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国族困惑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26日 11:30 南方人物周刊

  风物新泻 诗意的农村

  正如北京上海不能代表中国,东京大阪也不能代表日本,日本的三农(农村农业农民)地区是何样貌?新泻是一个典型。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新泻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车窗外的云朵开始集聚,翻滚起来。最近的一站叫越后汤泽,川端康成笔下的雪国。大巴从山腰的隧道口滑行而下,把关越高速的大堵车抛在后面,眼前展现出木屋、炊烟、杉树、水田,还有小小湖泊点缀的巨大盆地。

  已是新泻县(注:日本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境内,大巴继续急行北上,穿过数条清澈的溪流,路边金黄色的稻田渐渐长大,到六日町已经连成了相当可观的一大片,接着是鱼沼、小千谷、长冈,直至三条。

  拖着箱子从高速公路边的IC站出来,下了台阶,钻过涵洞,鞋子沾上了草叶,又被“下午的露水”打湿。辗转找到酒店,放了行李,洗脸时喝了口自来水,竟是甘甜的,完全没有东京的那股生味。

  三条这个小城,初看真像是美国电影里的西部小镇:行人寥寥,汽车呼啸而过,五颜六色的集装箱式卖场立在路边,标识也数英文的“SHOE PLAZA”、“JEAN SHOP”、“YELLOW HAT”最大。“日本”二字,都藏在细节里——窗台下摆放得恰到好处的盆栽植物,看似随意其实精心整饬过的篱笆,以及上面蓝色紫色的“朝颜”(牵牛花),还有,饭房前屋后突然冒出来的一小块水田。

  安达先生从打谷的车间里走出来,满面尘灰烟火色的,精神却矍铄,他把我们引进木屋,沏上乌龙茶。“我们这个泉生产合作社成立于昭和45年(1970年),主要种植大米和大豆,现在有成员149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成员把自家土地租给我们,我们在上面耕种,收成卖给农协,再回过头来给成员发工资。”

  1946年,安达一家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战后,在麦克阿瑟的主持下,日本政府强制收购地主土地,并以低廉的价格转卖给佃农和有能力经营者。安达先生在自家2.6公顷土地上耕种了60年,看起来熟悉这里的每一粒谷子。“抽穗的禾苗是最娇贵的,最要用心,对水和温度的反应都要非常快,要随时做出调整……”

  他说,只有缓慢而充实的生长才能产出最好的大米,而温室效应让水稻的生长速度变快,现在,日本最适合水稻生长的地方,正由以越光米闻名的新泻,转向更北的北海道。“以前我们还用稻架,收割下来的水稻会在稻架晾晒近一个月,让谷子充分吸收阳光和水分,吃起来会更香。但是现在很多地方控制成本,省去了这一环节,米不如以前香了。”

  日本农协具有强大的议价能力,农村也一直是日本政治的大票仓,所以农业在几十年来一直得到自民党政府的巨额补贴,以保护农产品的价格,据说日本农民收入的一半都来源于政府补贴。补贴造就了日本的高价农业,在东京银座的米饭博物馆里,2公斤一袋的新泻产“无洗米”,最便宜也要卖到1000日元(80元人民币)。正因为如此,大量农民虽然早有其他职业,仍不愿放弃自己的稻田。“我们家也吃自己种的米,省钱,”我们的司机、三条市经济部农林课的副主管板垣先生说——难怪三条市区常常见到零星的水田,总不能每个人都是陶渊明吧。

  这也是泉生产合作社成立的背景之一,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兼业,无暇精耕细作,才有必要协同生产。“新泻的气候好,水好,可是如果不用心,也赢不了。”安达说。

  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对安达们生产的日本米有固执的偏爱,“虽然贵,但是更粘,更好吃。”便宜的外国米,比如泰国米,“就只适合做咖喱饭的时候用一用。”

