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故宫:从北京到台北(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6月10日 10:08 南都周刊

    人们在评论和审视北京故宫的同时,难免会把目光投向海峡对岸的台湾。那里也有一个故宫。

  “盗宝案”、“错字门”、“会所门”等一系列事件,把北京故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在评论和审视北京故宫的同时,难免会把目光投向海峡对岸的台湾。那里也有一个故宫。它就像一面镜子,照见在不同的体制和观念下,本是同根生的兄弟,长出了怎样不同的样貌和气质。

北京故宫北京故宫
台北故宫台北故宫

  北京故宫的危机时刻

    系列丑闻让北京故宫危机四伏。这位如同沉疴在身的老人,在无知与傲慢的惯性中,猛然发觉世界已经变了。如何积重而返,是当务之急。

  记者_张小摩 实习记者 汪昕 肖尔亚  北京报道   摄影_刘浚

  “美国找拉丹用了近10年,我们抓获‘江洋大盗’只用了58小时。气死奥巴马!”

  5月27日下午,北京故宫的天空阴云密布,几欲摧城。在东华门内一块布告栏上,出现了以红白粉笔写就的一段文字。附近办公的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每经过此处,都会看到这则醒目的所谓“好消息”。

  “这是我们一位老员工写的,我还看到有警察在此欣慰地驻足拍照。”一位北京故宫工作人员说。

  然而,在北京故宫展品失窃、赠锦旗错别字、建福宫被指建会所敛财等一系列席卷社会的负面事件爆出后,如此 “好消息”,也成了讽刺之语。

  从管理体制、安保制度、商业开发到危机公关,这座古老的紫禁城在遭受了空前的质疑后,猛然发现:世界变了。

  如同一位沉疴在身的老人,在初始的无知与傲慢之后,北京故宫暂时失去了招架之力。

2011年5月8日,香港两依藏珍选粹展在北京故宫斋宫展出时失窃。图为失窃事件发生后,展览叫停,斋宫大门半掩。  2011年5月8日,香港两依藏珍选粹展在北京故宫斋宫展出时失窃。图为失窃事件发生后,展览叫停,斋宫大门半掩。
故宫博物院内的一个餐厅。故宫博物院内的一个餐厅。

  没有危机公关

  对建福宫原市场开拓总监甄妮来说,这是梦魇般的5月。刚刚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8个月,就发生了“建福宫会所”事件,因被怀疑属下出现“内鬼”被辞退。

  “是高层领导作的辞退决定吧。头一天我们还在开会。17日,人力资源方面的负责人就宣布这个解职的决定。”

  甄妮没有问为什么。她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一来,公司都这样了,完全做不下去了,眼看着明天就关门了,我还留着干什么?二来故宫也发出声明要求整改,这也是符合精神的。三来,我的部门内部出现所谓的内奸,最后的10天,我挺别扭难受。身边最信任的人谁都不能信任了,惶惶不可终日。”

  她的家庭算是“故宫世家”,父亲一直在故宫做行政工作,她小时候就在故宫上幼儿园,1999年赴法国留学,专业是国际艺术管理,其中有一门课是文物古迹的经营管理。去年10月,甄妮入职成为建福宫的市场开拓总监,负责公司形象、战略策划、营销企划、合作和媒体关系等事务,她戏称自己是“二进宫”。

  不过,一系列“丑闻”爆出之后,故宫陷入舆论旋涡,甄妮成了牺牲品。

  在“建福宫会所”事件之前,5月8日,故宫博物院发生窃案,在斋宫临时展出的7件展品失窃,估计价值数千万元。案发58小时后,警方宣布案件告破,疑犯竟然是临时起意的“小蟊贼”。

  “这是丢人现眼的事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文保专家谢辰生说,故宫展品失窃、被指建会所敛财等事件,都出乎他意料,“我感到很伤心。”

  而在著名收藏家马未都看来,故宫在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今天的防盗技术是不能破解的,“不像过去,你看偷盗博物馆的,拿剪刀剪啊,什么红外线你拿个红布它就不反应,或者人在红外线之间穿梭啊。现在是电脑比对,一上警报,这个区域内的所有东西就固定了,一旦有移动马上报警。”

  即使盗贼石柏魁被警方抓获,马未都仍觉疑点重重。“你说他飞檐走壁地跑了,从哪条路线上去的?故宫所有的建筑都离墙远着呢,那墙不是咱家里的墙,那墙三四层楼高,你怎么跳下来啊?”

