  香港作为全球(区域)金融中心具有传统的优势,包括制度(法治)、人才、金融资产的规模、金融产品品种和交易量等基本要素。中国经济崛起和新一轮的体制改革、发达经济体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改变全球金融业的版图和竞争态势,香港金融业的传统优势将面临新的挑战,与此同时也迎来了历史的机遇。香港金融业自身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对之需要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以改善结构,确定市场定位以扬长避短。

  香港金融业传统优势面临挑战

  香港成为全球(区域)的金融中心是由其传统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决定的。

  “比较优势”体现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时差)位置,内地长期处于封闭、僵化的计划体制下,日本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经济增长停滞;特殊的政治地位,无论是英国殖民时期,还是回归以后都保持了特殊的地位,从西方法治、自由市场体制和中国内地经济增长中双重受益;作为中国内地转口贸易、航运、旅游、会展、消费中心,形成了对金融业有一定支持的实体经济。

  “比较优势”是依外部条件和内部状况而变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香港经历了产业结构调整,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九十年代后内地经济的崛起促进了内地和香港的物流(转口贸易)、资本流(股市融资、人民币离岸中心)和人流(“自由行”)。作为内地企业资本市场融资的首选,从1995年至2011年中资股(H股加红筹股)募集资金占香港同期股市融资额的45%;内地访港旅客占香港全部旅客的比例由1995年的22%增加到2011年的61%。这些变化无疑提升了香港的国际比较优势。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内地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出口导向的“世界工厂”转为内需和消费。资本流动,包括内地企业到港上市、国际资本为追逐中国高增长的流入都开始放缓;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中心地位也出现了新加坡、伦敦、台湾等新的竞争者;从长远看,规划中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势必影响香港现有的地位。在新的形势下,对香港作为国际(区域)金融中心“比较优势”的正、负两方面因素应有客观的分析和相应的对策。

  如果说“比较优势”主要来自“天时”、“地利”,那么“竞争优势”则取决于“人和”,所谓“人和”在这里是指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无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香港的制度,例如法治、监管、企业治理、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和交易保护、政府与企业边界划分等完全具备“竞争优势”。近些年来,香港民主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发展下去可能会削弱、破坏香港良好商业环境。在文化层面,作为一个商业化的都市,在物质与精神、短期功利与长远利益、尽责与进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似为前重后轻,这也体现了香港在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方面的不足之处。

  香港金融业还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多是由香港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和竞争力。这些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为:

  首先,由于产业转型,加之地域、人口的限制,本地实体经济的规模与庞大的金融业不相匹配。本地服务业主要由地产、物流(航运)、消费构成,其中地产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占比过大,地产的过热和泡沫会导致银行的系统风险;

  其次,金融业中股市及相关的证券业一业独大,2011年香港股市IPO总额达334亿美元,超过伦敦和纽约,而债券市场规模甚至低于新加坡,传统银行信贷业相对饱和,债券、保险、商品期货等发育不起来,金融产品品种不均衡;

  第三,在资本市场,卖家(上市公司)、买家(基金)和中介(证券公司等)形成倒三角形的三元结构,海外、内地的大型机构控制了市场,本地中小型机构逐步被边缘化;

  第四,港币和美元联系汇率机制稳定了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应做重大调整,但也为之付出了代价,包括失去独立的货币政策,在与美国处于不同经济周期时形成套利和热钱流动,影响债券市场的发育和以利率、汇率相关的衍生产品的需求和交易。

  内地经济迎来改革窗口期

  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已到达了一个拐点。拐点的经济含义是指原有经济增长模式支持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或者说继续走下去会出现经济硬着陆式的下滑;拐点的政策含义是指出现了改革的窗口期,如能不失时机地推进体制改革,不仅可以使增长速度稳步回落常态,而且会将中国经济的发展导入一个均衡、高效、公平、绿色的轨道。

  内地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特征是政府主导、依赖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其不可持续的原因首先是支持这种方式的一些基本因素,如人口红利提供的充裕和廉价的劳动力、政府通过“征购”从农村获取的廉价工业用地、价格管制提供的廉价资本和能源、美欧高杠杆消费方式提供的外部需求等都发生了或即将发生趋势性的变化。其次,这种方式已产生和积累了严重的社会公平、公正问题,造成环境、生态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