  “中国人开始吃饭前,会说什么呢?”陪同我们的美纪小姐问。

  我们想了半天,“好像没有……”大约是为了感念生产者之辛劳,他们吃饭前要说“忆他大咳马斯”(我要开始吃了),饭后要说“各取所需嘛,得喜它”(我吃好了,谢谢款待),尤其是家里孩子在场的时候。

  今天的日本料理,采用的都是本地食材,先端上来的是一大盆“枝豆”(毛豆)。日本的毛豆,以新泻产的风味最佳,“你们看,比东京给的多多了吧!”司机抱怨首都料理店里的袖珍碗。

  橙汁、凉拌雏菊、刺身、煮物、烧物、味增汤……依次被端上来,冷与暖、厚与薄、光与影、光滑与粗砺,搭配精巧,构成了一副迷你的图画。日语中有“kodawari”一词,汉字写作“拘”,有一句话说,中国人是商人,日本人是匠人,日人若要做一件事,必要“拘泥”于此,力求完美无缺。具体到日本料理,便是讲究刀工、精选可使用的不同部分,并注重颜色质地搭配以刺激食欲,无怪乎有人调侃,日本料理与其说是给人吃的,毋宁说是给人看的。但一位日本人走得更远:“我要说,日本食物是给人想的,是一曲无声的音乐,漆器和黑暗中摇曳的烛光一起,把这一曲音乐给唤了出来。”

  热气腾腾的白米饭打断了关于日本美学的遐思,日本朋友用筷子蘸上米粒细细品尝——他们似乎总是极珍爱“日本原有”的一切,我却并未觉出和中国的东北大米有多大区别,只是个头饱满些,粘稠些。对,非常粘稠,稍微一搅动,米粒就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就像大和民族一样。

  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日本经济濒临崩溃,普通人家已经很难吃到白米,天皇的忠实臣民被鼓励食用橡子、谷糠、花生壳和锯末来补充淀粉摄入,而蛋白质的不足,则要通过吃蚕、蚯蚓、蚂蚱、家鼠、田鼠来补充。日本政府的研究者还说,如果好好消毒,老鼠尝起来就像是小鸟的味道,但要避免吃它们的骨头,因为会使人体重减轻。

  1946年,日本开始从美国的亚洲救援公认团体接受物资援助,1950年,美国赠送的面粉已经为八大城市的小学提供面包加牛奶的供餐。1953年,在大阪市的一个展览会上,组织者宣传吃面包的好处,并警告偏食米饭会导致营养不良,他们甚至说,“吃了米饭会变成傻子”——这只是日本全国上下“饮食生活合理化”的一个缩影。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及起飞,1970年,学校供餐开始混入米加工品,1975年得出结论:养成吃米饭的习惯在教育上是有意义的,次年,正式导入米饭供餐……米饭重新夺回了“主食”的名号。

  两三年前,日本朋友还经常吃从中国进口的食品,“胡萝卜、花生啊什么的,因为便宜,所以老买”,后来“毒饺子”事件爆发,日本大小超市将Made in China通通下架,如今两年多过去了,这座小城的超市仍然看不到中国制造的食品,“很多人还是不太敢买,毕竟后来又不断有食品安全的新闻,比如毒奶粉什么。”不过有一样东西他们是热爱的——天津栗子,“这个应该不容易添加什么东西吧?”

  淅淅沥沥下了两天的雨,东京小店里写着“凉”字的风铃还没下架,这里已经感受到秋意。沿着五十岚川往山中行,见一老农在向已收割过的地里倾倒稻壳,心生好奇,便和同行的农林土木系官员前去询问。

  这是五十岚川冲积出来的一片开阔谷地,白鹭在浅浅滑翔,据说朱鹮也是常客,这种珍贵的鸟类在日本已经灭绝,从中国引进后又重归自然,新泻成了它们的栖居良地。官员照例一通哈腰问好,老农听清了来意,慢悠悠走到田边,扶着他那崭新的斯巴鲁小货车和我们聊了起来。