  故宫这次为何“丢人”?马未都说,不是因为它写错了字,而是不承认,还去强行解释。“这不明摆着的错了,他居然敢咬着说这字厚重。当时看着我都愣了,他们还真敢说。”

  如果以现代传播的思维来看,无疑,故宫没有危机公关。

  “它不像国际品牌,碰到危机后做漂亮的公关。”甄妮承认,“故宫是大家都了解的国有事业单位,它到今天还能开新闻发布会,道歉这个事,倒退几十年是不可能的。体制下的单位,这已经是个进步了。”

  其实,故宫并非很多人心目中的“老朽”形象。它在腾讯开了的微博,并在一系列争议事件中作了互动。可惜的是,因为缺乏经验,这种互动尝试几乎沦为十足失败的公关行为。

  5月17日,“故宫官网”反击批评者蔡成平,称“第一波想出名的人已经出名了,您晚了一步,下次赶早”。几乎在同一时间,此官网ID又与《北京青年报》记者邓兴军展开争辩,并质问“北青有多少无良记者”?

  如此尖刻的回复,惹恼了更多的网民。“故宫官网”也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妥,并公开道歉,“今天对蔡先生不尊敬的后果由我小编一人承担……真的跟官方的态度无关。”

  甄妮对此也是摇头,“操作的人可能不专业,不是我们要求的专业发言人的水准,未必他发表的言论能代表故宫,这里面就会出现很多乱子,为什么不能像其他的文博机构一样,也有公关处理、面对危机的能力?”

  记者几次拨打故宫宣传部门的电话,均无人接听。一位不愿具名的故宫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故宫现在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领导已经提醒我们,在网上不要跟网友争论,只能用时间来冲淡网友对故宫的关注。”

  对文物缺乏敬畏感

  在此之前,关于故宫“流出文物”的猜测与传言就流传甚广,而接受本刊采访的几位专家曾表示,故宫在文物管理方面的疏漏可能还不止于此。

  古画复制专家王开儒,曾在1995年底开始进行《清明上河图》的复制工作,这也让他获得了弥足珍贵的进入故宫库房的机会。“从延禧宫北门进入,第一道岗,都是穿着他们内部衣服的武警把守,登记携带什么东西,有没有铁器、火、烟等物品。右拐走过长长的胡同,在第二道岗前检查……里面会有录像,要注意自己的呼吸不能与画距离太近,不能动手摸。”多年后,他还记得进入库房令他兴奋心跳的感觉。

  但这次1小时15分钟的“亲密接触”之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1973年故宫揭裱此画时,将距画首80厘米处的补绢揭下。王开儒认为,这种做法是对文物缺乏敬畏感,即使有时代原因,也应承认错误。他于2002年发表《〈清明上河图〉的千古奇冤》一文,对故宫权威开始质疑,由此,与故宫的关系逐渐僵化。

  故宫方面对王开儒的论点并不认同,发展到后来不予回应。

  “故宫本应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权威单位,但在国宝上挖了一块,又接了一块,有失学术品格。老祖宗的东西,想添就添,想删就删,没有了对文物的敬畏感。”他还认为,说要听专家的不要信民间的,有“学霸”的意味。

  故宫老研究员杨静荣说,作为国家级的博物馆,故宫一直有行政上的优势。“好的东西那个时候都往故宫送,包括改革开放以前,文物商店,他们收的东西好多都往我们那送,为什么?故宫那有钱,国家给拨专款,像我们要买重要的东西,专门打报告,财政部批,专款专用。”