  内地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的公共资源应主要用于公共产品(包括社保、医保、环境治理等有形的和法治、产权和交易保护、市场秩序维护等无形的),而不是用于控制经济资源,政府的政策工具应以宏观经济周期波动调控为目标,而不是对微观企业和市场交易的直接干预。改革的目标是构建具有活力的市场,有限、有效、可问责的政府和法治、和谐的社会。

  金融领域改革是新一轮内地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应包括:利率市场化,以改变资本价格扭曲导致的投资过热和不公正的社会财富转移,同时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收益模式的转型;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汇率市场化,放松-解除汇率管制有利于淘汰低端出口加工业,降低进口成本,从而改善国际收支的失衡,此外,可以缓和因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争端,从长远讲,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和成为国际储蓄货币的必要条件;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放宽资本流入和流出的管制;培育资本市场,丰富产品品种,特别是要扩大固定收益市场(债券市场)规模,改变企业过度依赖间接融资(银行贷款)的状况;继续推进以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为重点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制订相关政策,改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农村贷款难的问题;增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商业银行表外资产(社会融资)的数额和利率纳入货币投放量控制和利率政策制定的框架中;改革、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制,包括企业上市(股市融资)和新产品审批制,加强监管力度。

  香港金融中心模式:依托内地、面向全球

  内地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支撑下的开放、平等、自由的市场体制。这种体制不仅可以激发内地经济增长的活力,同时可以促进国际经济活动。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在两地经济互动中其金融业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内地体制改革、增长模式转型可以使内地经济从高速但失衡状态转入健康、可持续的增长轨道上。

  由于香港和内地政治、经济的特殊关系,这无疑会增强香港金融业进入内地市场的“国际比较优势”;在内地经济改革和转型过程中,香港的制度优势不仅可以为内地提供借鉴,在进入内地市场时也可以体现它的“竞争优势”。当然,无论是“比较优势”还是“竞争优势”都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都要在竞争中维护和提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政策不能代替企业的竞争力,企业的内功,包括治理、管理、人才、技术创新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区域)金融中心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概括而言,这些问题表现在金融业与实体经济、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及其它金融业、本地金融机构与内地和海外金融机构、大金融机构与中小金融机构等方面不均衡。这主要是由于香港作为一个都市,其经济结构与规模受到制约。

  在这种制约下,香港金融业结构性问题的改善仍有空间,同时也应另辟思路,根据外部环境和自身状况合理做出市场定位,或者说选择一种适合香港特点的国际(区域)金融中心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征应是“依托内地、面向全球”,把香港金融业塑造为内地与国际资本流动、交易、金融服务的平台。这一定位的政策含义包括:

  首先,香港金融业应将内地实体经济作为其重要的服务对象,这主要包括资本市场融资(股市)、债券市场融资、内地中小企业融资(直投基金)、内地大型企业“走出去”融资(银行业)及相关中介服务;同时,香港的金融业应拓展进入内地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为内地实体经济提供服务。

  其次,加大建设香港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力度,包括人民币的贸易结算、贸易融资、银行存款、债券市场规模和相关金融产品,为内地和海外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贸易融资和直接投资融资。从政策层面内地应进一步放松管制、简化审批,扩大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规模,逐步开放内地资本市场,为香港离岸人民币池提供更多、更便捷的回流渠道,鼓励第三方贸易和直接投资项下的银行和债券人民币融资。

  第三,坚持开放政策,鼓励内地和海外金融机构进入香港并以公司化的形式经营,以带来更多的资本、交易、产品和人才。

  第四,为内地高收入群体提供理财服务,争取获取内地外汇储备和主权基金运用的外包资格。

  第五,积极参与内地资本市场开放和产品创新的进程,并争取获得试点的政策,如扩大香港金融机构投资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和RQFII的额度,适时向香港金融机构放开内地银行间货币市场、期货市场、公募基金发行等领域和产品。

  其他措施还可以包括:评估CEPA金融业方面实施的效果,在此框架下不断深化两地金融业的合作。研究扶持中小金融企业的政策,以及研究前海机遇,鼓励香港金融业进入前海。

  (作者系博源基金会理事长,本文为作者在“金融四十人五周年庆典暨专题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因版面有限,本文略有删节,原文请参见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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