  原来稻壳被用作有机肥料,这样便不用烧荒也不必施化肥,就能保持稻田的肥力,“现在在琢磨着种出一种彻底无公害又好吃的大米。”没想到老人家还在想着发明创造。在问清对方是农林课的官员后,他抱怨起来:现在米价太便宜了,比以前低了一半,物价却又不低,农家赚不到钱,辛苦啊!不过他又说,附近温泉不少,闲时可以放松放松,今年他还特别去了北海道度假。官员一边陪笑,一边发出尾音上扬的“喔喔”之声。

  要去的地方叫北五百川,是日本的“全国棚田百选”。“棚田”就是梯田,不过,成为景点的北五百川梯田并没有圈起来收门票,而是继续由4户农民耕作,佐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雨刚停,他拿起一小瓶盐,领着我们往山上走。空气湿润又清冽,教人忍不住大口呼吸。梯田已经收割完毕,禾根又重新发出绿油油的小苗,齐刷刷地长着,远望还以为是一片新田,田边等距种着漂亮的石蒜,过了花季,花瓣褪去了鲜红,加了粉色和橙红。不只是美观,“这种花还可以驱赶老鼠,”佐野介绍。

  破坏稻田的不止老鼠,还有猴子,人们就在梯田顶部立个瓦斯枪,每隔几分钟就自动嘣响一次,吓跑偷食者。梯田的水源是山中泉水,可以直接饮用,“水比较冷,所以梯田产量比平原低,但是因为水好,所以米好吃,价格更高。”

  以“发展”的眼光看,佐野先生这样“小规模、低效率”的农户,早就该退出市场了,可是,正是战后农地改革建立的自耕农体制,以及政府对农业无微不至的保护,让农村也迅速富裕起来,没有被飞速发展的工业化抛下。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统计,2008年日本贩卖农家的年均收入是466万日元(约合33.3万元),而上班族的年均收入则是641万日元(约合51.3万元),差距并不算大。在日语里,“农民”二字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含义,不知是否和农村的富裕有关?而在政治上,“保守的”日本农村在1950年以后几乎没有发生过农民运动,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中国颇有名的专栏作家加藤嘉一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在日本,越是乡下的人,越感觉幸福,也越为日本自豪。

  走完280级台阶,我们在一个凉亭里小歇。突然觉得脚踝处又痒又麻,撩起裤角,两条水蛭赫然在目,我还没来得及叫出声来,佐野先生已不慌不忙地把它们揪掉,那瓶盐现在发挥了作用,水蛭很快成了水蛭干。

  再有两个多月,雪国就要迎来漫长的冬季,大雪会从12月下起,来年4月才化,那时候佐野先生们就该躲进建得像别墅一样漂亮的木屋,围着暖炉过冬了,“冬天出不了门,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做呢!”

  泉水沿梯田而下,到山脚成了溪流,人们在这里筑坝,把溪水引向平原用于灌溉。溪流继续奔腾,汇入盛产鲑鱼的五十岚川,五十岚川再往前流淌十几公里,就注入了日本最长的河流信浓川。

  信浓川的水是青黑色的,我一看到它就想起了三岛由纪夫对川端康成描绘的日本,“亚洲那巨大的夜之山麓正是日本,恰如爱尔兰作家注重晨昏朦影一样,我们习惯于在这种朦胧柔和、没有黑柱石般硬度且轻盈似水的夜色里,讲述着各种各样的幻想趣话。”有时候我觉得,日本人的“kodawari”,和这是一个“入魅”的国度多少有些关系,他们相信任何事物身上都寄居着神灵,需要被恭敬地对待。