  但这种专款的使用也会出错。他回忆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出现过一个“陶俑事件”,当时北京潘家园出现据称是北魏的陶俑,有人跟文物局汇报说这是出土文物,应该赶快收回来。故宫当时“花了好几十万”去收了,结果“收完了以后全是假的”。

  此次爆出的一系列事件,更是让故宫的管理运行机制遭到了空前质疑。

  “设备是现代的,组织是严密的,人是不负责任的!”愤怒的谢辰生用这三句话表达自己的看法。博物馆被盗本来不算新鲜事儿,文物被盗窃,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存在。“问题是这次很严重,错误在人。”

  在他看来,不是制度问题,也不是设备问题。“人抓着了还让跑了,这不像话呀,回家睡觉去了。所以你有再先进的设备,有再先进的组织,你人不负责任,那什么东西也得让人偷掉。所以,悲哀,就悲哀在这儿。”

  他觉得故宫的管理出现了问题,“这是严重的失职,故宫负责保安的这个领导应该负直接责任,主要领导人负领导责任。他要是个大盗还好,这完全是开玩笑的事情,简直是低级错误,犯了这种错误我觉得是不可饶恕的,这不能容忍,这必须严肃处理。”

故宫副研究员周京南故宫副研究员周京南
古瓷专家、前故宫研究员杨静荣古瓷专家、前故宫研究员杨静荣
原建福宫市场总监甄妮原建福宫市场总监甄妮
文保专家谢辰生文保专家谢辰生

  (图为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知情人士、业内专家)

  隐秘的“猫腻”

  故宫专家上电视,或者做拍卖公司的顾问,这也是业内公开的秘密。谢辰生说,“媒体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的这种错误的导向,客观上对这些文物犯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你把文物当成什么呀?就是值多少钱,错了就拿锤子砸了。我对这事很反感,我觉得中央电视台《鉴宝》许多问题是整个文物工作出现偏差的一个推手。”

  在体制上,不仅是故宫,内地的博物馆都面临着一个问题:为谁服务?马未都说,像他创办的观复博物馆是“赞助人的博物馆”,而故宫博物院属于“纳税人的博物馆”。所以,“我们怎么运作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他们那个就不能变成自己的事儿。” 言下之意,故宫的所有展览都应该是公益性质的,不能接商业品牌的活动。

  而一些变相的商业活动,如果不是业内资深人士,根本不会发现其中的“猫腻”。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向本刊表示,最近嘉德在北京拍卖的侣明室藏黄花梨家具,其实就是曾在2006年故宫展览上出现的展品。

  “他们那东西本来就值几千万,花五百万(在故宫)搞一个展览,它卖好几个亿。卖的是谁?卖的是故宫。如果它不在故宫展,保证卖不到这个钱。这是不是利用?很多人说故宫没受损失啊,故宫当然受损失了。这么多钱是纳税人支撑的,你白用了故宫的品牌嘛!”

  “他们就是想挣小钱。就是在国家身上躺的时间太长了。在外国,没有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敢拿着纳税人的钱,还干这事儿,这是不允许的。我觉得故宫只能做一种展览,比如,对方是博物馆,没有商业利益,谁也不会说什么,对不对?因为它不会拿去卖。”这位人士表示。

  国内博物馆的资金利用效率,也是马未都一直耿耿于怀的。“我们私人博物馆由于经费紧张,所以每次都精打细算,我们用的展览费用,要是跟国家博物馆比起来,几分之一的花费就可以完成了。”

  对于称故宫出事的原因在于经费不够的观点,文保专家谢辰生愤怒地在记者面前拍了桌子:“胡说八道,怎么经费不够?人跑了,你看着他让他跑了,该给你多少钱你才去抓?根本不是钱的问题,根本是人的问题。”

  不过,即使被故宫宫廷文化公司辞退,甄妮仍然坚持,商业开发的路子没有错。她说,国外一直讲的观念是古迹的“活化”,而中国一般对古迹都是“封化”的概念,文物可能会尘封在地库里或束之高阁,古迹是关进大门才叫保护,“其实不然”,“我们之所以害怕开发这个词,是因为我们经常是过度开发,不良开发,实际上它是中性词。”