  我们站在信浓川冲积出来的一大片平原上,这里是最好的果树产区,河流定期泛滥,让土壤格外肥沃。7月中旬,桃子红了,7月下旬,葡萄也熟了。8月中旬以后,进入梨的季节,大大小小的梨被送上大岛果实晒选厂的传送带,然后经过扫描仪自动按水分、个头、形状分成三六九等。新泻最好的梨Le lectier要等到10月中旬以后才会成熟,而摘下来的梨,还要放置一个月,用农民的话说,“让它们睡睡觉”,然后在超市里卖到2000日元(160元人民币)一个。

  享受更好待遇的是渡边康弘家的水果。这位45岁的日本农民,脸上还长着粉刺(一定是我看错了),他会给自己果园的水果播放音乐,“它们最爱听的是巴赫的古典音乐,最喜欢的乐器则是北印度的弦乐器西塔琴……”

  说的好像都是自己的朋友。

  上午10点,“水松的季节”开门了。

  这是一家地产地销合作社商店,卖的蔬果比超市便宜3成,都是附近的农民早晨送来的,只要你拥有农协的生产证书,与合作社签个协议,就可以供应蔬果。

  葡萄、苹果、西红柿、辣椒、莲藕,还有一种叫穰荷的东西,都水灵灵的,商店的经营者解释,这些都是早晨才摘下来或者挖出来的,只卖到下午4点。包装盒上生产者的名字与电话,都写得清清楚楚,同样是马铃薯,卖的价格也不一样,都是由农民自己定的——也许安达家经过晾晒的大米、渡边家爱听音乐的水果会卖得贵些?这个时候,买谁不买谁,大概就看品质和信誉吧。合作社提取15%的费用以维持运营,“但是我们不营利,我们的目的是让主妇们开开心心地买到安全健康的食品。”

  三条市市长国定勇人是“地产地销”的支持者,他刚刚花3万日元订购了一家合作社的60千克大米,“日本的食粮自给率只有30%多,但是三条市的自给率达到了83%。”

  38岁的国定勇人在东京出生成长,4年前由日本总务省派驻三条工作,随后对这个偏远小城产生好感,并竞选市长成功,在他看来,19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才算真正进入了地方时代。“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开发独裁’的模式,人和钱都往大城市集中,但是泡沫破灭后,中央开始愿意分权,地方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日本也渐渐由纵向社会向横向转变。”

  他说,泡沫破灭前,这个国家和人民满脑子只想着“发展”,现在,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生活,“当然,说得不好听些,现在的日本人失去了目标,但是这也是一个机会,让人们重新找回自己的‘POSITION’(位置),建立一个真正丰富多元的社会……拿我自己来说,我很享受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感觉,可是现在这样的场景只有在三条这样的地方才能看到,在东京早就不存在了。”

  坐上新干线时天已经黑了,列车的速度如此之快,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县界、雪国,还有黑色的夜交还给了东京的灯火。这座巨大的城市正由内而外发出咝咝的躁动,我拖着行李箱上了电梯,再次穿行于上野车站的西装革履间,在眼花缭乱的“改札”(Gates)中寻找对的出口。

  (感谢三条市政府、泉京鹿女士、王尧、孙冉以及中国驻新泻领事馆张智浩先生提供的帮助)

  日本的国族困惑

  日本在19世纪开国之后,特别是明治维新步入世界强国之林后,在国家与文化的认同上即存在一个“欧”、“亚”的问题,这给日本的国族认同造成了困惑,而战争的动机与邻国的关系也与这个大问题紧密相关

  日本作家兼导演伊丹十三1986年的电影《蒲公英》中有一个场景,一群穿着西式宴会服装的年轻女士正在主餐厅中上“魅力学校”的课程。今天教的是吃意大利蛤蛎面的礼仪,教师是餐厅的女主人,她对学生们说意大利面条应该静静地享用(不像日本面条,可以大声地从碗里吸出来)。她优雅地将叉子送到唇边做示范,这时房间对面突然传来响亮的啧啧声。大家都扭过头去,发现一名外国人正狼吞虎咽地吃着盘子里的意大利面。女孩子们都疑惑不解,教师则勃然大怒。结果,全班的人当然都放弃了修习餐桌礼仪的努力,冲动地加入了外国导师的行列,响亮地向蛤蛎面发起了进攻,好像那是日本拉面一样。

  电影摄制者的观点明白无误:西方知识是权力和权威的源泉,日本人狂热地模仿西方,因此总是要从外部寻找权威,结果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总是感到疑惑。

  19世纪后期,日本人学习和效仿的重点从中国转向欧洲,又逐渐转向美国。

  整个20世纪,日本的知识分子都在殚精竭虑地定位、定义“日本特性”的实质。在日本这样的一元社会中,他们如此执着的努力充分表明,文化上的矛盾心理以及长期依赖不同于本土传统的外在价值和行为,已经导致了反复出现的疑惑和绝望情绪,类似于民族身份危机,这一结论可以从很多地方找到充分的证据。

  1911年8月,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在刚成立的学习院里做了题为“现代时期的日本文明”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把他所谓的“道德平衡的丧失”和日本对西方奴隶一般的模仿直接联系了起来:

  简单来说,西方文明(我是说,一般意义上的文明)是从内部生成的,而日本的文明是从外部生成的。“内部生成的”事物自然而然从其本身发展出来,如同鲜花绽放,先是蓓蕾初开,然后花瓣向四周展开。而“外部生成的”事物总是由于外在的压力而被迫呈现出某种特定的样子……

  这种主体价值的丧失让日本对西方列强亦步亦趋。日本在二战中的战争行为后来被一些研究者解读为,日本作为后来崛起的强国,必须按照西方列强设定的游戏规则行事,即弱肉强食的殖民体系,日本如果不殖民他国,就会被他国殖民,这种思维模式既给他国也给日本带来了灾难。

  王屏在《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中曾指出:“近代日本人的国际观是在‘东洋对西洋、文明对野蛮’的框架内形成的。在按道德画线时,日本把自己划归为东洋。在按文明画线时,日本又把自己划归为西洋。”例如日本民族主义者石原慎太郎的发言,就表现出这样的困惑。尽管石原慎太郎对美国与中国都有所批判,但两者作为对日本的“威胁”,意义迥然不同:石原口中的美国是一个蛮横的压迫者,以伪善的世界警察姿态四处干涉,而日本明明有能力与之平起平坐,却又因肤色之故受尽歧视,因此必得加以谴责,并以亚洲特有的文明价值来声称日本比美国更优越,从而与之竞逐普遍霸权地位。相对的,中国则是一个落后的、反人权的、不遵守文明世界游戏规则的麻烦制造者,同时又是亚洲安全的威胁者,因此日本不时以文明承载者的姿态对中国指指点点,甚至提醒军事同盟的美国一起防范中国。石原想带着亚洲对抗西方,是复制战前日本由“脱亚”而“兴亚”的图式,遮掩其不被美国平等接纳的状态;但当中国经济超越日本的预言蔓延,甚而与日本竞逐区域领导者时,石原又必须拉着日美同盟的力量来箝制中国,从而强调其比中国更优越、更符合现代性的文明身份。

  然而恰恰是在石原对于中国的抗拒中,透露出日本依旧在欧亚之间无家可归的困窘。从战前的帝国主义岐路到战后的经济大国路线,日本的国家主义是追随着西方文明的价值而亦步亦趋发展起来。正如酒井直树在分析战后日本发展经验时所指出的,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存在着互为表里、相互形塑的关系,战后日本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其实是以日本的“美国化”为目标,因此既已无力对日本的发展模式提出反省,那么即便选择了以特殊化的日本民族主义形式来批判美国,最终衣只是再次确认美国价值的优越性,也强化了日本的无力感。

  (参考资料: 《无约束的日本》,论文《如何正常,怎样国家——走近石原慎太郎的国族叙事》)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发表评论 转发此文至微博
Powered By 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