  “我一直难平心里的遗憾,其实也有很多德高望重的人士对我们的事业是很支持的。”她感到遗憾的是,被指建福宫建会所事件时候,迫于舆论压力,刚刚启动的故宫商业开发之门不得不就此暂时关闭。

  “国立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副教授施静菲也说,世界博物馆的一个趋势是,以前博物馆是文化事业,是不赚钱的,非营利性的,由政府作财政支持,但现在自筹经费的部分增加了,大英博物馆等为了吸引观众,也都做很多商业开发。“比如展览开幕邀请名流参加VIP酒会,让他们觉得受到尊重,他们的赞助捐赠会增加。”

  体制下的蛋

  “到故宫去的人很少是去欣赏故宫的,他们主要是看皇帝老儿怎么生活,大家带着这种好奇。”南京博物院原院长徐湖平说,“我们做博物馆的宣传也不够,这是双方的问题。”

  即使很多博物馆有解说词,也都写得非常简单,参观者进去看的时候一头雾水,看完出来还是一头雾水。“我们国内讲解员一般比较注重于相貌上的,小姑娘长得标致一点,声音比较清脆一点啊。”但台北博物馆的讲解员,大部分都有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

  此类细节,最能体现博物馆的服务意识。马未都的观复博物馆,有一点让参观者好评如潮的,是其6个版本的门票设计。参观者交五十块钱可以随意挑一张门票,如果多交十块钱,就可以获得纪念版,包括六张不同的门票。

  “这就叫服务。一开始我设计这票的时候很多人说卖不出去,说国家都免费的,您这五十块钱就挺贵的,你还加十块钱谁买?但是我们票卖得特好。”马未都说。

  古瓷专家、前故宫研究员杨静荣则表示,从参观服务方面来说,故宫有些地方应当是退步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美术学院的学生参观故宫是免票的,很多人一到放假的时候就到故宫看瓷器,一画就画一天。“现在参观故宫都成了逛庙会了”。

  一所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在施静菲看来,除了有一流的设备、专业的研究人员和专业的推广人员,还应该有“以观众为优先的服务精神”。

  甄妮早看到了故宫老体制的一些弊病。“这些事业单位是体制下的,中国发展太快,可是我们体制没有跟上。不是不要经营,而是体制下经营得不好,不到位,所以公众看到的就是不能经营,一经营就是过度开发,就变味。”

  一篇题为《“故宫丑闻”是官办文化下的蛋》的评论就指出,故宫在回应外界对其错字的微博中称,锦旗乃保卫部门负责,制作后未交院里检查,发现错字后未向领导请示。其中出现的“未交院里检查”、“未向领导请示”等用词,就表现出故宫的官僚等级何其森严。

  即使在一些细节上,故宫博物院也给人“老态”的感觉。副研究员周京南从1991年开始进入故宫工作,办公场所搬了三次,都是平房,他自嘲这样工作才“脚踏实地”。即使现在,办公条件依然拥挤,“办公室里只有一台上外网的电脑,每天提着那种老式的暖瓶去锅炉房打水”。

  “要想真正做到国际化的文博单位的水平,肯定要在体制上进行改革。”长期在欧洲做文化遗产的经历,给了甄妮答案,“光靠国家的拨款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学习欧洲的先进经验是国家的拨款、基金会的资助、企业和个人资助,把所有力量整合在一起做文物保护,这才是以后的出路。”

  作为副部级单位,故宫博物院有着浓重的官僚机构色彩,在遭遇“建福宫会所”事件之后,这条“出路”走得也许更加慎重,更加步履蹒跚。建福宫注定无法办成私人会所了,但那些低层次的商业尝试,命运又该如何?

  有一次,马未都去故宫,穿过一扇门时,看到了一家小卖部,门口贴了张A4白纸,映照着古老红色的宫墙,纸上有两个黑字—“冷饮”。

  “啪!贴在这儿,多难看啊!”马未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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